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案情大致告知他們后，蘇平便直接領著他們奔赴凌陽區案發現場，荀牧則留在支隊中，應付律師與嫌疑人家屬、死者家屬。

律師還好說，雙方家屬都快打起來了，讓人非常頭疼，蘇平應付不了這種局面，至于松哥，更不適合，畢竟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

所以只能由荀牧留下應付著了。

現場距離支隊不近，開車跑了半個鐘才到。

留守的大隊民警和他們打了招呼，撕掉臨時封條，開門把他們請進去。

“血跡不是很多，看樣子宋秀貞的刀傷確實不算重。”蘇平說道：“作案人持刀都無法殺害宋秀貞，反倒被她把刀給打掉了……作案人在搏擊方面應該并不比宋秀貞強多少才對。

可持刀都對付不了宋秀貞，赤手空拳下，他又怎么把人掐死的呢？死者把刀打掉之后，體能也到極限了？”

松哥則在門鎖邊上勘察了一會兒，說：“門沒有被撬過的痕跡，而據詢問死者老公得知，他們在家都是關著門的，且安全防范意識較強，陌生人敲門不會開，推測應該是熟人作案。”

“熟人作案……”蘇平嘖一聲，又左右瞧瞧，沒發現什么線索，畢竟分局刑偵大隊已經勘察過一遍，證物都取回去了。

現場走訪一圈，同樣沒什么收獲。

各線索，依舊都指向阮軒民。

直到收隊，本案都沒有突破。

晚九點，會議室。

荀牧一片疲憊，顯然當事雙方家屬都不好對付，耗費了他不少精力。

掃一眼，他便知道蘇平帶的這隊人，怕是沒什么收獲了，便直接看向凃仲鑫，問道：“老凃，尸體你應該重新檢查過一遍了吧？怎么樣？有什么收獲沒有？”

“算有吧，”凃仲鑫起身說：“宋秀貞生產過，順產，但尸檢發現，除了作案人動作粗暴，以及受害者已死導致消失外，也是重要原因。”

祁淵張了張嘴。

這倒是一條線索，問題是，具備確切作案嫌疑，具備一定的客觀證據的情況下還好說，否則怎么查？直接讓被懷疑目標脫褲子么？

不過見荀牧等人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他便沒開口。

沉默了一小會兒后，荀牧才繼續問：“除此之外呢？還有嗎？”

“死者后腦有一處撞傷，不過并不嚴重，顱內腦組織未見明顯損傷，顱骨也沒事兒。”凃仲鑫說：“結合現場照片判斷，應該是與作案人推搡中不慎摔跌，后腦撞到了茶幾。

之后，作案人立馬抓住機會，騎在死者身上，將其掐死，之后迅速奸尸，逃離現場。

另外，受害者身上的銳器傷都相對淺表，兇器為一柄單刃水果刀，不算鋒利，推測作案人的力量應該也不大，而且，通過銳器攻擊方向判斷身高，作案人應該要比死者矮，在一米五五到一米六之間，與阮軒民的身高并不相符。

至于地上的鞋印、血鞋印，我推測要么作案人的腳異常的大，要么就是故意穿了大幾碼的鞋。”

“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柴寧寧接話說：“我們對現場的足跡做過步態分析，發現作案人的步態相當別扭，重心落點也異于尋常情況，推測為鞋子不合腳導致的。

另外，我們通過靜電膜采樣法，提取了現場所有足跡，發現有一組，不論鞋長還是花紋樣式、磨損程度，都與阮軒民被捕當天穿著的皮鞋一致，證明了他近期確實進入過現場。

但血足跡，雖然鞋長與阮軒民一致，但花紋樣式卻截然不同，磨損程度也并不對等，我又把阮軒民家里所有的鞋都去了過來一一對比，沒有能與之對應的。

這就引申出兩種可能，要么，先前大隊同事得出的‘作案人一人’的判斷錯誤，阮軒民為作案人之一，參與了兇殺；要么，阮軒民在兇手離開后進入其中，干了些收尾的工作，刻意留下了自己的痕跡，以此冒名頂罪。”

“噢？”荀牧問道：“你認為哪種可能性大些？”

“后者，”柴寧寧不假思索道：“通過現場痕跡判斷，僅有一人在于死者搏斗，總不能另一名作案人始終在看戲吧？所以我認為，后者可能性相對大很多。”

“冒名頂替啊。”荀牧十指交叉：“而且，元兇長得不高，力量也不大么。”

柴寧寧嘴角一抽，坐了回去。

凃仲鑫又說：“另外，我也給嫌疑人重新做過鑒定，沒問題，嫌疑人確實完全喪失了，并進行過再造術，他沒可能侵犯死者的。”

“明白了。”荀牧頷首：“那么，接下來的偵查重點，就是盯好他及他家屬名下各個金融賬戶、銀行卡的余額及流水了，另外，他家里也仔細搜搜。

如果他是因經濟原因而替他人頂罪的話，元兇肯定得付錢，要么轉賬，要么付現。倘若元兇選擇賴賬，阮軒民也不可能傻到繼續給他頂罪。

畢竟承認冒名頂替的罪責，可比殺人、奸尸來的輕得多，只要他不蠢，應該知道該怎么選。”

松哥補充道：“另一方面，阮軒民的人際關系方面，也必須查清楚。

同時，阮軒民還是個傳統且迂腐的男人，‘傳宗接代’的觀念很強，大隊同事調查得知，他和弟弟關系也不錯，倘若犯罪人是他幺弟，他考慮到自身情況，再考慮到他弟依舊是光棍，未必不會跳出來，替自己弟弟頂罪。”

頓了頓，他又皺起眉，說：“最大的問題是，他幺弟……也不在余橋，在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