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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說的很委婉，給他八個膽子，他也不敢當面跟朱敬倫發火，他跟侯進不一樣，侯進喜歡人前人后表現他跟朱敬倫的關系，說倆人是兄弟云云，當面有時候也跟直呼其名，但是他給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就是一個謀臣，他爭取能做好一個軍師，比如諸葛亮和劉伯溫那樣的謀士就很好。

朱敬倫聽完方山的說法后，告訴他：“調土客團勇到廣州，主要是因為廣州兵力空虛，八旗兵分散在高雷陽和惠潮嘉兩道，威脅還不算大。但是南韶連道的鄉勇現在被打散了，潰兵已經有流散進廣州府的，這是一個大麻煩。如果不能立刻將他們收攏起來，遲早不是落草為寇就是叛亂。所以你們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四處清剿這些流寇，不能讓這些人打家劫舍，為禍一方。”

方山一聽是有任務，心里好受了很多，但依然有些失落，好像他兩年來的努力，只能用于干這種事，不能上戰場他苦心招募的這些團勇有什么意義？

“可是大人，肇慶哪里才是重中之重，我聽說戰事不順！”

朱敬倫搖搖頭：“相比攻城略地，后方的安定才是重中之重，我們最近新招募了5千多縣吏，剛剛派駐各縣，他們的政務還不熟悉，依然需要進行培養和訓練，我們需要時間，要是這時候地方上亂了，打再多的勝仗也沒意義。所以讓你回來，就是干這個的，至少在今年我不想看到廣州府地方上有任何亂象，否則拿你是問！”

朱敬倫的意思很明確，這是給方山委以重任，他心里好受多了，盡管他更相信這是朱敬倫在安慰他，但能讓上司安慰，不也說明上司的重用，可同時他心里有深深的危機感，兩年多沒在朱敬倫身邊，倆人的關系可能真的疏遠了，否則何至于需要安慰他，直接下命令就完了。

他覺得他畢竟不是侯進那種跟朱敬倫一起打過仗的生死兄弟，要想得到重用，怕是只能不斷的立功，那么這個任務他就真的不能弄砸了，馬上行動起來，召集手下的軍官，要他們輪換出擊，到各鄉清鄉，一個散兵游勇都不能放過，能招降就招降，不能招降就消滅。

說不重視攻城略地是假的，肇慶大戰已經進行到了第十天，讓朱敬倫意外的是，水陸兩路竟然都沒有取得什么實質上的進展。

湘軍在龜頂山和大鼎山上假設了幾百門千斤大炮，他們的大炮雖然不夠先進，但是他們占據著地利，牢牢封鎖了這一點江峽，控制了這一地，湘軍就控制了西江上游，他們的物資補給和人員都能從廣西源源不斷的輸送到廣東來。

朱敬倫知道湘軍很強，但覺得他們不過就是冷兵器時代的軍隊罷了，再強還能抹平時代的差距，因此他做好了苦戰的準備，但沒想到會這么苦，損兵折將已經過千，湘軍損失不清楚，但估計會更大。

一場戰事中付出上千士兵的代價，這是朱敬倫在之前作戰中還沒有遇到過的，無論是剿匪還是平息土客械斗，他都沒有付出這么大的損失，可現在僅僅是為了攻打湘軍把守的兩座要塞，短短十天就損失了上千人，讓他如何不震驚。

但他忍住不去干涉前線軍官的指揮，越是干涉，恐怕越起到反效果，在戰場上打仗的是他們，死人的是他們，坐鎮后防就不要添亂了。

但戰報他是要看的。

此時大鼎峽兩岸的山上，都有一座寺廟建筑，龜頂山上的是一座道觀，叫做元貞觀，與江對面的大鼎廟隔江相望，此時兩座寺院都被湘軍征集作為了軍事要塞，不但假設了大炮，還在外面挖掘了許多壕溝，筑起了土寨。

新安軍從北岸攻打龜頂山，五坑軍從南岸攻打大鼎山，兩路都受到了湘軍的頑強阻擊，對方的作戰意志非常頑強，幾乎沒有逃跑的，要么戰斗到最后一人，要么在軍官的帶領下有秩序的撤退。

光憑這一點，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就能傲世中國其他軍隊，湘軍的成功也不是僥幸。

文鳶站在龜頂山下，沖鋒的士兵又一次退了回來，他帶著十幾個軍法官站在這里，豎著他們的大旗，上書“第一”字樣，他們是新安軍第一旅，文鳶覺得這個編號就是給他們的排序，他們就是第一，別的旅并不認同，但他還是掏錢做了這面旗幟。

士兵們逃回來，卻在大旗前停住，然后慢慢整隊，再次回復組織。

看到大旗他們就踏實了，看到大旗他們也冷靜了，因為過旗者斬！

后世有人描繪過湘軍，說曾國藩就是這樣，樹立一面大旗，前面劃一條線，過線者斬，所以湘軍才死戰不退。

這就是扯淡了，曾國藩沒有這種習慣，他倒是有殺人的狠心，但他沒有殺人的必要。

曾國藩的湘軍也打敗仗，也有逃跑的時候，曾國藩本人也不太會騎馬，更沒有這種武將作風，打仗的時候，他很少親臨前線，他很少給部隊什么指示，因為他不怎么會打仗，曾國藩不太會用兵，但曾國藩會用將。

