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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后，日本陸續增兵中國，并根據形勢變化不斷改變其作戰序列。1937年8月日本組建“上海派遣軍”，同時將原駐華北的中國駐屯軍改編為“華北方面軍”。11月，日本參謀本部為統一指揮上海作戰，又組建“華中方面軍”，將“上海派遣軍”劃歸其管轄。1938年日本大本營為統一指揮華中地區作戰，組建“華中派遣軍”，而撤銷“華中方面軍”和“上海派遣軍”。1939年9月為了鞏固在中國占領區的統治并統一調兵，日本組建“中國派遣軍”，以西尾壽造為總司令，撤銷“華中派遣軍”。岡村寧次為“中國派遣軍”第三任總司令官。

岡村寧次（1884～1966），日本東京人，早年曾來中國參加日俄戰爭。1923年，岡村寧次任參謀本部駐上海武官；1927年任第六聯隊聯隊長，后任參謀本部戰史課課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岡村寧次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后轉任臨時軍事調查委員長。1932年岡村寧次奉命轉赴東北，出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參與炮制《治安警察法》《暫行懲治盜匪法》等。1933年5月，岡村寧次作為日本關東軍代表與中方簽訂《塘沽停戰協定》，為日軍進一步擴大侵略打開通路。1935年岡村寧次轉任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成為日軍大本營的核心決策圈人物。1936年任第二師團師團長，1938年奉命組建第十一軍。1939年4月，岡村寧次僅用七天就占領了南昌。他提出“討蔣愛民”的口號，以分化抗日勢力。1941年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推行“三光”和“無人區”政策。1944年率部參加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8月任第六方面軍司令，攻占桂林、柳州。1944年11月，岡村寧次被任命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想以新的進攻來挽救日軍的頹勢，在美蘇聯合打擊下終遭失敗。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岡村寧次作為中國戰區日本投降代表，簽字投降。此后，國民黨政府委任岡村寧次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工作總聯絡部長，進而向其咨詢，發揮他曾與八路軍作戰的“經驗”，幫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1月被國民黨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離奇地宣判“無罪釋放”，并被送回日本。1950年，岡村寧次還被蔣介石聘為臺灣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高級教官。

岡村寧次的軍事生涯基本都與中國相關，日本侵華戰爭的每一步驟都有他的參與，堪稱“侵華日軍第一人”。

岡村寧次 盧溝橋事件爆發之時，我就想到日本從此將進入多事之秋

我在臨時檢閱松花江沿岸駐軍時，1937年7月9日在通河接到電報報告，得知7日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件。13日回到哈爾濱后，通過各方面的情報和報紙，大體知道了事件的內容。我雖然肯定中央部和軍部的措施（在我所知道的范圍內），但有如下感想：

回想7月14日及22日在日記中所寫的要點并加以綜合，得出如下結論：“在這一事件的背面，蔣介石對第二十九軍這一地方部隊的實力因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興的（這是中國人自古常用的手段），同時，國際共產黨和斯大林對日本在滿洲以外地區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歡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說，這一事件恰如他們所愿。因此，必須萬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決。事件繼續發展雖屬勢不得已，但深陷下去，當為蘇聯所喜。”

此外，7月23日的日記記載，雖然一時陰云消散，似乎出現就地解決的可能性。但還不是徹底處理辦法，估計今后同樣事件將要頻頻發生。我的預言不幸言中，終于發展成為全面戰爭。

我從來反對與中國進行長期戰爭，反對汪精衛工作，也不贊成開始太平洋戰爭。……盧溝橋事件爆發之時，我就想到日本從此將進入多事之秋。（注：我雖然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卻始終在中國戰線，并四次出任軍司令官，這種與友為敵的命運，真使人啼笑皆非。）

從1944年9月第六方面軍司令官轉調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經歷

1944年8月25日，我被免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而充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這種似極平常的人事變動，本無足怪。但其后僅隔三個月，又被轉調他任，對于關系重大的方面軍司令官職務變動如此頻繁，使我感到詫異和不滿。

第一，由當時全軍最大的華北方面軍轉調新編較小的方面軍（即使負有作戰任務），似為左遷，但從接任華北方面軍司令的岡部大將又轉調第六方面軍司令官來看，也可算榮升。

第二，第六方面軍既然如此重要，何以蒞任僅三個月，又調我就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而再令岡部繼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致使華北方面軍司令部隨之陷入僅隔三個月又辦交接的窘境。何以最初不將岡部派到第六方面軍司令部？新編軍作戰艱難固在預料之中，但岡部豈非出色的大將？我在第六方面軍部署繁重作戰任務僅僅三個月，即被調離而將殘局委之岡部而赴南京，心中極不愉快。既對岡部感到內疚，又對大本營抱有強烈反感。人皆賀我榮升，我卻心懷不滿。

第三，第六方面軍的參謀長由宮崎周一少將充任，副參謀長由天野正一少將充任。前者為我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代的作戰課長，后者為作戰主任。配備與我如此投緣的干將（不知有意安排抑或巧合）其用意當然期望此次作戰將能排除萬難，勢必成功，然而，未滿半年，該二人竟亦調往地方。

總之，此事至今我仍困惑不解。在此種情況下，中央當權者即應派遣專人或以密函，向我坦率加以說明（暗示也可），方為統率之道。人事安排雖嚴禁解釋，可避開人事說明的形式，而在慰問言辭中交代一二，以免引起疑惑為好。

1944年8月24日，我于河北省的石家莊巡視下屬部隊，忽接北京司令部電話，報稱收到轉任密令電報。于是立即返回司令部。25日被任命為第六方面軍司令官，隨后，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發來去漢口赴任的指示。

