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饑荒有無數次，而且往往越是王朝末期，就越容易遇到這種超級大災荒。
氣候不是人能控制的，但總是在末代王朝爆發大災難，可就不能用巧合來解釋了。
古人不明白這些道理，統統怪到上蒼降罪之類的迷信上。用科學的態度來解釋，其實不是末代王朝總是遇到大災荒，而是末代王朝對社會的控制力最弱，因此沒有力量對抗天災，導致災難的破壞尤其嚴重罷了，至于那些發生在盛世的災難，往往造成的破壞不大，官府通過各種方式對抗過去，反而不為人所重視。
秦末、漢末、唐末、元末、明末，這些王朝無不是倒在這種災害引起的動亂面前。
清末也不例外的爆發了一場饑荒，從1876年開始，直到1879年才結束，歷經四年，災區覆蓋了山西、河南、陜西、直隸、山東五省，波及到了蘇北、皖北、隴東、川北地區，這場災荒歷史上稱之為丁戌奇荒，因為兩年最為嚴重，77年為丁丑年，78年為戌寅年，因此得名。
這次災荒之所以被稱為奇荒，除了因為他波及范圍廣，上億人遭災，死亡數量大，千萬人罹難，奇就奇在，這么大的災荒發生，竟然沒有爆發歷史上經久不衰的農民起義，沒有一場波及整個北方，甚至連一場能夠在災區造成巨大震動的起義都沒有，除了一些吃大戶的農民自發行為，沒有有組織的叛亂，這才是這場災荒最讓人稱奇的地方。
這么特殊的情況，研究者自然大有人在，有人認為，之所以在這場曠世大災難面前，災區沒有爆發震動天下的大起義，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經抬頭的民族主義。
有學者例舉了相當多的例證，比如蘇北的鄉紳組織起來，專門去山東收救兒童，而領頭人是一個叫做謝家福的蘇州鄉紳，他剛剛幫助官府將逃荒到他們家鄉災民送回原籍，結果在路上看到有洋人在賑災。
謝家福大受觸動，不是什么感激，或者感慨，而是一種危機感和內疚，他在日記中寫道：得知洋人賑災的消息，深懼敵國沽恩，異端借肆，不能無動于衷。顧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懷，言難自己。
顯然洋人的行為觸動了這個鄉紳心中的家國情懷，他不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而是從國家的角度出發，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讀書人這種明明只是一個小民，卻總愿意為國家操心的心理，因為他們不懂得范仲淹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精神。
謝家福擔心的不是有人餓死，這種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太常見了，受災哪能不死人呢，他擔心的是有人因此作祟，掀起滔天的暴亂，如果是中國人自己的起義，那就成王敗寇吧，可他看到了洋人，他不由擔心洋人想通過賑災收買人心，圖謀中國江山。
之后謝家福開始給自己熟識的一些蘇北士紳寫信，告訴他們必須對洋人在中國的賑災行為采取措施。不然后患無窮：“西人在山東賑災，打的是救災恤鄰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陰謀。若不采取措施，恐怕會導致民心流失，異教橫行，終為中國之大患。”
在謝家福的推動下，蘇北一帶的鄉紳，發動了起來，發起了一場“跟蹤濟賑”的行動，洋人到哪里賑濟，他們就跟到哪里，跟洋人爭奪賑災的主動權，要以賑災對抗賑災。
但是這些鄉紳的力量有限，哪怕他們的呼吁，得到了蘇北地區的鄉紳的支持，上海的富商也鄉紳也積極捐款捐物，可民間的力量畢竟有限，謝家福時常感覺財力不濟，座師感嘆：大兵之后又兇年，國計民生孰見憐？安得賑錢三十萬，管教壓倒慕惟連（一個傳教士）！
在財力不濟的情況下，謝家福等鄉紳根本無法跟實力雄厚的洋人教會相比，但他們不肯放棄，發現無法全面爭奪災民民心之后，他開始轉向救治兒童，他們認為兒童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洋人蠱惑，杜絕洋教蠱惑人心，如果不能標本兼治，你就要以治標為主，聲稱“急則治標”，而兒童顯然就是這個標。
謝家福開始號召鄉紳收救兒童，得到了江南一帶廣大士大夫的支持，有人給他回信說：“西人想要領養饑荒孤兒，那是萬萬不可。……我們若能多收養一名，則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還有人說，“小孩餓死尚是小事，為天主教誘去，則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卻甚好”，他們不但主動收救孤兒，還希望能把那些被洋人救走的兒童也解救出來。謝家福本人也多次告訴朋友，他發動賑災，并不是為了賑災本身，“弟之此行為敵夷，不為賑濟。賑濟則以仁存心，當念親親仁民之意，敵夷則惟知大義，雖捐麋踵頂，有所不辭”。
他認為他的行為是“敵夷”，也就是在對抗洋人，是一種比推行仁道，存仁心更重要的大義。
除了謝家福，還有無數像他一樣的鄉紳。
災情最嚴重的河南士紳也發動了起來，他們號召百姓不要接受洋人的救濟，做各種宣傳畫冊告訴百姓洋人賑災是在收買人心，結果還真的有大批百姓寧可餓死也不肯接受洋人的賑濟。
上海的申報對此極為感慨，他們報道說“河南地方饑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給之銀，不肯領取，意謂西教士意在買服人心，誘人入教，故特給我等銀錢，慎勿墮其術中。彼此相戒，竟無一人肯領。”
