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西方各國尋找資助建設工廠的小諾貝爾欣然同意，親自趕到大明來監督工廠施工，他發現難度很大，因為大明沒有基礎的化學工業配套，他不得不引入一整套的原材料工廠，這大大增加了成本，但是大明皇帝的保證，甚至給予的貸款，尤其是大明皇帝表示愿意做他的合伙人，這最大程度的堅定了經營理念比他老子強得多的小諾貝爾的信心。

諾貝爾用最快的速度，就利用他爹在赤灣村的工廠，馬上建設了一條硝化甘油生產線，一邊在大明境內尋找另一個必須的原料硅藻土，一邊從硅藻土資源豐富的德國大批量進口，終于趕在鐵路施工之前，建成了第一條達納火藥生產線。

最終在三年內，諾貝爾火藥應用到了大明的所有軍火之中。

這是后話了。

廣九鐵路的建設速度，最后讓英國人很驚訝。

68年年底的時候，中國工人用了半年時間，不但完成了路基的建設，而且鋪設完了多數枕木，英國生產的鐵軌和構件一到，他們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鋪軌，要知道這些工人絕大多數可都沒見過鐵路，真正有鐵路修建經驗的，是一大批從美國回來的包工頭，結果他們用時八個月就完成了平地施工和鋪軌的工作，比英國人預料的快了四個月，英國人認為，這八個月時間中，至少有一個月，還得算作中國工人的學習時間。

隧道工程則在69年農歷新年前全部貫通，放了十五天的長假后，年后一個月，所有隧道的鋪軌工作完工。

最慢的還是橋梁，大批鋼鐵結構的橋梁，這就不是中國工人短期能夠學會的，為了修建這些橋梁，雇傭了大量英國工程師不說，兵工廠出動了2000技術能力合格的工人配合，英國人負責設計和檢查，這些技術工人則負責關鍵工序的施工，以及指揮普通工人工作。

花費了大量的力氣，才在69年5月完工，耗時11個月，距離朱敬倫要求的一年時間，已經接近了。

當然最大的問題，還不是技術問題，主要還是社會問題。

鐵路公司要在兩處墳地上動工，這完全挑戰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尤其是長著金發碧眼，被中國鄉下老百姓稱作鬼夷的英國工程師進入農民的墳地，簡直要讓子孫們發瘋了。

這兩處墳地都是當地大家族的墓地，當時海關出多少錢，他們都不肯賣，主要原因不是他們保守的問題，別人能遷墳他們不是不能遷，主要問題是這兩處墳地的風水太好了，至少兩大家族是這么認為的，所以堅持不肯遷墳。

官府接受了他們不遷墳的態度，橋梁從他們墳地上通過去，但是橋梁可以飛過去，可施工不可能在空中施工，總是要在人家的墳地里施工的，工程師是洋人，大家覺得鬼子進了祖墳，不知道出于什么情緒，他們認為這是巨大的羞辱，鼓動了上萬人圍攻施工隊，倒是沒打人，但是困了一整天才放人。

后來官府調查才知道，這兩家之所以認定他們家的祖墳風水絕佳，最大的原因，這兩家都出了官員了，他們的子弟通過科舉考入了大明官府，一個官至縣令，一個已經進入廣州府任職，前途光明。

他們都覺得是祖墳風水好，所以打死都不肯遷墳。

得到這個消息之后，問題就好辦了，找到兩個官員，讓他們回家去做工作。朱敬倫對老百姓諸多忍讓，對自己手下的官員，那還是不妨嚴格一些。

兩個官員心里也是不愿意的，但是上司發話了，家里不配合，不管風水有多好，他們的前程也完蛋了，所以他們最終還是說通了家里，允許鐵路施工隊在他們家的墓地施工，作為對他們祖宗的安撫，朱敬倫以皇帝的名義寫一封祭文向他們祖宗道明原委。

朱敬倫高度重視這件事，派出了手段向來詭詐的算命先生方山親自處理這件事，拉出兩個官員，就是方山出的策略。

兩家人在自己兒子的說服下，同意了施工，但是他們堅決不肯讓洋人在墳地里施工，他們說萬一鬼子踩了誰家的墳頭，那可是萬年不得翻身的。

最后商議，英國人放棄兩處施工任務，但是提供幕后支持，由兵工廠的工程師跟隨他們，現在更困難的過河大橋上學習，等到熟悉了橋梁施工和建造的過程后，由兵工廠的工程師獨自施工，但是采用英國人設計的圖紙和設計方案。