……

9月2日由北京出發，經南京，9月4日抵漢口。為何取道南京，雖已記憶不清，但當時華中西部制空權已基本掌握于敵手，因此，去漢口時一般均沿長江一線前往。

此次為繼第十一軍司令官任內，攻克武漢之后再度進駐漢口。前后兩次環境大變，令人吃驚。以前敵機極為罕見，在漢口、九江之間，往來內地之大型運輸船，常達三四十只，如今連十噸左右的小汽船均被敵美空軍炸光。以前，此地住有數萬日本僑民，店鋪很多，相當豪華；如今，僑民大部歸國，留者寥寥無幾。偕行社尚有一些男女服務人員，照料軍人食宿。甚至我的居處亦有變化，以前位于漢口市內，彼時常從二樓窗口眺望街頭情景；如今改在漢口東郊為樹林環繞的舊軍事設施之內，連個中國人影都見不到。飛行隊青年軍官因頻頻出征，常常有去而不回者，人數逐漸減少。在偕行社食堂每天照料他們的少女，睹此情景，露出凄涼神態，毫無青年朝氣。

到漢口接任后，發現所屬部隊風紀敗壞，中國事變爆發后的殘暴行為屢屢出現，用普通訓示方法制止，恐已無濟于事，乃決定改變形式，印發如下標語式的訓示，以便時刻誦讀：“統集團（第六方面軍代號）司令官五訓：一、貫徹擊美愛民，戒燒、戒奸、戒殺。二、遵守衛生紀律，怠忽衛生而致病，即為不忠。三、行為不檢至為可恥，丟失武器、損傷軍馬亦軍人之恥。四、道義乃無形戰斗力，對友鄰部隊應盡情誼。五、愛護節省裝備彈藥。彈無虛發方為強兵。”“戒燒、戒奸、戒殺”為我在北京即已頒布的標語訓示。

在空戰方面敵人一旦居于優勢，我空路交通暫時受阻，只能于早晚進行短暫飛行。此種情況，本年4月在河南作戰時我已有所體驗。但目前制空權竟已全被敵人掌握，對敵機的猖獗活動幾乎束手無策，我方空路交通處境極為艱難。

第六方面軍司令部設于漢口，為便于指揮桂、柳作戰，決定將戰斗指揮部設于湖南省南岳山中的迎賓館內。從漢口到南岳的路線，應先乘飛機到衡陽，再由衡陽換乘汽車，如無制空顧慮，只需半日即可到達。可惜已失去制空權，此段行程竟需三天時間。飛行只在早晚短暫時間，陸路唯有利用黃昏，窘況由此可見。飛機亦非以前所乘運輸機，而是六人（包括五名隨從）分乘三架偵察機，并由六架戰斗機護送，宛如出征，卻也爽快。

我轉調南京后，去漢口與廣州方面，仍須于早晚短暫時間飛行。

與第二十三軍的聯絡最為不便，直接南下飛往廣州十分危險，因而一般須繞道臺灣迂回前往。9月25日我由漢口出發，有次巡視第二十三軍司令部，即是經由臺灣前往的。

原來新編第六方面軍遠征占領桂林、柳州的目的之一，即因我空軍無能為力，只得利用地面兵力以殲滅分散于江西、湖南、廣西各省的美軍機場。

完成此項殲滅任務后，我即轉調總司令部，因繞道臺灣前往廣州耗時過久，我曾試行先到南昌，然后于早晚較安全時間由南昌直飛廣州，此次試驗竟告成功。正當為此滿意之際，繼任第六方面軍司令官的岡部大將亦沿此航線去廣州，于清晨廣州著陸時遭敵機攻擊而負傷。

……

11月10日，第十一軍占領桂林，該軍一部亦占領柳州。

占領桂林、柳州為第六方面軍新編后的第一作戰目標。大致計劃由第十一軍攻占桂林，由第二十三軍攻占柳州。由于敵軍將由柳州向西退卻，故第十一軍于占領桂林后，應即避開柳州通路而向西南挺進，以逼近其退路為有利。我雖下達如此命令，但第十一軍卻急于攻占柳州，致使逼近其退路的行動不夠積極，違背了我的意圖。此次作戰經過，宮崎周一中將札記中已有評述，故此從略，但回顧過去戰績，僅就日軍之迷戀攻占城市惡習再作一言。

舉凡作戰目標，不外能動的敵軍與不動的土地（城市、山河的要地等），但在中國戰場，城市目標最多，且對鼓舞士氣最為適宜。攻取武漢時，曾有數千瘧疾病號，而在占領武漢后方始發現，在此以前，病號從未接受診斷，一心只想去漢口，強忍病痛繼續戰斗。

以大部隊進攻，絕不能全體進入城市，只能有一小部分部隊占領城市，其他大部分要在城外地區行動，此理盡人皆知，但人人皆愿入城。我以第十一軍司令官身分攻占漢口時，僅以兩大隊步兵占領漢口市區。然而，此乃依靠全軍威力壓倒敵之大軍，方得占領漢口。

但是，城市總有其魅力，而且各條大道最終總要通向城市，盡管軍隊常有穿越遠離城市的曠野進逼敵軍的任務，卻往往為城市所吸引。本年5月在河南作戰中，原作戰計劃要點為首先使坦克兵團按兵不動，待敵軍集中主力迎擊我方猛攻時，再使坦克兵團突然插入敵陣，使敵陷于崩潰，并切斷敵軍退路以殲滅之。但坦克兵團勇猛突破敵陣，完全擊潰敵軍后，其先頭部隊竟為此間唯一城市（名城洛陽）所吸引，結果兵團大部進入洛陽，喪失了切斷敵軍退路的良機。在中國戰場上，各兵團有許多隨軍特派記者，他們用無線電發報機將戰績直接向國內報紙進行報道，大事宜揚“爭先主動”之類的戰果，此種情況亦可能為城市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將自古以來日本武士“爭先立功”的精神發揮于現代戰場之上，可謂功過并存。

