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財政權上，朱敬倫不再給尚書省下限制，無論多大的財政撥付，只要尚書省認爲合理，他們都可以自行決定；另外是外交權，之前朱敬倫在大政外交上基本上是親自來抓，因爲他確實有這方面的經驗，而陳芝廷政府實在是陌生；最後是將司法權力也完全移交，之前各種法律基本上都是朱敬倫親自抓的，但現在只要尚書省認爲有必要出臺新的律法，朱敬倫閉著眼睛簽字，根本就不看一眼。
唯獨軍權還牢牢掌握在朱敬倫手裡，但已經開始讓政府對軍隊有一定的限制了，比如軍隊的預算問題，基本上全都交給了尚書省來審覈，朱敬倫不加干涉也不給政府施壓。
下放權力之前，朱敬倫處理了最後幾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就是軍隊的事務，軍權是不敢交給別人的，這是關乎到這個國家基石的問題，不由得朱敬倫採取保守的態度。
讓政府對軍隊有一定的制約，是目前能做到的極限，至於讓軍隊聽命於政府的問題，目前並不在計劃表上。
大明的軍隊客觀來說已經很強了，但跟最先進的西方軍隊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或許打一下二等的意大利等國軍隊沒問題，但是跟英法等最強大的軍隊抗衡，還有差距，差不是差在士兵的技術問題上，訓練這種東西大明軍隊已經完全引入了西式方法，差距主要是軍隊的管理和軍官的素質。
大明軍隊引入了參謀制度，引入了獨立的後勤、財務制度，但軍官素質達不到要求，管理依然比較混亂，大明軍隊還遠遠稱不上是一架戰爭機器，充其量也就比清軍強大一些，跟英法相比還有差距，更不用說跟精密的普魯士軍隊相比了。
軍官素質又差在兩方面，第一是他們科學管理的基礎太差，讓一個個過去連數學都沒接觸過的軍官，直接轉換成基於數字的精確管理上，實在是不現實的事情；第二則是他們自身的思想問題，儘管通過學習西方，大明軍隊的戰鬥力提升是有目共睹的，但依然有許多軍官鄙視西方，鄙視西方，就不可能誠心誠意的吸收西方在十九世紀爆發的現代知識，遲早還是要落後的。
朱敬倫覺得，他之前能在國內做的已經做的足夠好了，他建立了軍校，讓大多數中高級軍官都進軍校學習過，但是學習的效果他無法保證，軍校無法影響的正是他們的思想，另外軍校中主要的教官，也只是瑞典等歐洲二流軍事國家的軍官，水平也有限。
所以北亰之戰過後，朱敬倫就開始選派軍事留學人員，他沒有精挑細選，而是直接一刀切，凡事年齡在三十歲一下的軍官，全部派去西方，派到各個國家去，經過外交溝通，英國和瑞典、丹麥和德國一些邦國，都很願意接受中國軍官到他們的軍校學習。
之所以讓幾乎一個斷層的年輕軍官都去，是因爲鄙視洋人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個別人的行爲，因此乾脆將學習能力強的年輕人都派去。讓他們切身的看到歐洲在這個時代的先進性，看到歐洲軍隊在這個時代展現出的碾壓其他地區的戰鬥力，用事實來打擊他們的盲目自信。
朱敬倫不希望國人面對西方的時候的盲目自卑，他也不想看到自己手下的官員那種盲目的自信，不管是自卑還是自信，只要是盲目的，就是不客觀的，他追求客觀，實事求是。
在這種一刀切的政策下，不但大量的中低級軍官不得不去西方，連一些高級軍官，比如文鳶這種統領級別的軍官，都得去西方走一遭，不得不說大明軍隊實在是一隻年輕的可怕的軍隊。好處則是，這次選派，幾乎包含了各個級別，一旦他們回國後，會帶來一股從上到下的新氣象。
軍事問題之外，還有一樁法律問題，拖延日久的對侯進和張千山的審判工作。
這倆人身上的罪名是謀反，即便是這樣的重罪，目前依然要走法律程序，由廣州最高法官親自審理，同時允許他們僱傭律師辯護。
張千山事情做的穩妥，始終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有謀反的意圖，無論是他說的話，還是做的事情，都無法證明他當時確實謀反了，說話方面，他自始至終對所有人都說，是爲了保證朱家江山，他進兵廣州是因爲保住朱敬倫兒子的繼承權，擔心有逆臣謀反。
唯一的破綻是張柔沒給他寫那封信，也就是說張柔並沒有懷孕，而張千山假託女兒寫信告訴他自己懷孕的事情。可是在審理過程中，張柔出面作證說，她確實寫信了，張柔表示她當時大夫診斷自己懷孕了，所以寫了這封信，結果發現是誤診。
顯然張柔做了假證詞，這不是朱敬倫讓她這麼做的，朱敬倫恨不能讓張千山這個攪屎棍子伏法，但張柔是張千山的女兒，在最關鍵的時候，她選擇了救自己的父親，朱敬倫又能說什麼呢，這是人性，他甚至都無法以此苛責張柔。