當開封居民聽說傳教士花國香等人要來賑災，提前遍貼告白，號召“寧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些書院擺課宣稱“要與西人打仗”，這仗當然不是白刃交鋒，而是文化對抗，河南士紳群體抵制洋人傳教的文化入侵行為，最后讓傳教士們不得不放棄在河南賑災。
這些證據足以證明，這些讀書人組織起來的目的不是救人，只是為了對抗洋人，把這當成一場精神領域的戰爭，儒家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宗教，但是深根在讀書人心中的信念，一旦激發出來，絲毫不輸給任何宗教，曾國藩當年在大明打著建學堂擋洋教的大旗，能鼓動那么多鄉紳就是一個例子。
謝家福沒有曾國藩的名氣大，沒有曾國藩的號召力強，竟然也能推動這么大的保衛人文的熱情出來，只能說儒道在中國傳播了幾千年而沒有消亡，乃是因為它擁有極其強大的生命力。
但要說丁戌奇荒只是因為讀書人的民族主義爆發，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對抗洋人身上，而沒有去參與到農民起義中，將一個個自發的吃大戶行為組織起來，變成大規模的起義，這也不是實情。
至少在最著名的參與救災的傳教士李提摩太看來，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的真相。
已經到了6月，去年整年沒下過什么雨，結果今年繼續干旱，春夏之交，正是舊糧吃盡，新糧未熟，青黃不接的時候，所以從5月開始，山東青州就開始爆發了饑荒。
“昨天，我看到一群婦女蜂擁進一位富人家里，占領了它，在那兒生火做飯，然后又擁到另一家吃下一頓。男人們看到這種辦法很不錯，便組成五百余人的群體。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劫掠取食。”
李提摩太已經救災一個月時間，他給朋友寫信描述災區吃大戶的情形。
李提摩太剛剛放下筆，突然有人求見，是兩個讀書人打扮的中國人。
他們一到李提摩太面前，就跪了下來，希望李提摩太收他們為弟子。
李提摩太詢問了他們半天，才明白這倆人希望自己帶他們造反，他們倆人是一大群人推舉出來請李提摩太出山的。
客氣的送走了這倆人，李提摩太十分震驚。
他馬上將這些情況也記在了日記中：
“今天，有兩位學者來拜訪我，他們都是秀才，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一個來自壽光，另一個來自益都。他們一進門就跪下了，請求做我的弟子。交談后，我弄明白了，他們兩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們的首領，舉行暴動，因為當局不能提供食物，他們活不下去了。他們已經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數不清的人準備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訴那兩位民眾代表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干這種事情，因為那只會加重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暴動一旦開始了，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收場，但毫無疑問會造成大規模流血。我建議他們采取建設性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破壞來改善人們的處境。”
李提摩太的所見所聞似乎證明，并不是每一個讀書人都對洋教那么痛恨，似乎還是有那么一些讀書人，是想在這個亂世做點事情的，只是他們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所以才想找李提摩太這個因為在當地救災而名望頗高，同時又是官府懼怕的洋人做他們的領袖。
丁戌奇荒，這也是一奇。
大明皇帝朱敬倫可沒有閑情逸致推導農民吃大戶沒有形成大起義的原因，他更關心的是如何在這場堪比三年困難時期的大災難中，讓更多的生命活下來，這每一個生命，都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多留下一個人，就是在民族血脈中多保住了一滴血。
但是滿清的讀書人不想讓洋人插手救災，滿清的官府也在暗中推動，組織當地士紳，清廷訓示各地官府，一旦遇到洋人傳教士前去救災，要“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想辦法都要把這些人弄走。
他們不放心洋人，擔心洋人收買人心，但他們更擔心大明收買人心，尤其是滿清朝廷，他們直接拒絕了大明政府參與救災的建議，表示朝廷自會體恤子民。
可朱敬倫知道，滿清朝廷既沒有這個心，也沒有這個力，救災中各種舉措失當，甚至還出現了貪腐行為，低效的政府機構，最后讓上千萬人活活餓死。
滿清的態度讓朱敬倫很惡心，如果是平時，他不會輕易跟滿清開戰，讓老百姓陷入戰亂之中，但如果是為了上千萬人的性命，朱敬倫認為很有必要發動一場戰爭。
于是在滿清明確拒絕大明政府派出精干的團隊奔赴災區救災之后，大明艦隊升火北上，直接進入渤海灣威逼京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