……

1944年11月24日蒙賜詔書：“朕委卿以中國派遣軍統帥之任。惟現下戰局實關重大，望卿深察宇內大勢，妥為籌劃，益振軍威，以副朕望。”奉答如下：“蒙賜優渥敕語，拜受統帥中國派遣軍之大任，誠惶誠恐，不勝感激，愿粉身碎骨竭盡死力以奉圣旨。”有生以來首次拜受對我的敕語，感激之至。重下決心，必將把握解決戰局之轉機，奉慰圣懷。

自我就任總司令官直至停戰的八個月期間，最重要事項有二，即進攻四川作戰及開展對重慶工作。日記所載過于簡單，隨感錄的作戰部分又已燒毀，但戰史室編纂主任官（長尾、森松）對于進攻四川作戰問題的回顧，熱心予以贊助，他們綜合大本營有關文件及宮崎周一中將札記等，1964年數次向我詢問，我就記憶所及已做陳述，但因事關重大，愿就此再略述一二。

1944年12月初，蒞任南京聽取各部課長所作情況簡報后，我首次想到，以前雖亦考慮過全軍的情況，但就任總司令官后，考慮問題更須著眼于戰爭全局。南方軍屢經苦戰，前途堪慮。國內情況雖不甚詳，但財政困難當屬無疑。當前，南方軍總兵力約75萬，而我派遣軍則擁有105萬大軍。戰爭重點雖在南方軍方面，但就兵力而言，主力卻在我這方面。以如此重兵僅能維持現狀，心甚不安。如何報效祖國，如何支援陷入苦戰的南方軍，此乃就任總司令官后首先考慮的問題。

出擊四川的構想即出于此種考慮。對于中國軍隊，早在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期，我即抱有堅定的必勝信念，此時看來，對重慶一擊，必將有利于整個戰局。在斷定美軍將在中國東海岸登陸的人看來，進攻四川有危險，且對解決戰局并無裨益。但依我看來，此乃意外之幸事，如對美軍登陸，有所牽制，就可減輕祖國負擔，此種危險，正所歡迎。此種想法，當時雖未過分強調，卻始終未忘懷。1945年7月25日的日記最后有如下一節：“……戰爭愈加激烈，默念戰爭前途，對我派遣軍當無所慮。以我擅長苦戰之派遣軍，若將大部美軍引至大陸，以減輕皇國本土之負擔，實為快事。所慮者唯有帝國全局之未來。”

進攻四川作戰的設想于12月15日提交參謀部，全體參謀同意制訂草案，松井總參謀長、宮崎等三位主任參謀一行于1945年1月2日啟程晉京，呈報大本營。參謀總長、陸軍大臣之基本同意，但僚屬中間反對者甚眾，只同意部分采納。

1月11日松井總參謀長歸來，詳細報告請示結果。1月8日宮崎參謀的電報告知大本營的氣氛，9日我在日記中寫有“與大本營意見頗有分歧”。

分歧點在于，大本營判斷美軍在中國東海岸進行登陸作戰可能性大，我則判斷可能性小，并且認為倘來登陸，反為意外之幸事。如前所述，美機空襲雖極頻繁，但其轟炸目標僅為我軍細小設施，避免破壞其盟國的建筑及踐踏其土地。因此，我認為假若美軍登陸，將從東京灣（即北部灣）一帶我軍未設防地點登陸，經過整備后再向我軍來犯。（據戰后得知：1.美軍毫無在中國大陸登陸的意圖。2.我軍占領桂林、柳州迫近貴州省境時，重慶陣營內曾出現遷都西康省的議論。）總之，從派遣軍本身來看，腹背受敵顯系冒險，而我甘冒此險，斷然進行大牽制作戰，目的即在于減輕本土重負，但很少有人理解我的心意。

日軍侵華期間戰區強奸罪及軍紀風紀見聞

1938年8月18日吉本軍參謀長視察九江對岸小池口一帶，結果如下：駐扎在小池口附近的波田支隊（與第六師團同為南九州兵）的原田大隊風紀敗壞，強奸、擄掠情況屢有發生。有的人在召集附近村長時奪取他們的服裝，這是因為穿起來便于進行強奸。我軍飛機場工程由一位村長承包，因士兵輪奸了該村長的妻子、女兒，致使機場施工一度停頓。有的士兵克扣修機場的民工工資。還有的人在九江，害怕軍司令部的管束，卻跑到小池口去胡作非為。“討蔣愛民”的標語到處張貼，但毫無實效。

于是，我與吉本參謀長協議，將九江全體憲兵派到對岸小池口嚴命逮捕所有罪犯，送交軍法會議處理。另外，又將九江特務機關的主力移駐小池口

，加強安撫工作。

8月23日五十嵐憲兵隊長前來報告，他以平淡口吻講了以下意見：調查小池口上等兵等三名輪奸事件時，得知少女既未極力反抗，也未親自告發，不能構成強奸罪，所以最好不予起訴。在座的軍法務部長也陳述了相同意見。對他們的意見，我嚴厲斥責說：我也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成立，但那是以日本國內為前提制定的法律，對此不能不加深考慮。我們出兵不是號稱“圣戰”嗎？！神武精神是在法律以前就有的。另外，應當理解被害良民在刀槍面前誰敢親自控告？憲兵必須讓被害者都來親自控告，而后嚴懲所有罪犯。

憲兵隊長、法務部長的那些意見，事先曾向吉本軍參謀長講過，也同樣遭到反對。從此，憲兵隊長以軍司令官的嚴厲要求為理由，似乎嚴加取締，但其后各地強奸事件仍頻頻發生，還聽到一些奇怪現象，有不少事例用調解的形式加以處理，而且調解金各地統一為15日元。因此，我痛感必須根本修改陸軍刑法的親自控告罪，設立戰區強奸治罪法。1940年回國時，我曾向阿南陸軍次官提出我的意見，得到堅持正義的阿南的同意，并答應著手修改。

