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是個人品不錯，并且也很有做為之人，但也像很多的政客一樣，毛病都是別人的，從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說“北方軍人，宗旨正大”，忘記了他自己教唆督軍團造反以謀恢復自己的勢力，便是極不正大的行為。
他的責備直系軍人不應該“啟閱墻之爭”，使西南“收漁人之利”，忘記了他自己的假對外以制內，便是“閱墻”，日本便是“漁人”。
他說西南“始以北方攻北方，繼以南方攻北方，終至于滅國亡種而后快”。忘記了他自己始以西南攻西南，繼以北方攻西南。
他詆毀西南用離間計來破壞北洋團體，其實北洋自己利害斗爭，自行分裂何用別人離間。……
段的密電發出后，徐樹錚另發一密電，要求皖系各軍閥復電擁段。
馮國璋也發出一通密電：“國事瀕危，人心浮動，一隅生隙，全國動搖。茲將數日經歷情形，暨失機可惜之點，通告于后：自復辟打消，共和再造，軍人實為功首，此后軍人團體，即為全國之中心點，生死存亡，有莫大之關系，此不但本國人所共和，亦外交團所共認。此次政.府成立，所行政策，以改良民國根本大法為宗旨，故不急召集新國會，而為先設參議院之舉，在法律上雖微有不同，而用心實無私意存于其內。西南二三省，起而反對，無理要求，中央屢為遷就，愈就愈遠，不得已而用兵，只為達到宗旨而已，初非有武力壓迫之野心也。
“兵事既起，勝負雖未大分，而川事則中央頗為得手，黔、滇在川之兵，不日可期退出川界。廣東方面，陸、陳、譚雖有援湘之兵，因龍、李、莫傾向中央，暗中牽制，以是不能大舉。是時也，湖南戰事，我北軍將士，稍為振奮，保持固有之勢力，中央即可達完善之結果。不意我北軍九死一生，最有名譽之健兒，誤聽人言，壯志消沮，雖系一部分之自棄，而掣動新勝，暨相持未敗之眾，于是合謀罷戰，要求長官，通電乞和，不顧羞恥，雖曰其中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中央完全將成之計劃，盡行打消矣。諸君聞之，能不惜哉！能不痛哉！特是通電求和，主持人道，欲達宗旨，亦必能戰而后能和。假如占住勢力，戰勝一步，宣布調停，再進一程，征求同意，為中央留余地，保政.府之威嚴，吾輩軍人之名譽大張，國家人民之幸福是賴，樂何如之。
“乃不出此而為搖尾乞求，縱達到和平目的，我軍人面皮喪盡矣。國璋亦軍人之一分子也，如此行為，萬無下場余地，不為羞死，亦將氣死。諸君皆愛國丈夫，有何高見，如何挽救，能否賈勇救國，振奮部下士卒精神，籌兵籌餉，以謀勝利，則大錯雖已鑄成，尚可同心補救。國璋代行權位，惶愧奚如！國之不存，身將焉附？如有同心，國璋愿自督一旅，親身督戰，先我士卒，以雪此羞。宣布事實，渴望答復！”
十一月十八日，直系四督直隸督軍曹錕、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發表電，主張停戰。
長江三督忽然變成直系四督，聲勢大震，對段祺瑞震撼很大。
直系四督通電：“慨自政變發生，共和復活，當百政待理之際，忽起操戈同室之爭，溯闕原因，固由各方政見參差，情形隔閡，以致初生齟齬，繼積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竊社憑城，道乃乘機構釁，而黨派爭樹，因得以利用之術，為挑拔之謀，逞攘奪之野心，泄報復之私忿。名為政見，實為意見，名為救國，實乃禍國，于是鬩墻煮豆，一發難收。
“錕等數月以來，中夜彷徨，焦思達旦，竊慮覆亡無日，破卵同悲，熱血填膺，憂痛并集。蓋我國外交地位，無可諱言，歐戰將終，我禍方始，及今補救，尚恐后時。至財政困難，尤達極點，鴆酒止渴，漏脯療饑，比于自戕，奚堪終日？東北災浸，西南兵爭，人民流離，商業停滯，凡諸險狀，更仆難志。大廈將傾，而內哄不已，亡在眉睫，而罔肯犧牲，每一思維，不寒而栗，中心憤激，無淚可揮。夫兵猶火也，不自.焚矣，如項城覆轍可鑒，矧同種相殘，寧足為勇？鷸蚌相持，庸足為智？即使累戰克捷，已足騰笑臨邦，若復兩敗俱傷，勢且同歸于盡。
“今者北倚湘而湘不可倚，南圖蜀而蜀未可圖，仁人君子，忍復騙父老兄弟于冰天雪地槍休彈雨之中？且戰局延長一日，即多傷一日元氣，展伸一處，即多貽一處痛苦，公等誠心衛國，偉略匡時，其于利害禍福所關，固已洞若觀火。況爭點起于政治，悲憫本有同情。錕等不才，抱寧人息事之心，存排難解紛之志，奔走啼泣，慘切叫號，而誠信未孚，終鮮寸效，俯仰愧怍，無地自容，誰希望之殷，始終未懈。
“故自政爭以來，默察真正之民意，仰體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達于和平目的，以拯國家之危難，而固統一之宏基。區區愚忱，當邀共諒。現在時勢危迫，萬難再緩，不得不重申前說，為四百兆人民，請命于公等之前。伏愿念亡國之慘哀，生靈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戰，各守區域，毋再沖突，俾得熟商大計，迅釋糾紛。
“魯仲連之職，錕等愿擔任之。更祈開誠布公，披示一切，既屬家人骨肉，但以國家為前提，無事不可相商，無事不能解決。若彼此之隱，未克盡宣，則和平之局，詎復可冀？公等位望，中外具瞻，輿論一時，信史萬世，是非功過，自有專歸，而旋乾轉坤，亦唯公等是賴，反手之間，利害立判，舉足之際，輕重攸分，救國救民，千鈞一發。臨電迫切，不知所云”。
此電領銜之人，竟是段祺瑞一直看好的老實人曹錕。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這也是個民國風云人物，曾是為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
曹錕出生于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家里。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十口人之家的生活。盡管曹家經濟拮據，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愿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曹錕十六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
父母應該是覺得曹錕成不了大器，成家了事，便在他十七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于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罵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歷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累的命運，于是他暗下決心，立志從戎。
一八八二年，二十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后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一八九四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
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
他既無背景，又老實巴交，時常受人欺負。但他的一大特點，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處都讓給別人，自己則吃苦耐勞，千依百順，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從無怨言。
這樣的人肯定有人緣，久而久之，漸漸地也就聞達于上司，甚至袁世凱都知道了有這么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于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
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姓曹的是小老鄉，很是開心。接著一查族譜錕字，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
朝中有人好作官。自此曹錕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制，升官步上了快車道。
曹錕病逝于天津。他是五月去世，同年年十二月，曹錕被國民政.府追封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曹錕雖是直系，以前并未加入長江三督的主和集團，且一向與皖系保持良好關系，被稱為直、皖二系的兩棲督軍。直、皖兩系都極力拉攏曹錕，他似乎一直都保持“中立”。由于他當時在北洋派中實力最大，又占據清朝時的北洋大臣地位，他的一舉一動，對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影響。
而在直系四督這個通電發出的時間，段祺瑞已經不再兼任陸軍總長，由王士珍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