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李淵下詔大赦天下,并言明:“兇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黨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務,一切交予秦王處置!”
當許子陵聽到這個詔令的時刻,許子陵知道,貞觀時期要到了,大唐輝煌的開篇將要有此開始!
六月初五,馮立和謝叔方主動投靠李世民,他們不是岳飛,他們只是一介武人,該做的已經做好了,既然秦王已經既往不咎,那么自己絕不能不識時務,不然這一身的抱負將何處實現?
同日,李世民派遣許子陵,前去游說薛萬徹,雖然許子陵和薛萬徹在玄武門之變之中有過短暫的爭執,但是許子陵的一席話,讓薛萬徹很快的投奔了秦王。
薛萬徹是一介武將,并不想一輩子落草為寇,不然自己這一生的抱負如何實現?許子陵正是抓住了薛萬徹的心理,很快的便把薛萬徹帶回了朝廷。
李世民對其人加以很大的褒獎:“爾等忠于自己的主人,實乃義士也!”
六月七日,李淵正是宣告天下:冊封李世民為太子,即日起,軍事、政治等一切大小事務由太子裁決。
李世民成功了,一個無論從和方面看都是劣勢的李世民,憑借著自己無與倫比的智慧、膽識和魄力,成功的扭轉乾坤,并且以高明的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剪出了政亂之后可能產生的所有動蕩,順利的坐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儲君之位。
請銘記六月四日這一天,日后李世民締造的那一座輝映千古的貞觀盛世的基石,便是這一座座荒草萋萋的墳冢。墓碑上刻著鮮紅的三個字——玄武門!
第一卷結束了,心理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痛,不知是為了李世民還是為了李建成,總想仔細的分析分析玄武門之變。
據《貞觀政要》卷七,文史,記載。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
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史官所記載的東西,明面上是不允許皇帝觀看的,但是李世民不然。
李世民以“觀所為得失,以自為戒”的理由,要求觀看史書,理由很冠冕堂皇,但是李世民絕不會閑著蛋疼,無緣無故的要去冒著被百官狂噴的危險,要求去干一件大家都不允許干的事!
李世民這么做的目的,無疑是想看看,關于玄武門之變,史官到底怎么記載的!
但是褚遂良顯然沒有同意李世民的要求,拒絕了李世民!
這一次雖然失敗了,但是李世民卻仍舊沒有放棄。
直到貞觀十四年,李世民終于如愿以償,在自己絕對權力下,看完了史書上所有的記載,原始記載已經無從得知,但是有一樣東西,卻可以幫助我們還原一下玄武門之變的另一個疑點,關于李淵!
這個東西便是——邏輯!
前面寫到,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天,李世民帶著秦王府和許子陵等人在玄武門內一舉干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另一邊,李淵帶著裴寂、蕭禹、陳叔達等人泛舟在人工海池上。
這都是正史上記載的,然而,李淵真的如史書寫的那樣,和幾個大臣悠閑自得的泛舟海池之上?身邊在弄兩個小妞,搞點冰鎮美酒葡萄,等著幾個兒子過來?
李淵能開辟李唐,并且治理大唐八、九年,絕不是什么平庸之輩,玄武門本就離海池不遠,加上宮中這么多的侍衛宮女,難不成李淵會真的不知道玄武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再說,李淵今日本就有正事,又怎么可能突然心生雅致,在海池邊游玩?海池和玄武門離得這么近,那邊已經人喊馬嘶雞飛狗跳,這幫帝國的大佬會渾然不知?如果李淵真的這樣,那別談什么反隋成功、建造李唐了。估計剛喊謀反就被楊隋干掉了!
倘若真的如此,聽到風聲的李淵,難道還會悠然的泛舟海池?除非他腦子有問題,就是想讓你兄幾個干起來,老子邊喝酒便看戲。
顯然李淵不傻,絕不會干這種事,李淵唯一可能做的就是,第一,立刻撤離海池,進入太極宮,刀出鞘,箭上弦,立刻進入戰備狀態。第二,火速下詔,派兵前往玄武門。第三,把各個謀反首腦一股腦抓起來,聽候裁決。
如果李淵真的這么做了,那么李世民還能兵變成功?恐怕到時候面臨的是宮內禁兵一邊到的屠殺李世民的府兵。
但是事情卻沒有發生,這是為什么?為什么太極宮內所有的侍衛,宮女沒有去向李淵稟報玄武門的情況?
唯一的解釋就是,李世民已經控制了太極宮。
所以,史書上的東西,通過這么一推算,大致的已經了解,這一場兵變,實際上,李世民的計劃并不僅僅考慮到太子和李元吉所在的玄武門,另一方面,李世民定然也已經派兵控制了太極宮。
前面是李世民無法掩蓋的,但是第二戰場,也就是太極宮內,李世民卻可以通過史書抹掉!
很顯然,李世民不會笨到去控制整個太極宮內的宦官、侍衛,這對于一個本身兵力就不多的秦王府,很難到達!要控制的只有一個人!李淵!
既然兩線同時作戰,那么其實太極宮內的戰場換句話說,并不比玄武門簡單。
既然李世民已經做到了這一步,李世民肯定已經做好了假設李淵不屈服的打算,那就是,殺!
所以,玄武門之變,讓李世民真正難以抉擇的可能并不是玄武門內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是李淵!
在古代,一個恪守“忠孝之道”為人生準則的社會,還有什么比弒父弒君,更加罪大惡極的事?還有什么比內心道德折磨和外界輿論壓力更難以承受?
也許可能正因此,所以李世民極力的想抹掉這一切!
不管怎么樣,歷史欠李建成和李淵一個說法,一個讓偉大英明的繼承者和帝國建造者應該具有歷史光芒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