8月23日以后至9月底的見聞如下：

第一，在九江我的宿舍后面，有一片丘陵草地，這里是替換進攻部隊的臨時宿營地，與我的住處相隔三四百米，從室內即可大致看到部隊狀況。從軍、風紀方面來看，各部隊有很大差異。由南九州構成的波田支隊，士兵背囊都留在相距甚遠的鎮江，攜帶的帳篷被當作背袋使用，以致破爛不堪，難以遮擋雨露，因此宿營時以侵占民房為主，在上述土山地露營，無民房可占就和衣露宿。

與此相反，來自北陸地區的第九師團某支隊，自參加上海戰斗以來，轉戰各地，出征時日遠比前者為長，但來到此地便支起修理完好的帳篷露營，營中秩序井然、肅靜，早晨士兵肩負背囊，成四路縱隊威風凜凜的出發，與前者出發時的混亂隊伍成為鮮明對照。

這兩支部隊指揮官采取的措施有何區別，士兵來源地的民情有何差異，雖然尚難立即斷定，但在生死難卜的戰場上，極易產生干部忽視軍紀、重功輕罪的弊端。因此，看到軍紀如此嚴明的軍隊，確屬難能可貴，令人欽佩。

第二，考慮“慰安婦”（即軍妓）問題。昔日的戰爭時代不存在“慰安婦”問題，談起此事，深感內疚，因為我是“慰安婦”計劃的創始人，1932年上海事變時曾發生兩三起強奸案，我作為派遣軍參謀副長效仿當地海軍，請求長崎縣知事招募“慰安婦團”，其后強奸案未再出現，令人感到欣慰。

現在幾乎各兵團都有“慰安婦團”隨行，已形成兵站的一個分隊。像第六師團那樣，雖有“慰安婦團”通行，奸淫罪行仍未絕跡。

據聞北京附近的中國老人回憶，義和團事變時，歐美各國軍隊肆無忌憚的奸淫擄掠，唯獨日本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如今日本兵竟然變成這樣，深為慨嘆。

第三，據憲兵的報告中提到，一位住在蚌埠已嫁中國人的日本中年婦女說，中國兵擄掠而不奸淫，日本兵卻奸淫而不擄掠。二者的是非，唯有求教于天主教會的神父了。

在刑罰條款中，觸犯最多的是對長官的暴行和強奸。從罪犯年歲來看，以33歲居多。

看到上述報告，我想，按說33歲的人，應當是已經受過軍隊教育的兵員，因此，現役時期的軍隊教育也應承擔責任。但是這些士兵離開軍隊以后已在社會上生活多年，所以社會也應負有責任。這究竟是軍隊之罪，還是普通國民之罪？

第四，據來到前線的中村軍務局長說：不少人從戰區向家鄉郵寄拍有殘暴行為的照片，因違反郵政法而予沒收的已達數百件。好奇心竟發展到如此地步。

我經常巡視華北、華中前線，發現從中國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當地的治安情況的好壞（也包括日本兵的風紀）由此總結了如下三點：

第一，絕對見不到姑娘們的蹤影，系恐怕日本兵的佐證，治安不好；

第二，對我們的汽車、卡車感到稀奇而遠遠地從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第三，在上項情況下，走出家門口眺望，中國姑娘神態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來往的街道上，治安良好。

在這次河南作戰時，我照例作了“戒燒、戒淫、戒殺”三戒訓示。4月30日方面軍戰斗指揮所進駐鄭州，看到鄭州的情景真是又驚又喜，經過激烈戰斗占領鄭州后僅僅十天，雖然大商店尚未營業，市場卻早已開始營業，市民往來如梭，也出現了年輕姑娘，看到這番光景，我立刻感覺到第十二軍的軍紀嚴明。

我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常發生強奸暴行事件，對此曾做過種種考慮，當時陸軍刑法規定，強奸案訴訟程序和普通刑法同樣，必須受害人親自告發方予受理，我認為這是根本性錯誤。1940年2月，我返回國內時，曾向阿南陸軍次官建議設戰區強奸罪，正義的阿南次官當即同意修改。其后歷時二年，終于在1942年制定了戰地強奸罪法。

所幸在華北方面軍時期的強奸罪行已比我在第十一軍時顯著減少。我想犯罪減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后備兵極少，大部分都是年輕的現役兵和補充兵。這些犯罪士兵在軍法會議上申訴時，都說離開家鄉以前，復員先輩們教唆過他們在中國戰線強奸的事，結果不由得起了那種念頭。可見最初派往中國戰線的后備兵比起昔日的出征兵是多么缺乏風紀觀念。

我從昔日書籍中得知，日清戰爭、北清事變（指八國聯軍入侵）、日俄戰爭時，我軍官兵軍紀嚴明，有“神兵之稱”。回憶過去，我在日俄戰爭末期，以小分隊參加樺太戰線，任大尉時投入青島戰斗，以及作為關東軍參謀副長和第二師團長開往滿洲等時期，所到之處，軍紀良好，幾與往昔無異。而這次在東京耳聞攻占南京時發生了大的殘暴行為，我認識到，率領這些犯有暴行罪的部隊去攻占武漢，必須極力維持軍、風紀。針對當時情況，我決定發布“討蔣愛民”的訓示標語，說明我軍目的是消滅蔣介石軍隊，而對無辜民眾應以仁愛相待。

抵上海后的一兩天內，聽取先遣的宮崎周一參謀、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杭州特務機關長荻原中佐等有關軍紀的匯報，綜合如下：攻占南京時，確實發生過對數萬市民進行搶掠、強奸等大暴行。第一線部隊借口給養困難而殺戮俘虜。（后來又出現驅使俘虜搬運物資的現象。）上海收容大批俘虜，但其待遇不良。據最近俘虜的敵軍官講：“我們被日軍活捉便遭殺害，退卻又要督戰者槍殺，所以只有頑強抵抗。”

7月15日中午，我在南京開始以第十一軍司令官的身份進行指揮，17日啟程巡視第一線部隊，18日訪問位于潛山的第六師團司令部。該師團長稻葉中將到任不久，是一位公正人士。據他講，師團官兵作戰英勇無比，但忽視搶掠、強奸等非法行為。團結心強，排他性也強，對其他配屬部隊等缺乏關心。通過上述報告，我越發認識到必須嚴格實行愛民方針。

