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的最后一天，也是全體戰勝國在和約上簽字的一天。但作為戰勝國的中國代表沒有出席會議，拒絕簽字。
這是因為，巴黎和約里有三條是關于中國的。即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里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
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協約國，宣布對同盟國作戰，支援了協約國大量糧食，還派出十七萬五千名勞工到歐洲支援，犧牲了二千多人。為取得最終勝利做出了貢獻和犧牲。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的主權，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巴黎和會召開之初，日本出于別有用心的目的，不斷在會上質疑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會議的資格，企圖排斥中國作為戰勝國與會；沒有得逞后，又脅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轉給日本。
中國最初連參加和會的資格都沒有，后來在美國的支持下，勉強被允許參加，但處處被看不起。
在那個主要是誰強誰說了算的世界，一個弱國，自己不行，想指望著別人能為其主持公道，簡直是做白日夢。
所謂的巴黎和約表明，中國的“戰勝國”地位是虛幻的，列強從未將中國視為平等一員，美國的“贊助”也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
美國為了自己利益考慮，食言自肥，改變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中第一條“反對秘密條約”，即原定對中國山東問題的支持態度。
在會議上，中國代表團雖然據理力爭，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但終于還是弱國無外交，所有的努力基本上付諸東流。
巴黎和會成為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特別是會議期間公布的中日密約，更是引發國人極大的憤怒。
民國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請假回國，偕眷陳氏，準備在東京中央新橋車站登車。
留日學生數十人手持“賣國賊”旗幟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圍。學生們氣憤填膺，質問章氏，訂立多少賣國密約？經手若干借款？
見情勢嚴重，日警聞訊趕至，護送章宗祥夫婦上車。
人叢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賣國，何不先賣妻！”
留日學生因身在日本，對中國處處受日本欺侮體會更深切，所以，反日的情緒尤為高漲。巴黎和會中國失敗消息傳來后，留日學生首先發出怒吼，通電聲討賣國賊。
電云：“歐洲議和大會，為我國生死存亡所關，凡我國人，應如何同心協力，共挽國權，乃專使方爭勝于域外，而權奸作祟于國中，旬日以來，賣國之謀，進行益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徐樹錚、靳云鵬等，狼狽為奸，甘心媚日，跡其邇來所為罪狀，足以制國家之死命，約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賣路賣礦不計焉。略陳如下，冀共聲討。一曰掣專使之肘以媚日也。
“此次我國所派專使，尚能不辱國命力爭，日本因之大懷疑忌，始則用威嚇手段，冀制顧、王之發言，繼則行利誘主義，賄通曹、陸之內應。且使章宗祥回國運動，入長外交，以掣專使之肘。并預先商議，改竄已訂之中日秘約，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諸賊，甘為虎倀。章氏既奉命西歸，曹、陸更效忠維謹，日前竟請當局，電飭專使，對日讓步。夫中日之利害，極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國往日所被奪于日本之權利，方期挽救于壇坫。而乃遇事退讓，自甘屈服，豈非承認日本之霸權，而欲自儕于朝鮮乎？賣國之罪，夫豈容誅？此其罪狀一。
“二曰借邊防之名以親日也。年來北方軍閥之跋扈橫行，皆由徐樹錚、靳云鵬等，親日政策之所致，舉國權以易外款，殺同胞幾如草芥。全國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輩迄無悔禍之意。近且大肆陰謀，借邊防為名，欲將參戰軍擴為九師十六混成旅，而與日人實行軍械同盟，將各省鐵路及兵工廠，抵借日款，并聘日人為教練官及技師。種種企圖，無非欲達其武力統一之目的。無論世界潮流，趨向和平，此等背逆時勢之舉，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使果如諸賊計劃，有萬一之效，而軍隊訓練之權，已操諸日人，兵器制造之廠，已屬于敵國，我國家尚能保其獨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將復見于遠東。二次大戰，此其導火。既恣惡于現在，復貽禍于將來。諸賊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狀二。
“凡茲二事，僅舉大端，其他違法不軌之行，諒為國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學以來，鮮問內政，惟事涉對外，有損國權，則筆伐口誅，不遺余力。矧諸賊近日賣國之罪，彰明較著，良心所逼，安敢緘默。用特學其事實，訴諸國人，所望全國父老昆季，速籌對待國賊之法，安內攘外，咸系乎此。蓋共和國家，民為主體，朝有奸人，而野無志士，將見國家遂即淪亡，而國民無力之譏，永蒙羞于歷史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后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合約上簽字；
（三）通電各省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行示威運動；
（四）五月四日上午，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十三校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研究和部署下午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和游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代表沖破軍警阻撓，云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
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 ，并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
學生游行隊伍移至曹宅，沒找到曹汝霖抓到章宗祥，群情激憤下將章痛打。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沖進曹宅，并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
隨后，軍警出面控制事態，并逮捕了學生代表三十二人。
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的一副對聯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長沙各學校學生舉行“五七”國恥紀念游行，游行隊伍被張敬堯派軍警強行解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和湖南學界代表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并商討恢復和改組湖南學生聯合會問題。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并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先后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涌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學校附近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
湖南長沙的第一師范、湘雅醫學校、商業專門學校等二十個學校學生舉行總罷課。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逮捕學生八百余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七日、九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后約有六、七萬人。
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運動的主力也由北京轉向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并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響應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二十二個省一百五十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響應。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由阮真主編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創刊，發行所設在門簾橋省教育分會事務所內。張聞天，沈澤民（茅盾之弟）為編輯科科員，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該刊及時報道南京、江蘇及全國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情況；圍繞如何“改良社會”這一中心問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批判舊制度、舊道德、舊思想、舊習慣，宣傳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并介紹各種新思潮(該刊連續出版了70號，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該刊最后一期的《編輯科經過報告》中這樣寫道：“……真（阮真）于發表來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會及改良教育為救國初步之方針，此本刊之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