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一法。”林義哲將自己的另一個計劃說了出來，“待‘元凱’、‘登瀛洲’二艦下水，船臺空出，而‘開濟’之款未到，可先造內河炮艇，蓋此等炮艇體量較小，工藝簡單，成船較速，而朝廷‘定國是詔’數下，令各省停造帆船，改用火輪船，各省需用甚多，民間亦有欲購者，多造些此類炮艇，可得大利，以所得之利款，再造大艦，則可從容周轉矣。”
“原來鯤宇早有打算。”丁日昌聽了林義哲的話連連點頭，表示贊許，他看著林義哲胸有成竹的樣子，笑著問道，“鯤宇是不是連這內河炮艇的樣式，都設計出來了？”
“果然瞞不過雨生兄。”林義哲笑著取過紙筆，在桌上給丁日昌大概的畫了起來。
和裝甲巡洋艦“開濟”選自法國的“杜居土路因”一樣，林義哲給出的兩種炮艇，也是選自法國海軍所裝備的型號。
19世紀的法國海軍的炮艇，以排水量250噸為標志，分為上下兩類。超過250噸的炮艇，主要定位為能執行巡洋行動，稱為遠洋炮艇，可以單獨或者跟隨其他軍艦開赴遠海作戰。250噸以下的炮艇，定位為在內河或海岸活動，稱為近岸炮艇。由于中國新炮艇的作戰環境被設定為內河，因此兩型被命名為“羅星”和“青洲”級炮艇均為250噸以下的小型近岸炮艇、皆為鐵殼軍艦。“羅星”級借鑒了法國“大斧”級（法國海軍有用兵器的名稱為炮艇命名的做法，象法國海軍南圻支隊的“馬槍”、“標槍”、“土耳其彎刀”等炮艇，也都屬于“大斧”級），排水量僅有95噸，艇長27米，寬4.8米，吃水1.3米，航速7－8節，裝備1門75毫米克虜伯膛炮（自林義哲訪德訂購一百門75毫米炮后。又陸續進口了同型炮四百門），2門40毫米哈乞開斯五管機關炮，2挺林氏機槍。“青洲”級比“羅星”級更小，排水量80噸，艇長23米，寬4米，吃水1.2米。裝備3門40毫米哈乞開斯五管炮和3挺林氏機槍。這兩種炮艦沒有采用法國人慣用“小船扛大炮”的做法，外型也和蚊子船不同。以實戰角度看，法國內河炮艇存在一項較為致命的缺陷，即這種在周旋余地很小的內河活動的船只，竟然沒有任何近防的速射火炮，一旦在內河陷入岸上布設的埋伏。命運就十分堪憂了。而“羅星”、“青洲”的武裝配備側重于近戰速射武器，面對武裝程度不高的匪軍無疑比法國炮艇要更為強大。
“鯤宇果然高明，此是‘以船養船’之法，愚兄當速行之。”丁日昌看了林義哲畫的設計草圖，不由得大喜過望，他主持江南制造總局多年，雖然后來離開了。但一直時時關注它的發展和運營情況，在江南制造總局陷入經費困境時，他也曾和李鴻章一樣憂心不已；林義哲給李鴻章出的那個造小火輪以助海運的主意，令江南制造總局起死回生，丁日昌亦有耳聞，曾專門致信李鴻章詢問詳情。而這一次聽了林義哲出的這個主意，他立刻便認識到了可行。
丁日昌是個急脾氣，當下便馬上和林義哲商量起相關細節來。而林義哲不想打擾病中的丁日昌休息，是以在和他商談了一會兒之后，便打算告辭。
正在這時，親信仆人林福在丁日昌府上管家的帶領下，快步來到了丁日昌的臥房。
看到林福明顯是來丁日昌府上找自己的，林義哲不由有些奇怪。
林福先是向丁日昌行禮，接著便來到了林義哲的面前。將一份電報交給了他。
“大人，朝廷有電旨來，命大人火速進京，處理滇案善后事宜。”
林義哲不動聲色的點了點頭。接過電報仔細看了起來。
電文的內容并不長，里面說英國方面已經撤換了駐華公使，要林義哲火速進京，就滇案善后事宜進行處理，并另有委任。
林義哲看完了電報，并沒有避諱丁日昌，而是將電報給丁日昌看了起來。
“朝廷另有委任？”丁日昌有些擔心的說道，“別是京里頭又有誰在你背后嚼起了舌頭根子，朝廷改了主意，找借口免了你的籌海大臣？”
“有人嚼舌根子是一定的，但未必能動得了咱們。”林義哲沒有告訴丁日昌寶廷的事，“免職倒應該不會，只是有可能打發我出去走走，呵呵。”
聽了林義哲的話，丁日昌想起了之前清流參劾林義哲和李鴻章等封疆大吏“結黨”、“藩鎮”的折子，不由得怒氣又生。
“鯤宇還是小心一些的好，萬不可著了那起子清流的道兒。”丁日昌道，“若真打發你出使，只怕他們便會向對付郭筠仙一樣的對付你了。而你出使在外，分辯不易，總是吃虧的。”
“不妨事，現在咱們不是有了電報了嘛。”林義哲笑了笑，說道，“而且就此出去走走也不錯，朝廷如今要大治水師，我國能造船之廠寥寥，欲要從速成軍，莫過于買船一途，要真是出去的話，便可廣訪西洋諸國，擇優而購了。”
“這倒也是。”丁日昌點了點頭，忽然說道，“鯤宇，你我一見如故，我有個不情之請，還望鯤宇幫忙。”
“雨生兄但言無妨，只要愚弟能夠辦到，定不推辭。”林義哲立刻答道。
“是這樣，愚兄七弟日盛之女，小名璐華，數年前于碼頭走失，鯤宇海外人脈廣博，又有親友，可否幫忙打探，尋找一下她的下落？”丁日昌想起了往事，眼中閃過一絲悲戚之色。
“竟有這事？”林義哲吃了一驚，趕忙細問端詳，“令侄女是如何走失的？”
“個中緣由，一言難盡！”丁日昌似乎是不愿意回憶這段痛苦的往事，他嘆息了一聲，扼要的答道，“曾有家仆報知，稱于碼頭上看見過她，是為一個不甚熟識的漢子抱上了去英國的船。鯤宇在英倫既有親友，可否幫我打探一下，此女相貌，回頭我著家人送畫像來。蓋此女本為雙生姊妹，相貌酷似，走失的是妹妹，姐姐尚在。有姐姐的畫像，即可辨認。”
“如此最好。”林義哲道，“雨生兄放心，這事兒，包在愚弟身上。”
“那便多謝鯤宇了！”丁日昌感激涕零道。
林義哲看著丁日昌激動的樣子，頓時明白了過來。原來歷史時空當中的丁日昌，為什么會成為首倡保護海外中國僑民的先驅了。