觀察日本官兵的言行，在軍風紀上比過去日俄戰爭，北清事變時下降之處，大體如下：

（一）對上級的服從性下降（表現于犯罪統計、語言態度、敬禮等）。

（二）性道德下降（表現于強奸、隨軍有慰安婦女）。

（三）公共道德更加缺乏（為圖省事，將送往修械所修理的武器棄之路旁；偷盜其他部隊的馬匹成風；侵占送往前方的慰問品等等）。

（四）干部有犯強占、受賄罪者。

（五）有借口處理麻煩而殺害俘虜的野蠻作風。

然而，現在大部分官兵并非現役，一般都是應征后立刻上陣，因此，與其說是軍隊之罪，莫若說是日本國民之罪。事實上，受到刑事犯罪懲罰的大部是應征者。

至于對國家、對家庭、鄉里，以及對戰友的道義，與過去相比幸未下降，尚可差強人意。

有關上述之（三），有以下數例：

（1）如果自己部隊的馬匹不足，就乘黑夜偷盜他隊之馬，這已成為風氣。第二軍司令部軍司令官親王殿下的正副兩匹乘馬，也被盜走，一再搜查仍無下落。就連全軍中軍紀最好的第九師團，在馬回嶺附近轉戰別地時，也帶走第一○〇師團的幾匹馬。更有甚者，竟以武力威脅看馬士兵，強奪他隊馬匹。

（2）偷取小包及補給品的也不少。

（3）通信部隊在建立的每一棵電線桿上都掛著“日本軍用”的牌子，以防被他隊盜走。

以前，在日俄戰爭后不久來日本的美國拉爾德博士，曾在貴族會館演說，盛贊日本國民戰時所發揮的特質，曾舉出以下四點：一、勇氣特別是后方的勇氣高昂；二、對戰爭的細心準備；三、國民全面的節制。四、對敵人的寬容精神。現在我等所從事的戰爭，與舉國一致的日俄戰爭相比，其性質雖略有差異，而發揮國民精神一點，則不應有很大差別，如將今昔情況對比，可以看出以上第1點，還算可以，第2點即有疑問，第3點則是不好，至于第4點則大為下降了。

另外，對上述第（五）項有關對待俘虜的問題，其后有改為讓俘虜隨軍搬運部隊行李或替軟弱的士兵背背囊等傾向。因此，對這一問題還沒有清醒的認識。

我對國民黨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

我到北京就職后，了解到管轄區內沒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但有不少以上將、中將為軍隊司令的國民黨地方軍。這些地方軍大都是各派系的舊軍閥，目前雖接受中央政府的軍餉，對蔣介石卻未必忠誠。只要避免和他們作戰，即可減少犧牲，節省軍力。因此，我要求各軍司令官、兵團長等對國民黨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結果非常奏效。從1942年春開始，這些將領陸續投誠，到1943年秋幾乎全部歸順我軍。……除上述將領統率的正規軍外，投誠的也有地方雜牌軍的小部隊。即使這樣隊伍，在維持治安方面也起到一些作用。

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東省張店，檢閱了該地雜牌軍的投誠部隊，當晚在日本飯館招待各部隊的五六位部隊長并進行了懇談。此時我想起在北滿任第二師團長時，曾費了一年的苦心，最后成功地使管區內的土匪全部歸順。并舉行歸順儀式后，也是在飯館宴請他們的幾位頭目，并進行了懇談。這些將領可以說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倒有相當誠意。他們到北京或在當地初次見到我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請了全部降將：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峰、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胡毓坤、榮子恒等，并進行了懇談，當他們得知不久將發動進攻時，仍表示礙難參加對中央軍作戰，而愿協助維持后方治安，并向我介紹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后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誠的重慶系地方軍的兵力總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

我下令編撰《剿共指南》，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就任華北方面軍時的形勢是，對重慶政府軍的作戰已大致結束，周圍幾乎到處都有共軍活動，另有幾處盤踞著重慶系地方軍。因此，說到作戰，大體上各軍、方面軍直轄兵團對當地共軍都在日夜進行討伐戰（規模大小不等）。1942年5月，我曾去石門的方面軍戰斗指揮所，親自指揮冀中作戰為時8天。1943年秋，又將方面軍作戰指揮所遷到保定，在我親自統帥下，對盤踞在太行山脈的共軍主力進行兩個月的清剿作戰。

共軍的確長于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為此，我命令參謀部編撰一本叫做《剿共指南》的小冊子，列舉了這方面的實例以防遭難，并根據經驗講述討伐共軍的要領。小冊子分發各部隊供作參考。這本書起到了很大作用，甚至對共軍作戰堪稱我等先輩的國民黨軍，停戰后也立即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加以運用。

……

試舉一件受共軍詭計蒙騙的事例：我軍步兵分隊在最邊緣地方布防時，駐守一般是在村莊或要沖等地修筑堡壘，外面圍繞一條深水溝，溝上設置吊橋以便出入，平時將吊橋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溝圍繞地范圍內，并派有崗哨警戒。村莊里的農民大多是純樸善良的人，天長日久自然也就和村民有些來往。有一天一座碉堡上發現由村子那邊過來一隊送葬行列。如此大殯實在少見，當行列走近碉堡旁時，分隊長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橋，武裝不整地走出碉堡，剛剛來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殯人群大亂，許多手槍一起齊射，分隊長等應聲倒斃，隨后沖入碉堡，殘兵均被消滅。

我參與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降手續流程

根據蔣委員長的要求，為進行預備交涉，（1945年）8月20日派遣今井參謀副長等人飛往湖南芷江。今井參謀副長一行，在當地與中國委員就投降手續等問題進行交涉后，于8月23日返回，匯報交涉情況約達二小時。

