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個村莊是如此的貧窮，但是再接下來，在檢查村莊旁邊的廢棄小神廟之時，楊教授卻驚訝地在倉庫里發現了為數不少的亞麻布、面粉、麥子和果脯，都是本村神官歷年搜刮而來，年復一年囤積居奇的。在這位神官因戰亂而被殺之后，金銀細軟固然是被搶劫一空，倉庫里的粗笨物資則全都成了無主之物。
神廟倉庫里的這批東西，原本應該可以幫助斷糧的村民解燃眉之急，可惜由于存放不善，再加上村莊前不久剛剛決堤過一次，整座神廟都泡了水，囤積著的布匹已經霉斑點點，面粉、麥子和果脯更是全都發霉變質。村里之前有人忍不住餓，吃了神廟里被丟棄的霉變麥子，竟然活活毒死了……
饒是楊教授再怎么好脾氣，看到這么多發霉的糧食，也禁不住破口大罵：一邊是全村百姓餓著肚子形銷骨立，一邊是糧食囤積如山任其霉爛……這到底是何等殘酷的世道啊？！
這一天的夜里，楊教授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抽時間查閱的歷史資料，寫了一篇《下埃及社會狀況調查報告》供眾人參考。但是，王秋在次日讀過這篇大作之后，卻是一臉的震驚和不可思議。
“……土地國有，農村公社，還有算工分？楊教授，你寫的是古埃及鄉村還是計劃經濟年代的中-國？”
——呃，雖然很多現代人會感到難以置信，但古埃及人確實是執行了三千年的土地公有和計劃經濟制度。像我國古代常見的地主和自耕農，在古埃及根本就沒有！全國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神廟集團的手中，小部分掌握在法老和貴族手里。使得全國成為一個高度公有制，或者說“高度國有化”的社會。
在這個體系中，神廟相當于我國計劃經濟年代的國企和人民公社，祭司相當于“體制內”的官僚集團，貴族相當于軍隊的各級將校，法老的職務近似于“軍委主席兼國家主席（前者才是本職）”，有時候還能擁有大法官的權力。而普通的勞動者，則是人民公社里的農民和國企的工人，而且世代不能改變職業，不能自由遷徙，只能父死子繼地在同一塊地方從事同一種職業，類似于俄國的農奴制度或印度的種姓制度。
埃及人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有著現實的考慮——首先，古代埃及農業的特點，就是依靠尼羅河的泛濫，在泛濫后要加高堤壩，蓄洪，然后泄洪，保持蓄水池的水位……這些工程的組織工作非常復雜，需要有嚴密的組織和領導，小戶人家自己實在是干不了。其次，尼羅河每年都會泛濫、沿河耕地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沒一遍，等到洪水退卻之后，地標田埂什么的早就被沖沒了。如果搞土地私有的話，光是如何確認地界就得年年打官司，或者年年玩群毆。更別提尼羅河每年的水位高度都不一樣，今年還能種的上好水田，明年說不定就被淹沒到水底了，接著在后年又露了出來……像這樣隨時在變化的耕地，又該怎么搞私有制呢？
所以，在現實狀況的逼迫之下，埃及人不得不團結協作，不是一家一戶耕耘自己的一小塊地——耕地的面積和位置每年都在變動，根本沒法搞個體戶——而是以村莊為單位進行集體耕作，然后共同分配勞動產品。但這樣的集體農業顯然需要有人組織和領導，出現了矛盾也需要有人來裁決和評判，于是擅長忽悠的神廟祭司光榮上任，成了世襲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長”！他們向上承擔著繳納公糧的義務，向下把持著給農夫算工分，給農戶家庭分配農產品，還有跟外地商隊交易的大權，可以說是每個村莊的土霸王。
不過，古埃及的祭司們，可沒有現代共-產-黨-員那么大公無私的奉獻精神和崇高理想，而是很喜歡打著神的名義享受信徒的供奉。同時巧妙低使用宗教來麻醉埃及人的抵抗情緒，把殘酷僵化的種姓奴役制度長期保持下去——對古埃及人來說，死亡只是生命的中斷，而不是結束。人在死后并不就此消失，會進入另一個比今生更為美好的永恒世界。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轉世，在今生忍受的一切苦難都是值得的……
因此，嚴格來說，近現代世界上最接近于古埃及的社會，實際上還不是計劃經濟年代的中-國，而是應該要數解放前的舊西-藏。埃及宗教是古埃及傳統文化的主體。正如喇嘛教是藏地傳統文化的主體一樣。藏地的喇嘛活佛農奴主們具體代表了什么樣的高尚品德，古埃及祭司就是什么樣的道德楷模。藏傳佛教是怎么阻礙西-藏社會進步的，埃及祭司集團在歷史上就怎么把古埃及文明帶進深淵里。