在后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丁日昌是中國近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洋務運動的實干家。但不為人知的是，他在辦理洋務和對外交涉中，對海外華僑有了新的認識，較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視、關心和保護華僑的建議和措施。其中不少為清廷采納，是一位功不可沒的護僑先驅者。
丁日昌的護僑思想首先源于他對海外華僑的經濟力量迅速成長，有利于中國“自強求富”的認識。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在全世界的發展給勤儉精明的華僑提供了發展條件，西方殖民者與土著的隔閡更使他們有了發展良機，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到19世紀后期華僑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力量。最先認識到海外華僑實力的，是一部分與“洋務”相關的沿海地方官員。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廣東巡撫蔣益灃上奏“內地閩粵等省，赴外洋經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約有內地十余萬人，新老舊金山約有內地二十余萬人，檳榔嶼、伽拉巴約有內地數萬人。”奏請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處，聯絡羈維，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內外之氣聚”。隨后。“出身貧寒，起于州縣，周知民隱，而又生長于廣東僑鄉”的丁日昌指出“查閩粵之人。其赴外洋經商傭工者，于暹羅約有三萬余人，呂宋也有二三萬人，加拉巴約有二萬余人，新加坡約有數十萬人，檳榔嶼約有八九萬人。新老舊金山約有二三十萬人…”。建議清廷“妙選使臣，分駐各國，或數國兼遣一使，或一國專遣一使”。他還陳說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國之情款”，則中國出洋之人，必系戀故鄉，這樣“中國就多得一助”。
雖然有少數地方督撫大員表示反對遣使，但由于洋務派首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極力贊同，加上西方列強的壓力和勸誘，總理衙門最終決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選問題上頗費周折。當時，傳統觀念仍深深地影響著大多數清朝官吏。他們多不屑從事外交，甚至對出使外國視為畏途。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其友人李鶴年和馮譽驥極力勸他不要到“蠻夷之邦”。洋務派官員則擔心中國缺乏可充當使節的人才。對于人選這一問題，丁日昌有獨到的見解，他在《海防條議》中說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時局之艱巨，不必復計資格之有無”。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獨具慧眼，將出身秀才的李風苞推薦給兩江總督曾國藩，建議派李風苞隨容閎前往外國考察。光緒元年，丁日昌又推薦李鳳苞出使外國。李風苞先后到了法國、英國，后來署理駐德大臣，兼充出使奧地利、意大利、荷蘭大臣等，成為當時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選才的目光還投到華僑之中，“現在新加坡俄國領事，即中國番禺人胡姓（胡璇澤），新加坡十數萬華人皆聽胡姓號令指揮。”建議清政府聯絡新加坡僑領胡璇澤充任領事，具體提出借用當地僑領作為駐外領事的方案，以解決一時乏人“堪膺此選”的矛盾。后來陳善謙(小呂宋首任代攝領事)，張振勛(檳城副領事、新加坡總領事)，張煜南(檳城副領事)等當地華僑社會的僑領均成為一方領事。
丁日昌非常關注華僑在國外的命運。晚清時期，海外華僑達數百萬之多，分布區域從南洋到南北美洲、非洲、澳洲，遍及全世界。當時的中國“華民之寓居外洋：往往以勢孤氣餒，為他國之人所輕侮”，急切地盼望清朝能夠派員加以保護。清政府對僑民不僅不關心，且加意防范。丁日昌破除陳規，直抒護僑的思想。他在1867年答復總理衙門關于遣使問題時就建議清政府“設立市舶司赴各國有華人處管理華人”，對海外華僑加以保護和聯絡。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在海外設立類似西方領事館的機構來管理華人。丁日昌由遣使引出的設立領事館的建議并沒有馬上為朝廷所采納。直到1877年，丁日昌與在倫敦公使任上的郭嵩燾遙相呼應，才終于力促清廷在新加坡設立了中國第一個駐外領事館，使中國政府按照十九世紀的國際慣例行事，在本國僑民眾多的地方設立領事館保護僑民利益。至清亡，清廷先后在20多個國家設立了45個領事館。