其主要內容是，在芷江與何應欽及其同意的參謀長以下人員，并美軍參謀長等進行了會談，對待日方的態度比較禮貌并表示了善意。會談指定派遣軍總司令官，為全部遣返中國戰區、臺灣及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地區日本陸、海軍及全體官民及其他善后工作的責任者。特別是命令非經何應欽批準，嚴禁與其他人員交涉及破壞銷毀一切武器、軍需品及各種設施。必須做好完整無缺向國民政府軍移交的準備。

據說中國方面的委員，大部分是日本留學生出身，對我方持有好感。8月27日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所長冷欣中將，到達南京就任。根據他的要求，28日我去鐵道部長公館，同他進行了會談。

冷欣親手把何應欽總司令部的備忘錄交給了我，談話約一小時，并談了二三件其他事項。其中，他強調在任何情況下，也必須確保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島、武漢、廣州、香港等八個大城市。我回答八大城市可能不會發生問題。冷欣中將是完全不了解日本情況的人，在初次見面時表現了勝者對敗者的嚴厲態度。但是，8月31日來訪時，與前次截然不同，態度殷勤，對糧食等問題表示了相當的同情。我也因治安情況不好，請求他轉達何總司令在軍隊遣返時準許攜帶武器直到乘船地點。

8月24日大本營發來命令，指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合并指揮所屬全部官兵及第十方面軍（臺灣）、第三十八軍（北部法屬印度支那）并統轄中國方面艦隊，向蔣介石投降。

8月25日，為了與盟軍方面順利進行停戰交涉，在總司令內組成外交委員。任命今井參謀副長為委員長，尾川、小笠原、橋島、椙山、船木參謀等為委員，清水大尉及其他人員為助手。

停戰后最使我擔心的是怎樣使200萬軍民安全回國的問題。特別在國共矛盾激烈，治安狀況不好地區，如何使深居中國內地軍民安全集中到乘船地區，必須以極大關心妥善安排。為此，參謀部在多次商討后，9月2日向何應欽司令提出如下“有關停戰協定之請示事項”（注：結果大部得到同意，拒絕部分以△符號表示）：

（一）解除武裝：（1）請允許攜帶武器到乘船地區。（2）請允許指揮官攜帶刀劍返回日本。△

（二）回國運輸：請盡量向聯合國多借船只。

（三）糧食：（1）請允許保留日本方面現有糧食，作為停留期間生活之用。（2）至乘船地不足部分，請中國方面給予補充

。

（四）組織領導：到最后為止，運用日軍之領導組織，所有中國方面的要求事項，統由日本方面負責處理。

（五）歸國日僑：（1）由日本方面保護同行。（2）請準予優先乘船。

有關投降手續等，因中國方面連日提出了一些小的抗議、質問和調查等，參謀們晝夜忙于事務，其忙碌程度與進行大作戰的情景無異，對他們高度的責任感，我深為敬佩和感謝。由于中國總司令部的交涉委員（參謀），全部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基本都會日語，在這一點上十分方便。

9月7日，王武參謀來訪今井參謀副長，當詢其9月9日簽字儀式，是采取總司令官攜帶軍刀入場，然后向對方呈交的形式，還是采取不帶刀入場的形式時，小林總參謀長等也參加了協商，對方回答采取不帶刀入場的形式。

9月9日是在投降書上簽字的日期。9時半率領小林總參謀長、今井總參謀副長、小笠原參謀、諫山等十方面軍參謀長、三澤第三十八軍參謀，偕同福田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長官，從我軍總司令部出發，到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軍官學校）少憩。10時在王俊中將、王武參謀的引導下，進入會場。

在投降書上交換簽字，并領到第一號命令，約15分鐘投降書簽字儀式結束，隨即退出。

對方除何應欽總司令外，陳紹寬、顧祝同兩上將，蕭參謀長，海軍將官等也列席，在旁邊列席的還有像似美國軍事顧問團的人員。

以后據中國參謀透露的內部消息說，會場布置，最初中國方面為避免威脅感，擬采取圓桌方式。但由于美軍方面的干涉，才改為長方桌對立方式。另外，還規定投降者必須敬禮。即，一到會場向何應欽總司令官敬一次禮，小林總參謀長向何總司令領取投降書時再一次敬禮，我在投降書上簽字蓋章后，小林總參謀長向何總司令呈交時再一次敬禮，前后共敬禮三次。中國方面對此均不回禮。這恐怕也是出自美軍的建議。但是，在第三次小林總參謀長呈交降書敬禮時，何總司令卻不由得站起來作了答禮。看到我這位老朋友的溫厚品格，不禁想到，畢竟是東方道德！

我面臨投降這一未曾有過而且是意料不到的事實，心中非常不快，但盡量保持不失沉著冷靜。在會場上我不時凝視著何應欽的舉動。由于是向我最親密的中國友人何應欽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日中兩軍迄今已締結過三次停戰協定。第一次是1932年5月5日上海事變結束時的協定；第二次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戰協定；第三次是這次投降簽字。第一次正面出頭交涉的是田代皖一郎軍參謀長，我作為軍參謀副長輔助交涉。而且其后不久，中國政府派遣到上海的陳儀指名與我商談滿洲問題。第二次我作為關東軍代表（當時任該軍參謀副長）在協定書上簽了字。這回第三次，卻陷入了率領120萬大軍（包括臺灣、法屬北部印度支那）簽字投降的命運。想到自己和這三次停戰都有關系，確屬奇緣，使我無限感慨。

10時，在中國南京是9時，中國人喜歡九九九這個數字，這個紀念時日可能是特意選定的。

第一號命令（譯文）如下：

中國戰區中國總司令部命令（軍字第一號中華民國34年9月9日于南京）

一、自本9日午前9時以后，本總司令對歸官所發一切公文，均作為命令或訓令。

二、本9日午前9時以前，由本總司令送交貴官之中字第一號至第二十三號之備忘錄，除另有規定者外，一律認作命令。

三、本9日午前9時，由貴官簽字之投降書及受領的蔣委員長之第一號命令，貴官應以最快之方法轉送中國本部（除東三省）、臺灣（包括澎湖列島）、安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之日本陸海空軍。