張千山因爲朱敬倫的妃子張柔的證詞被無罪釋放。
侯進的審判就更麻煩了，侯進是軍方元老，還是朱敬倫的兄弟，這是外界公認的。
朱敬倫也從沒想過要殺侯進，殺了這個人影響太大，儘管這個人沒什麼本事，但是他身居高位，最關鍵的是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朱敬倫起家時候就跟著朱敬倫的，在朱敬倫起家之前還跟朱敬倫一起打過仗，是別人眼中朱敬倫的生死弟兄。
如果侯進被判死罪，確實能夠彰顯法律的權威，讓大家對法律感到恐懼，連那麼顯赫的認爲都得伏法，誰還會懷疑法律的力量呢，就好像蕭朝貴殺父母立威一樣，太平軍士兵的紀律性比清軍更強。
可是一旦殺了侯進，外界還會把朱敬倫看作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朱敬倫必須在法律權威和自己這個皇帝的威信之間進行巧妙的周旋。
如果是西方社會他就沒有這麼多煩惱了，即便是一個親王犯罪了，該流放流放，沒人會說什麼，西方人連皇帝都可以流放，更別說其他了。但這是在中國，在一個人情社會，中國的皇帝也不是西方的國王能夠相比的。
東方的皇帝不但是政治領袖，還是宗教領袖，是天子，身上肩負的是政權和神權雙重色彩，一旦大家認爲自己的皇帝是一個冷酷無情之人，這不利於一個包容的政治氛圍形成。
所以對侯進的審判一直讓朱敬倫很頭痛，最後無論怎麼判決，似乎他都要損失一些什麼，不是法律的權威就是他個人的威望。而兩者他都損失不起，不是他好面子，不想讓自己的權威受損，而是他很清楚，在中國傳統中，皇帝的威望對國家的穩定意義大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中國歷史上，凡事皇帝威望高的朝代，就更穩定一些。比如宋朝，雖然皇帝的權力收到臣子的削弱，可事實上宋朝政治相當穩定。明朝皇帝的威望不足，哪怕明朝軍事力量更強大，但明朝就是更混亂一些。
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宋朝臣子們更認可君王，認爲君王開明，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所以他們更主動，更積極，內鬥更少，而明朝的臣子，國家主人翁精神少的多，當官就更是爲了爭奪個人利益，所以官場鬥爭比任何時代都更激烈，可以說明朝不是毀於農民起義，不是毀於滿清入關，事實上是毀於黨爭。
朱敬倫是一個驕傲的人，他的野心很大，他要將中國政治帶到自古以來的最高程度，但不能一蹴而就，首先他得保證在無法突破傳統的情況下，讓中國政治可以達到宋代的穩定程度，所以目前他的個人威望極爲重要。
權衡之下，他最後做了一個折衷的考慮，他自始至終沒有干涉司法的運行，讓皇權儘可能的尊重了司法。但是對判決結果他進行了干涉。
張千山某犯罪不成立，侯進自然也沒有謀反，但跟張千山不一樣，侯進最後還是被定罪了，他身上還揹著剋扣軍餉的罪責，在大量勒索軍餉的現實下，他的罪行很清楚。
剋扣軍餉是重罪，朱敬倫對此很嚴厲，死刑是跑不了的。但是當宣判結果出來後，朱敬倫不等執行，就發出了一封特赦詔書。
他有這個權力，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領袖，哪怕是美國總統都有特赦的權力。
但特赦得有說得過去的理由，朱敬倫給的理由是，侯進於國有功，侯進作爲軍事統帥之一，確實在大明建立的過程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哪怕他本身沒什麼本事，但是大明的軍隊夠強，或者說清軍太弱，但展現的就是他的功勞。
將功折罪，也算是傳統了。
因此最後儘管有一些不滿的聲音，可是法律的尊嚴保住了，法律的尊嚴在於他有權力審判任何人，而不在於是不是能夠裁決所有人的命運。至少讓人看到了，即便是侯進那麼位高權重的人，也必須經受司法的審判。
但爲了平息衆怒，朱敬倫接著宣佈流放了侯進。
大明現在唯一的流放地，只能是阿拉斯加。
侯進都流放了，對於朱敬倫一向不喜歡的張千山，他乾脆直接任命張千山作爲總督，也打發去了阿拉斯加這個殖民地去了，跟沮喪的侯進不同，張千山似乎對這個任命頗爲滿意，樂呵呵的去赴任了。
除了這些遺留問題，朱敬倫的私事也有一些，最重要的是婚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