光緒元年(1875年)，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議派遣鐵甲艦遠巡外洋宣慰僑胞，保護華僑，“中國洋面延袤最寬，目前大小鐵甲船極少須十號，將來自能創造極少須三十號，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歷五大洲保護中國人。”第一次到南洋巡歷的中國海軍軍艦是福建船政廠的“揚威號”戰艦。1876年底到達新加坡，激起華人社會的熱烈反應。1876年以來，清朝北洋艦隊先后5次訪問南洋華埠，祖國軍艦所到之處引起華僑社會的轟動，“海隅百姓，得瞻宗國旌旗，無不欣欣然。額首歡呼，歡聲雷動。”
清朝第一次認真從事對華僑的外交保護始于對古巴、秘魯華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魯華僑不斷稟告清朝，陳述受虐慘狀。1874年，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派出陳蘭彬、容閎等人往古巴、秘魯調查華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種證詞、稟訴，再與秘魯、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選派交涉代表人選的問題上，李鴻章上奏“丁日昌……熟悉洋務，操縱悉合機宜”且“素為洋人敬服”。極力推薦丁日昌為換約代表。丁日昌于光緒元年七月初七（1875年8月7日）與秘國代表愛勒莫爾進行交涉，丁日昌照會秘魯政府，“妥將以前苛待華工弊端，盡行革除，遵照專條及和約辦理。嚴令將華工身家資產，皆得保護，以昭信守。”秘魯復照說：“查華民在于本國傭工者。本國志在實力保護，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為華工盡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清政府與古巴簽訂了《古巴華工條款》。與秘魯政府簽訂《中秘會議專條》，《中秘通商條約》，在這些條約中，都有專門保護華工的條款，此后古巴、秘魯的華僑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處理古巴事件的過程中，丁日昌對海外僑民的艱苦處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撫期間，上奏“閩、粵兩省人多地少，所有無業窮民年來秘魯、古巴、小呂宋等處販賣出洋為之傭工，每年何止數萬人。惟洋人視華僑如犬馬，一入牢籠永淪苦海。大約百人出洋，在途受饑寒委屈而死者約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殘而死者又約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臥車路甘被火輪碾斃；即生者亦復去家數萬里，杳無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夢寐見之。言者傷心，聞者下淚!”對流寓海外的僑工、僑商，他關注的情懷躍然紙上，與之相適應的是他積極采取對策，一方面嚴厲打擊拐騙活動，建議清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設招工局（俗名“豬仔館”），要求地方督撫同官紳按照條約，妥擬杜弊章程，嚴禁誘騙華工出國。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銳，中國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對已出洋之華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護。鑒于海外華人雖倍受壓迫，卻投訴無門的狀況，丁日昌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設立“新聞紙館”，“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員總司其事，……中國人而被外國人欺凌者，皆可寫入新聞紙，布告各國，咸使聞知，使歸曲于彼。”動員社會輿論，披露華僑疾苦。
丁日昌的護僑思想可以說是19世紀下半葉海外華僑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反映，華僑社會自身經濟力量的壯大以及向祖國請求保護的呼聲，漸漸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內外有識之土的重視。他們開始呼吁朝廷，聯絡保護華僑、利用僑資振興國家，丁日昌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政府對海外華僑的政策，開始由放任自流轉變為保護和管理。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丁日昌作為中國設領護僑的先行者，可以說起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