這些年輕的兵工廠工程師指揮下，最終完成了兩座本來難度不大的陸地橋梁的修建。

可另一座橋梁，既不是穿過墳地，也不是穿過河流，就只是一片普通的菜地，九龍城南邊的十幾畝地而已，但主人不但不賣，還拒絕鐵路穿過，也是組織了上萬人阻擋。

這家同樣也有一個官員在官府中，而且還是一個高官，大明軍隊的年輕統領鄧世才，負責指揮一個軍的高級將領，跟九龍文家的文鳶、黃貝嶺張氏的張開山、以及沙井陳氏的陳濟世并列四大少壯派高級軍官，前途無量的人物。

可是鄧氏不但不肯賣地給官府，施工的時候，連施工人員都不允許踏入他們家的菜地。

因為鄧氏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老頑固鄧文舉，這老家伙這些年一直反對這個反對那個，尤其是看到九龍半島上個大家族一點點將自家的土地或者出賣，或者出租給了海關，而海關用這些土地建造建筑，或者房屋或者倉庫，很多轉手租給了洋人。

鄧文舉反對的，就是洋人，跟洋沾上一點邊的東西，他都反對。

那年朱敬倫還只是新安縣令的時候，還沒有公開造反的時候，鄧文舉就號召人燒了怡和洋行等在九龍的倉庫，后來在朱敬倫用幾十萬兩銀子債務的壓迫下，鄧文舉不得不放棄了沿海沙田的一些地契，但是他始終對此耿耿于懷，終于在這次修鐵路問題上爆發了。

已經年邁，但越老越頑固的鄧文舉，已經是九龍，甚至整個新安頑固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不但反對官府的施政，連曾國藩這樣的大儒他都敢反對，哪怕曾國藩打著一村一孔廟的旗幟，鼓動了整個大明的儒士都熱血沸騰，鄧文舉依然反對，問題只有一個，他堅持認為，孔廟學堂里教授的數學簡直是對孔圣人的褻瀆，他家的家學這些年堅持不教數學幾何知識，哪怕為此付出鄧家子弟從此沒人考中科舉，他都在所不惜。

已經將頑固發展到這種地步，已經不單純是為了利益而反對，而是義和團式的，把反洋當成信仰了，因此這篇菜地的問題，其實根本就是任何現實手段所解決不了的了。

其實鄧文舉這幾年的行為，不但讓他自己痛苦，也讓整個鄧氏宗族痛苦，子弟沒有考中科舉的可能，這是每一個讀書家庭難以接受的，大批在九龍發展中變得殷實的鄧氏家庭，悄悄的給孩子請數學輔導老師，財力稍差的，則是通過關系，把孩子送到其他村子的學校。

而鄧文舉堅決反對這種情況，他本身就是學堂里的老夫子，發現誰家孩子沒來上課，黑著臉就去找誰家去了。

所以鄧文舉是不得人心的，可宗法文化就在這里，大家都不喜歡這個族長，卻沒辦法反對他，反對就是悖逆。

此時鄧家另一個重要人物坐不住了，在普魯士軍校留學的鄧世才，他得知國內的情況，馬上請假回國，他不僅擔心這種事影響他的前途，更怕讓他成為一個笑柄，鄧世才還在準備一篇普魯士鐵路在戰爭中的作用的論文，因為來普魯士之前，正好趕上了當時的普奧戰爭，在兵力不如奧地利的情況下，普魯士硬是靠著鐵路的便捷，在分兵前進的情況下，及時趕在奧地利軍隊集結之前完成了集結，最后在所有人，包括恩教主都不看好的情況下，殲滅了奧地利軍隊，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鄧世才非常崇尚普魯士的鐵路系統，天天在同學中間呼吁，給國內寫信要求修建鐵路，可到拖來，他的家族卻成為大明第一條鐵路的最大反對者。

所以他坐不住了，他回國了，他是高官，按照中國傳統習俗，他在家族中的地位是大大的提高，一旦退休，他是毫無爭議的族長人選。即便是鄧文舉這個老頑固，其實也很喜歡這個后生。

鄧世才利用老夫子對他的喜愛，特別邀請老夫子陪他走了一趟潮州，名義是他打算結束假期會學校的時候，給一些同學帶些家鄉的禮物。

鄧文舉是不喜歡鄧世才去普魯士學軍事的，他多次公開說，中華兒女跟洋人學兵法，簡直是丟祖宗的臉。但官府的事情，他干涉不了，所以也只是抱怨而已。但是他對鄧世才給自己的同學帶家鄉的土產，他是非常支持的，讓異鄉兒女不忘故鄉，這是人倫。