他用將的方法帶有濃厚的中國式智慧，他不干涉軍官的指揮，他最多下達一些目標。

打了敗仗的軍隊是要處罰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繼光的軍規，如果士兵跑了，軍官沒跑，戰后砍士兵的腦袋，如果軍官跑了，士兵沒跑，就砍軍官的腦袋，如果士兵和軍官都跑了，還是砍軍官的腦袋。

如果一只軍隊已經盡力了，營官死在戰場上，士兵沒有把他救下來，這支部隊整體都要受到懲罰，不管這只軍隊的士兵訓練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如果一只軍隊打贏了，那就給軍官錢，讓他在回去招兵，湘軍就是這樣滾雪球一樣滾起來的，而且都是勝利的雪球，因為所有軍官全都只有勝利經驗，沒有失敗經驗，因此這是一直習慣了勝利再勝利的軍隊。

這種只留勝利者的做法，充滿了一種智慧，未必附和軍事常識，但很有效果。

這意味著他的敵人面對的，是一只要么沒有打過仗，要么就是沒有打過敗仗的軍隊。

久攻不下，戰后開始開會，軍官們第一次爆發了矛盾，都認為別人打仗沒有盡力，互相推諉，互相責難，湘軍是子弟兵，他們也是子弟兵，都是從一個縣、一個鄉，甚至一個村出來的，此時卻吵得跟仇人一樣。

參謀人員根據戰斗的情況，認為兵力還是不足，他們提出增援的建議，被一個個年輕氣盛的軍官給否定了，他們覺得丟不起這個人，他們也是一只沒有打過敗仗的軍隊。

侯進跟黑狗也吵的不可開交，作為主將，他們當然不是因為推諉責任而爭吵，他們在給各自的部隊爭取利益，都想爭取到炮兵的絕對支持，倆人都覺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都認為他們應該得到優先支持。

官司打到了朱敬倫這里，這一次他知道，不干涉是不行了，因為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第一是前線沒有設立一個統一的主將，無法協調指揮，之前他沒覺得這有什么問題，防止部下權力過重，也是很必要的，他之前讓兩只部隊互不統屬，但給他們分派了獨立的任務，認為應該能夠相安無事。

可是順利的時候，他們可以相安無事，甚至形成良性競爭，但遇到了問題之后，就開始互相諉過，都認為己方取得的戰果更多，推進更深，更需要支援，都認為對方打的不好，沒有完成既定的目標。

果然是統一的組織在平淡中腐朽，而分裂的組織在壓力下崩潰啊。

朱敬倫緊急安排了一下公務，覺得自己有必要親到前線去坐鎮。

將陳芝廷從惠州召了回來，給各縣發去鈞令，告訴各地，現在由陳芝廷暫代廣東政務，直到他們接到新的鈞令為止。

陳芝廷離開了潮州，他可是惠潮嘉道的道臺，惠潮嘉道靠近福健和江西，可不能缺人，調廣州知府張敬修去惠潮嘉道任道臺。

朱敬倫手里的老官僚數量還是太少，這兩年才有一些人才冒了出來，比如東莞縣的張敬修算一個。

張敬修是兩年前廣州府十四縣縣令掛印的時候，被朱敬倫請來做官的，因為張家是東莞巨富，鼎鼎大名的廣東四大名園之一的可園就是張敬修修建的。

他做東莞縣令之前，本身也有一定的經驗，曾經捐了同知的官銜，然后組織團練，天地會起義的時候他打過仗，英法聯軍來的時候他也打過仗，后來太平軍到了潮州他還打過仗，朱敬倫任命他之前，他在江西當官，讓他哥哥一封信給招了回來。

在清廷和廣東之間，他選擇了家鄉，或者說在文武之間，他選擇了文官。在朱敬倫招他之前，他在江西做按察使，這是相當高的品級了，但實際上依然是帶兵，曾國藩給皇帝保舉說他是一員優秀的水軍將領。

朱敬倫給了他一個縣官當，他當的也不錯，張家在東莞是豪富，是鄉紳，是當地望族，因此他的官當的不算難，當了兩年，調他做了廣州府知府。

朱敬倫甚至考慮過讓他去肇慶總攬全局的，但考慮到他跟曾國藩的關系，他放棄了。自己親自去肇慶，調陳芝廷回廣州，然后讓張敬修去惠州，升他為惠潮嘉道道臺，總攬惠潮嘉道總不會出問題。

除了張敬修，還有新會的羅天池，此人曾經在貴州做過道臺，算是一個老官僚，投靠朱敬倫也比較早，盡管沒有什么出色的政績，但能籠絡住人就行了，現在也已經升任高雷陽道道臺了。

過去廣東的高級官員，基本上都跑去了南韶連道，他們在朱敬倫和清廷之間，選擇了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