從宏觀上看，埃及主要的社會生產幾乎全部歸屬神廟控制，祭司集團掌握著幾乎整個埃及的人力物力，法老則是依靠自己掌握的軍隊，跟祭司集團保持平衡。這樣一來，當法老能征善戰，軍力強盛的時候，對神廟的控制還比較有效。一旦法老的戰爭能力減弱，王權和神權的天秤，就會向神廟國企的神權傾斜了。更要命的是，古埃及法老政府的官員選拔，也都被神廟祭司控制——因為政府官員不能不懂得文字，而象形文字的語法和傳授都被神廟祭司嚴密控制，法老想要統治國家，就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神廟祭司。
面對如此勢力龐大而又無孔不入的祭司集團，古埃及法老之所以還能勉強保持自己的權力，而不是讓埃及變成跟舊西-藏那樣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主要是因為埃及的神明太多了，總數多達兩千以上，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神明（底比斯是阿蒙神，孟菲斯是普塔神，下埃及一些鄉村是貓神），侍奉它們的祭司集團自然也是一盤散沙。崇拜不同神明的神廟之間通常沒有隸屬關系，反倒是有著嚴重的競爭關系，始終無法跟藏傳佛教和歐洲基督教那樣，形成一個合力跟王權開戰。法老則可以從中挑撥離間，隨時捧起一個神廟打壓另一個神廟，同時讓王室成員擔任大祭司，以此來防止祭司集團膨脹失控。例如大名鼎鼎的圖坦卡蒙法老就曾經干過一陣子的大祭司，等到前任法老埃赫那頓去世后才接任法老的職位。
但這種搞法也是有很多后遺癥的，比如圖坦卡蒙法老的前任埃赫那頓法老，為了打擊首都底比斯地區勢力強大，幾乎架空了王權的阿蒙神廟，曾經進行過一次宗教改革。他先是把首都遷移到別處，避開阿蒙神廟在底比斯的“主場優勢”，然后樹立日輪神阿吞為主神，罷黜其它寺廟，以削弱宗教勢力。可是等到圖坦卡蒙即位后，由于頂不住阿蒙神廟祭司的巨大壓力，又重新樹立阿蒙神，恢復寺廟……這么折騰來折騰去，古埃及的神靈隊伍迅速惡性膨脹，而按照古埃及的習慣，但凡是個神仙就需要蓋一座神廟設置祭司，以便于供奉香火、祈求神諭……搞到最后，古埃及這多如牛毛的神仙隊伍，簡直都要把國民經濟都給活活拖垮了！正如同西-藏和蒙古的無數喇嘛寺，把這兩個曾經彪悍無比的戰爭民族給搞成了腎虛一樣。
在希臘人的托勒密王朝建立之后，同樣的問題也擺在了托勒密王室的面前——不能得到埃及祭司團的承認和支持，就根本無法統治埃及。給埃及祭司團賦予全權，就又有被架空成傀儡的危險。
而托勒密王朝采取的辦法一方面就是摻沙子，竭力從世界各地遷移其它民族定居埃及，改變埃及的人口結構。兩百多年下來，至少下埃及地區的民族成分已經被搞成了一塊調色盤，從猶太人到高加索人，差不多什么民族的人都有，而這些外國移民都是不信埃及神明的；另一方面則是千方百計地剝奪神廟的土地，盡可能地收歸國有——托勒密家族不信埃及諸神，所以對于祭司的憤怒詛咒完全沒有壓力——同時撥出部分款子修建豪華神廟，作為對僧侶祭司的安撫。
但問題是，就算把土地收歸國有，因為湊不出那么多熟悉埃及鄉村的基層官員，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移民稀少的上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還是只能靠祭司集團來管理和征稅。
隨著托勒密王朝的衰微，原本飽受打壓的埃及祭司勢力再一次惡性膨脹，不僅拖欠稅款、中飽私囊，很多地方的神廟祭司還搖身一變成了起義軍首領，割據一方稱霸，讓托勒密王朝愈發風雨飄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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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看來，從微觀結構上看，埃及的社會結構有些類似于計劃經濟年代的中-國，但更像是解放前的農奴制舊西-藏。從宏觀結構上講，則類似于藩鎮割據的我國晚唐……呃，考慮到如今統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乃是外來異族殖民政權，似乎更像是土邦林立、種姓制度千年不變的英屬印度殖民地？”
仔細閱讀了楊教授寫的《下埃及社會狀況調查報告》，又結合在孟菲斯城神廟里觀察到的實際情況，王秋一邊伸手敲擊著桌面鋪開的一張古埃及地區，一邊不由得如此嘀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