于是盡管年邁以及有些糊涂，鄧文舉還是答應跟侄孫一起去潮州看看，他年輕時候去潮州販過茶，對哪里熟悉。結果當他帶著大量的潮汕夏布，茶葉，以及一些其他特產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家菜地里正在建造一座座高大的石頭橋墩。

原來之前工程隊撤走了所有人，而且放出消息說打算改線，竟然是迷惑他的，而幫兇竟然是他的侄孫子。尤其是當他看到施工隊中有大批的鄧氏族人在給人當苦工掙錢，將他家的菜苗踐踏成了爛泥的時候，一股沒來由的悲憤涌上頭來，就要沖入菜地跟人理論，可突然眼前一黑，一股熱血上涌，他吐了一口血，然后昏倒不省人事。

鄧世才愣住了。

所有的鄧姓族人都呆住了，放下了手里的工作，都跑了過來。

鄧文舉癡呆了，他這把年紀癡呆也屬正常，人活七十古來稀，他都七十六了，早過了古稀之年，就是死了，都算高壽。

可是因為反對鐵路昏倒在地頭，讓鄧氏族人們心理開始變化，大批大批的反對者站了出來，不但反對建鐵路，還要拆了已經建起來的橋墩地基。

這時候鄧世才站出來，他親眼看到叔祖昏倒，他是最難過的，他之前一言不發，他感到他有責任，但是他站出來，卻堅持擁護建鐵路，他說這不是一家一姓的事情，這是國家的大事。

甚至拔出了手槍，表示誰敢動鐵路一顆釘子，就是跟他做對。

鐵路橋還是修通了，過了橋不遠就是一座火車站，從九龍出發的第二站，九龍城站。

而這座完全沒必要修建的橋梁，因為鄧文舉等反對者的故事，成了一座名橋，大家將該橋稱作菜地橋，而不是官方定名的九龍橋。

當然圍繞這座橋的爭議很大，讓一個在當地頗有人望的老夫子變成了癡呆，報紙上對此進行正反兩方的論戰，連洋人的報紙都加入了進來。

有的同情鄧氏，認為鄧氏老夫子有權力不讓鐵路在他家的菜地上動工，有的支持國家，認為修鐵路耗費巨大，在一塊破菜地上已經花費了巨大成本修建鐵路，如果還不能在菜地里修建幾座橋墩的話，實在是太過蠻橫。

還有人引申說北方人罵廣東人是蠻夷，這種不顧一切對抗官府的行為，就是蠻夷無疑。

看到報紙內容，朱敬倫就知道，大明百姓已經比一年前成熟多了，一年前大家討論的還是修建鐵路是否有必要，而且反對者更多，一年過后，就已經變成了官府有沒有權力在私人的土地上強行動工的討論了。

同時朱敬倫還在報紙內容的后面，看到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旗幟，因為無論是哪方報紙，都對官府在百姓土地上施工所保持的克制，表示出了某種對應的情緒，甚至有相當多是站在官府的立場說話的。

喜歡強權的文人說官府太軟弱，同時責罵百姓太刁蠻，對官府權力頗為抵制的崇尚西方制度的一些旅居香港的文人，也對官府克制表示了贊揚，認為官府在民眾權力面前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沒人說官府破壞了私權，在菜地上花費高昂代價修建鐵路橋，如果還能被解讀為破壞私權的話，那就真的太說不過去了，所以這座橋梁就是一面旗幟，是一面保護私權的象征，是朱敬倫幾年前跟一些商人立約保護私產后真正樹立起來的拿根被搬到西門的轅門立木。

不，準確來說，當年跟商人立約后，轅門口拿根木頭就立了起來，這些年來，一直等一個壯漢徙走這根木頭，這才是朱敬倫的徙木立信，現在立木終于徙走了，大明政府的信用，也終于有了一個招牌。

此后，誰懷疑政府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決心前，都會不自然的想一想那座菜地上的橋梁，然后就覺得自己沒有懷疑的道理了。

老實說，這才是朱敬倫想要的最大效果，是最大的收獲，是花費近十年時間悄然準備修建鐵路中最大的收獲，那三座陸地橋梁，兩座墳地和一片菜地，都是他給勇士準備的立木，現在全都被搬走了，而他像商鞅那樣，給了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