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標題：民國文化圈裡面的人兒、事兒、人事兒、事人兒太特麼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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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嘩啦啦……”這是電梯員打開鉸鏈門時發出的聲音。

“先生，屋頂餐廳到了。”

“謝謝。”

就在我們袁大師被他的CoCo拖進電梯的同一時刻。地球另一面的一座電梯之中走出了一位留著三七開發型，氣度文質彬彬的長衫客。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上海開埠之後最早的兩家西式旅館，一家就是匯中飯店的前身中央飯店，還有一家叫做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

中央飯店後來被匯中洋行收購因此改名爲匯中飯店，1906年又從原本的三層英式小樓改建成了一百年後仍然保存完整的6層“大廈”。

這個“大廈”真的不是諷刺，因爲匯中飯店是當時上海最高也是唯一擁有電梯的建築物。日後它是大名鼎鼎的和平飯店的南樓。而北樓要到1929年纔開始動工興建。

長衫客所處之地正是匯中飯店樓頂的餐廳。（筆者注：前些天慕容還特意去了一次，現在改成了露天酒吧。沒錯，我準備抽空把袁大師要去的地方都走一遭。）

他一出電梯，便有侍者迎了上來，問明情由之後就領著他進入了餐廳。

原本坐著的一位帶著眼睛的中年男子站起來，訝然道：“雪帆兄，怎麼就你一個人來了？”

這位“雪帆”名叫陳望道，他生於1891年，籍貫乃是浙江的“小商品市場”。

雖說他在後世名聲不顯，不過他可是第一批馬克思主義小組成員，也是共青團最早的籌建者，《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譯本正是出自此君之手。不過他今年沒有參加一大反而退出了共產黨，日後卻成了民盟副主席。

而此時他正是《新青年》上海分部的總編輯。陳仲甫在1921年年底就去了廣州，把雜誌交給了他。

陳望道苦笑了一下道：“東蓀兄，可不就是我一個人嗎？”

張東蓀以字行，原名萬田，浙江杭州人。此君名氣很大，也不用多介紹了，反正日後就是民盟的秘書長。

他們兩位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還都留學日本，只不過張東蓀是帝國大學，而陳望道是早稻田大學。更關鍵的是，他們都參與了陳仲甫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張東蓀嗤地一笑道：“看來永錫和漢俊還是那麼死心眼啊。”

嗯，永錫和漢俊都姓李，前者單名爲達，湖南零陵人。後者也以字行，湖北潛江人。他們兩位不但是就職於“新青年書社”，也是那個小組的成員，更是……

反正，我們的袁大師一見到這兩位肯定扭頭就走，連手都不揮一下。

只聽老張搖著頭語氣輕蔑地道：“不過就是意見不同罷了，張某人本想找他們當面聊聊。既然不肯來，那就算了。雪帆兄，請坐吧……”

要說狂生，張東蓀確實能算得上是一號。

那麼他們爲什麼會意見不同呢？這牽涉到當時賽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羅素……對了，“福祿泰爾”訪華。

1919年梁啓超訪歐歸國之後和張君勱（徐志摩的大舅子）、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老闆）、張東蓀、蔣百里等人創立了新學會，宗旨是想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之改造，以爲將來新中國的基礎。

新學社刊行的雜誌叫做《解放與改造》，後來精簡爲《改造》。而後世把以梁啓超爲中心的這些啓蒙主義知識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個有預見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們又成立了一個講學社，則是要廣邀世界知名學者來華傳播最新知識，羅素就是他們請來的。

巧的是，胡適，陶行知和蔣夢麟的恩師約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此時也在中國。講學社負擔了一部分杜威訪華的費用。

羅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蘇俄，感覺和他想象的社會主義國家有點區別。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國，剛到倫敦就收到了來自中國的邀請。他立即出發，10月份抵達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幾場演講之後，10月26—27日，羅素應邀到了長沙名人學術講演會上作了《布爾札維克與世界政治》的講演，主要介紹當時世界流行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因吹斯聽的是，天魔傳人就在臺下當聽衆。

此時的羅素因爲蘇俄的經歷對於社會主義抱有一些懷疑也有一些反思，而他由上海到長沙的這段旅途讓他見識到了賽里斯的落後。所以他演講中的觀點是中國應該先搞實業，再搞社會主義爲好。

不得不說，天魔傳人畢竟是天魔傳人，他對此的評價是“理論上說得通，現實裡做不到”。可惜此時的他說話還沒啥分量，只不過湘江一書生罷了。

而隨羅素訪問長沙的張東蓀如奉綸音，立馬寫了一篇《由內地旅行又得之一教訓》。文中認爲“中國的惟一病癥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要改變中國的狀況，惟有“開發實業”，“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並批評社會主義的宣傳是“空談主義”。

此文一發，二李，陳望道還有邵力子等人紛紛發文在《新青年》上加以反駁，最後陳仲甫也加入了進來，一場論戰就此爆發。到了今年四月份纔算消停了一點。

二人落了座，點了菜，稍稍聊了幾句。張東蓀便開口問道：“雪帆兄，鴻漸先生的翻譯稿拿來了嗎？”

陳望道點了點頭，從皮包裡面拿出兩份手稿道：“一部《我的安東尼亞》，一部《嘉莉妹妹》，都是花旗國知名作者的作品。”

他們二人見面不但是爲了吃飯聊天，還是來拿袁燕倏的稿子的。

張東蓀此時不但身任上海《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主編，又兼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主任，還是共學社的負責人之一。

這個共學社和講學社一樣，都是新學會的子團體。共學社以翻譯西方書籍爲主旨，商務印書館就替他們印了一套卷帙甚巨的“共學叢書”。

而另一邊的《新青年》不但被查禁，而且這個時候財務狀況也不是很好，陳仲甫又在廣州要另起爐竈。所以陳代總編收到了袁燕倏的翻譯稿沒辦法處置。

不過他還是很有責任心的，覺得稿子質量非常不錯，就這麼放著實在太可惜，於是就代替袁大師投到了張東蓀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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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寫到賽里斯的時候，慕容不得不“精簡”一下了，否則只要隨便扯扯某人和某人的關係一章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