四、貴官及屬下中國本部（除東三省）、臺灣（包括澎湖列島）、安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之日本陸海空軍，自本9日午前9時始，全由本總司令領導指揮，不準接受日本政府之任何領導。

五、由本9日始，取消貴官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之名義。由10日始，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總聯絡部長官。

六、由10日始，貴官之總司令部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總聯絡部。

七、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總聯絡部的任務為執行或傳達本司令部的命令，并處理日軍投降后的一切善后事務，不得自行發布任何命令。

八、本部中字第二十號備忘錄所劃分的各地區代表日本投降部隊的司令部，統改為該地區日本官兵善后聯絡部，并一律取消代表投降長官的原有名義，改稱該地區聯絡部長。（略）

根據這一命令，9月9日20時，我下達有關投降命令，要點如下：

（一）余遵率大命，率領在華（滿洲除外），臺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之全部陸軍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第六方面軍司令官、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第六軍司令官、第十三軍司令官及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第三十八軍司令官，應按附表之劃分，指揮所轄地區內一切陸軍部隊（包括非部隊成員）向各地受降主官投降。為此，目前應執行另附降書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的有關事項。

（三）各方面軍司令官在執行上項有關命令時，應與所在地區海軍指揮官密切協作。涉及陸海兩軍有關事項，應負責對海軍部隊的領導，為此，在與受降主官交涉中，應包括有關海軍事項之執行。另外，有關各方面領導下的輔助部隊，應按帝國陸軍部隊辦理。

（四）第十三飛行師團長及第二船舶運輸隊長，其在第六軍及第十三軍管內之部隊，在執行第（二）項規定時（中略），分別受第六軍司令官及第十三軍司令官指揮。

（五）各方面軍司令官在執行本命令時，必須迅速、確切，賞罰分明。

（六）執行本命令時，應根據當地具體情況，書面請示當地受降主官，就地妥善處理。

（七）（以下略）

同日，又以總司令官名義，下達如下訓示：“對中國派遣軍將士之訓示：今奉大命，率我武勛赫赫戰史輝煌之中國派遣軍，不得已投降敵軍。念及我征戰萬里、確信必勝、英勇善戰之將兵，以及皇國之苦難前程，萬感交集，無限悲痛。然圣斷既下，事已至此，全軍將士面臨冷酷事實，宜徹底遵奉圣旨，毋趨極端，含辛茹苦，更加嚴肅軍紀，保持鐵石團結，進退舉措，有條不紊，以顯示我崇高皇軍最后之真姿。異域瘴癘之間，望全軍將士珍重自愛。泣血訓示如上。”

9月10日，何應欽總司令提出會見。當即偕同今井參謀副長、小笠原參謀赴總司令公館。就座后，何應欽迎頭第一句話是：“日本現在已無武裝，我想今后將能實現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為之努力。”我對此感受頗深。

會見中，就我方先前書面申請的有關借用自衛武器、聯絡用飛機、借用通信器材以及糧食、運輸、技術援助、解除武裝、命令系統、處罰問題等，中國方面表明了態度。會談約兩小時辭去。在此會談中，美國方面僅馬庫奇中將一人參加。會談始終在和緩氣氛中進行。

戰爭結束接收中與蔣介石的密切合作

國民政府系統的地方雜牌軍及共軍意欲接收南京及其他各地日軍武器與重要地點等情，已如前述。我方根據“對華處理綱要”，除正式的中央政府系統外，對此等蠢動則斷然拒絕。但因當時中央政府遠在內地重慶，正式的中央軍也多駐在內地，因此中央官員及軍隊到9月以后才來接收，此乃勢不得已。何應欽總司令于9月5日才到南京。在各地負責接收的中國官員及部隊干部，基本上根據蔣介石8月15日廣播演講的方針，對我方態度殷切誠懇。我方也根據前述“對華處理綱要”，認真辦理移交。因此，各地接收大體得以順利進行。

9月某日，為做好接收準備，中國總司令部派某中將到津浦線南部各地視察。該中將對所在地日軍將士作了如下的談話，使我將士大為感動：“日軍并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盡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當時，如此言論到處可聞。可見蔣委員長的對日方針向部下貫徹得相當徹底。

試舉二三實例，說明民間會社及軍隊接收的部分情況。

華北電信電話會社（北京）10月11日被接收。接收人員開始對我方社員作了要點如下的指示：一、中日社員應互相合作進行工作。二、日人應感戴蔣介石主席之溫情，安心堅守崗位。三、今后必須杜絕不法行為。四、日人社員如受華人社員侮辱時應即報告，上級將秉公處理。

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北京）之接收情況也與此相似。南京豐田汽車修理工廠接收后，中國方面接收人員與日人社員同住廠內。日人照舊繼續工作，待遇也未變更。上海具有世界大規模的多數日本紗廠，有數百名日人職員留在工廠三年以上，指導生產經營。總的情況是，一般僑民大部收容在集中營，逐步撤退回國。但接收后工廠及會社的日僑，時間雖長短不同，一般均留在廠內進行技術及經營指導。

