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7日，胡適被推舉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
10月26日，中基會第九次常會在上海舉行，胡適提議修正中基會章則案獲得通過。
10月，日本陰謀策劃華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適作《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報告日本人策劃“華北自治”的陰謀，胡適與傅斯年都慷慨陳詞，堅決反對“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適作《華北問題》一文。
為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策動親日派漢奸搞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青年學生，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愛國示威游行。
隊伍在天安門集齊，經新華門，繞什剎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嚴整，沿途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迎著凜冽的寒風，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呼號。沿途遭遇到的卻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沖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有的學生受傷，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學生總罷課，接著全國各地學生也舉行愛國示威游行，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
胡適對學生運動，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運動一周年紀念，胡適和蔣夢麟聯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他們認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他們舉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適在北京大學作了關于《學生與社會》的演講。其中說：“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系，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系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他說因為中過受過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負的改良的責任，則當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華大學，胡適在紀念“五四”演講中稱：“‘五四’運動也可證明歷史上的一個公式，就是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府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干涉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學生，明朝東林黨，都是在變態的國家里干涉過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歐洲的革命，法國俄國的革命，也是學生鬧起來的。常態的國家就不然了。英國美國的學生從來不干政治，就是因為他們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用不著他們來干涉。要想避免學生干政，就得要“智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軌道，否則禁止學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適在《論學.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動全國的學.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問題。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現象：凡一國的政治沒有上軌道，沒有和平改換政權的制度，又沒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機關，那么，鼓動政治改革的責任總落在青年智識分子的肩膀上。”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胡適通過中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和外國現狀的對比，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他一生中屢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是青年學生呢，他說這個道理很簡單：“中年老年的人，壯氣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肯輕易參加各種帶有危險性的政治活動。只有少年學生的感情是容易沖動的，膽子是大的；他們沒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壓倒情緒，所以他們一受了義憤的鼓動，往往能冒大險，做出大犧牲，不肯瞻前顧后，也不能遲徊猶豫。……因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沒有家眷兒女的顧慮，敢于跟著個人的信仰去冒險奮斗，所以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是由于很純潔的沖動，至少我們可以說是由于很自然的沖動。”
近代中國，正是胡適所說的那種內憂外患、王綱解紐、軍閥割據的變態社會。因此，胡適上是同情、理解學生運動的。他說，“許多學生都是不愿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為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么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
然而，他又很反對知識分子“心有旁鶩，荒置學業，動不動就心動過速，血壓升高，痛哭流涕，請愿游行”。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稍安勿動，鎮靜向學”。
1920年紀念五四一周年時，胡適就說過，“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講話中，胡適也曾說過，“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于敵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無用的。”
對于學子，胡適的基本主張是“安心向學”。退一步講，“倘實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罷課、游行、請愿此類‘合群的愛國’的事情，而應“用個人運動代群眾運動”。
1920年，10月11日，胡適在北大開學的演講中說道：“學生宜有決心，以后不可再罷課了。今年事變無窮，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盡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行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無望憤而辭職后，胡適用個人行動表示了堅決的支持。但是，他說：“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許多對于蔡先生抗議的精神極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盡可以采取個人行動的方式，不必牽動學校。如有贊成他的不合作主義的，盡可以自行抗議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極的，盡可以進一步作積極的準備；個人行動也好，秘密結合也好，公開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牽動學校。”
他認為集體行動會給學生“養成倚賴群眾的惡心理”，“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卻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卻躲在大眾群里跟著吶喊。這種倚賴群眾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魯迅亦對此類“合群的愛國”有過不留情面的論述，他說，“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魯迅也認為學生運動實屬無益。“比年以來，國內不靖，影響及于學界，紛擾已經一年。世之守舊者，以為此事實為亂源；而維新者則又贊揚甚至。全國學生，或被稱為禍萌，或被譽為志士；然由仆觀之，則于中國實無何種影響，僅是一時之現象而已；謂之志士固過譽，謂之亂萌，亦甚冤也。”
罷課證明無益無用，學習方是正事正業，這是胡適的主要觀點。那么，在時事危急之時，胡適開出“鎮靜主義”的藥方。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學校罷課后，胡適給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學生講了歌德的故事。
德國文學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譜里曾說：“他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系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侖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歌德正關著門，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聲’。”
他屢屢給人家講歌德的故事，但效果至少在一個德國學人身上得以實現。1942年，一個叫ZuLoewenstein（H.P.勒文施泰因）的德國學者痛心于中國所受戰禍，遂寫信給胡適要來中國投軍為中國而戰。胡適復信給他，給他又講了他的本國文豪歌德的故事。
“我回他一信，請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記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總勉強從事于離本題最遠的學術工作，以收斂心思。故當拿破化戰氛最惡之時，歌德每日從事于研究中國文字。又其著名劇Ess.e.x［《埃塞克斯》］的‘尾聲’（Epilogue）乃作于來勃西之戰之日。”
大約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胡適得到一位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的求見，而此人即是胡適曾復信勸其稍安勿躁的H.P.勒文施泰因。
對于“一二九”運動，胡適態度鮮明的給予了肯定。12月15日，他在《大公報?星期論文》發表一篇《向學生運動進一言》的文章。指出：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說那天的學生運動，“是天下皆知的壯舉”，也肯定這次運動反對華北“自治”的傀儡丑戲的功績。
同時也指出：“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學生忽然絡續有罷課的舉動，這是我們認為很不幸的。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我們愛護青年運動的人，不忍不向他們說幾句忠告的話。第一，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目標。在這個變態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就是用抗議的喊聲來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他們的喊聲是輿論，是民意的一種表現。……一切超過這種抗議作用(輿論作用)的直接行動，都不是學生集團運動的目標。第二，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力量在于組織，而組織必須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礎之上。第三，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方法。他們都在受教育的時代，所以一切學生活動都應該含有教育自己訓練自己的功用。…第四，青年學生要認清他們的時代。”
12月22日夜，胡適又作《再論學生運動》一文，文章說：“關于北平學生兩次游行的事，我們不能不認為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關于北平學生繼續罷課，我們希望他們平心考慮北平各大學校長第二次勸告同學的話。”希望學生們“即日復課”，“請求學校當局取消本學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補課及考試之用”。也就是說，胡適一直堅持自己的主張，可以抗議示威，但罷課是無益的。
為此他為北大的復課積極努力，他甚至還親手撕掉北大學生貼在一院號召罷課的通告。
2月31日，北大學生在三院召開全體會議，胡適建議學生舉手表決是否1月4日放假，是否復課。結果學生多數表決不放假，1月4日復課。
但是到了1936年1月4日北大復課那天，學生糾察隊反對上課。由于周秉琳、蔣夢麟等的勸說，當日上午有十三個班上課，下午有五個班上課。當日校務會議決議無論他校復課情形如何，北大繼續上課，照常點名。
1月6日，學生開大會，表決“繼續罷課，不達目的不止”。
1月7日，北大召開行政會議，鑒于當天上課人數太少，決定8日放假，并決定2月1日開學，6日上課。至此，胡適與蔣夢麟等人關于復課的努力宣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