有關軍隊之接收，試舉最為和睦之一例如下：“廣州地區第一百二十九師團參謀長石原恕之允大佐札記（要點），9月中旬始判明前來接收的是從緬甸調回的新編第一軍。該軍第一師負責接收我是八團。該第一師師長于10月25日到達淡水之廣九鐵路附近。據報告，其前日，曾有部分中國軍隊開來我守備地區。我守備隊長提出在協定成立前不準進入。對方接受這一抗議，很和氣地撤走了。10月25日，我為協商今后問題，單身拜訪第一師師長。我先向師長祝賀勝利，然后提出，日軍事已至此，將正大光明地將武器移交貴方，并說明已準備完了。該師長一一表示滿意。最后并問我：‘貴官心情如何？’我答稱：‘身為軍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接著，與接收主任謝中校參謀商討有關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問題，該中校極口稱贊在緬甸與之作戰的我第十八師團之勇猛頑強。他敬佩日本陸軍大學之教育并向我請教。會談在和睦氣氛中結束。新編第一軍是蔣介石嫡系美式優良裝備的精銳部隊，在加爾加答受過美式訓練，軍紀嚴明。其年青將校擅長社交，態度明朗，對與日本作戰深以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們黃色人種之團結，乃亞洲當務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鴉片戰爭！’當夜，兩國軍官在當地飯館舉行聯歡會。中國第一師司令部除師長外全體軍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參謀及守備隊長以下全體軍官出席。兩國軍官攜手進入飯館。這一情景使麇集的人山人海的群眾和士兵，投以驚奇的目光。席間，拉起胡琴，中國姑娘唱出了‘我要勝利歸來！勇敢……’軍歌。（中略）夜深始盡歡而散。（下略）”

以戰爭結束為轉機，中國方面特別是上層人物之間掀起加強日中合作之熱潮。各地接收中也到處可見。中國甚至有將日本的高級技術、軍事技術及技術人員等引進中國之意圖，但因美國對此不滿，此風遂被扼止。

10月21日，應何應欽之邀舉行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的氣氛變了，日方只我一人，對方有何應欽、蕭參謀長、鈕少將、王武上校（除蕭氏外均精通日語）。談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閑聊了兩個多小時。席上，何應欽極力高唱中日合作。12月23日晨，突蒙蔣介石委員長召見，遂去總司令部作短時間面談。蔣和藹之情溢于言表。他主要談了以下幾點：一、從何總司令處聽到接收工作順利進行，非常高興。二、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請不要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三、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以上10月21日和12月23日都是在星期日的早晨突然召見，這使我不得不多想了一些。

以上只是好的一面，但綜合12月中旬的各接收工作報告，在基層以檢查為名強索物品或要求接收物品清單以外的東西（此部分均為接收人員吞沒）等不法行為，也有不少。

總之，到本年末的接收情況是，華中、華南均基本結束，但華北的河北省一部分地區，剛剛解除了武裝，至于山東、山西兩省，我軍則尚在以武力維持治安及確保交通。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共軍不斷與我軍交戰，而中央軍遲遲未能到來之故。

附 第六方面軍參謀長宮崎周一分析日軍軍紀松弛內因

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時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養出來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為，特別是軍風紀的渙散，可以說是國民倫理觀念下降和忽視教養的反映。維持嚴明的軍風紀，當然主要依靠部隊本身嚴格切實的指導和監督。但與直接掌握兵員的下級干部的素質，有著重要關系。

日俄戰爭、北清事變時的日本軍隊，從軍者主要是現役兵（當時服役三年），聯、大、中、小隊長幾乎都是在營服役時期的干部。因此，保存了團結、服從以及軍風紀各方面的優良風習。與此相反，在中日事變及以后的大東亞戰爭中，各種軍隊數量急劇增多，伴隨戰爭的長期化，傳統的優良風氣越來越少，新建或改編的部隊，有如摻水的酒，軍隊傳統的優良風氣喪失殆盡。特別是應征的下級干部，除個別人外，有覺悟、信心及知識能力等方面，多數都不夠格。

日俄戰爭不久來日本的美國拉爾德博士曾贊揚日本國民之特質，與中日事變以來的實際情況相對照，岡村司令官和我都有不勝今昔之感，然而，追本溯源，下述重大問題必須深刻反省。日清、日俄之戰，是關系到國家興衰存亡的自衛戰爭。當時全國軍民舉國一致，斗志昂揚，成為強大的精神支柱。但是，滿洲事變特別是中國事變后，隨著國家財政的龐大化，資本主義弊端到處泛濫，黑市盛行，社會上好人受難。在這樣的社會里要想得到優秀的士兵，無異緣木求魚。

偷馬和偷取補給品等非法行為，在軍紀嚴明的部隊中是不可想象的。頻頻發生此等事件，是軍紀渙散的證明。下面所述是在事變中曾以公文通報的嚴重犯罪事例。上海戰爭結束向南京追擊中，某汽車部隊三名低級軍官，奉命收拾遺留在上海郊外的行囊，他們在路上拾到了中國人丟棄的汽車，把汽車賣給了上海的中國商人，然后欺騙兵站司令部，搭乘開往長崎的運輸船回到日本，在佐賀縣的溫泉等地恣意遨游，隨后又要坐開往上海的運輸船返回時，這一嚴重非法的犯罪行為才被發現。

在槍林彈雨中奮戰的第一線部隊所想象不到的非法行為，大多數發生在后方工作的部隊，特別是在干部看不到的地方分散行動的時候。這充分說明兵員本身的覺悟和自我克制的能力是如何重要。由此可見一般國民的教養和社會道德的重要意義。

擅自殺害或虐待俘虜，應視作現代的惡習。日俄戰爭時絕對沒有這種情況。這些問題的發生，可能由于滿洲事變以來對中國人存在蔑視心理，加以認為俘虜可恥，因而產生了蔑視俘虜的情緒。從這些問題來看，值得反省的是，我們多么缺乏寬容和憐憫弱者的仁義教養。這一惡習，后來在菲律賓發展成“死亡進軍”，嚴重損傷了日軍的聲譽。這雖然是由于作戰上的要求及當時各種條件，不得已而產生的現象，但不可否認它超過了應有的限度。

同時，濫用取糧于敵的古代兵法，致使掠奪糧食及其他物資的惡性到處可見，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如前所述，關于愛護武器及其他裝備等問題，雖然平素一再強調教育，但由于激烈的活動和戰爭時間的拖長，應征士兵由于體力不佳、不能克服困難，就亂扔亂放甚至丟掉武器，而且習以為常，也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