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當北大文學院院長時，遇到過許多假文憑事件。學歷造假主要是在中學階段。
一張假文憑值多少錢？在1932年前后，一張高中畢業文憑，可以賣到80元，這相當于當時一個大學講師或者一個中學教師一個月的收入。兩年之后，由于暴利，因此，制造假文憑的機構也就多了起來。胡適看到當時報紙上的一個報道，說北平警方破獲了一個制造假畢業文憑的機關，總共賣了一千幾百張，每張文憑賣出價值平均是十八元。因為，造假者多，競爭激烈，因此，假文憑在兩年不到的時間里跌了近五倍。
當時在國內造大學文憑的還是很少的，要造就造國外大學的假文憑。因為，當時中國的大學數量極少，大學之間互相交流頻繁，一個縣里出一個大學生，那都是家喻戶曉的事情。因此，要查證一個大學生的真劣還是相對容易的。但是，中學就不同了，特別是一些地處偏僻地方，如貴州、吉林、黑龍江這些地方，隨便編造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中學的畢業文憑，常常是查無實據。那時交通也不方便，去信查一間中學文憑，常常路上要走二三個月，等到信件返回的時候，那些持假中學畢業文憑入學的大學新生不但已經入學，而且已經學習了三四個月，即使當時的北大清華也不能夠幸免。
為什么會有這多假文憑？1934年12月2日，胡適作《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一文分析：因為民國七八年時間，即1920年前后，民國政府教育部廢止了“有中學畢業同等學力者”可以報考大學的這一條章程。因此，假的中學文憑就有了市場。直到1934年，民國政府教育部才規定沒有中學畢業證的人，可以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但是，同時又規定這類學生不得超過報考總數的20%，這一限制又為假文憑提供了市場。
胡適主張用嚴格而過硬的考試來代替學生的文憑。也就是考試資格可以放寬，但是考試過程與考試結果卻要從嚴審查。
他說：“考試若嚴，應考資格稍寬是無害的。如果文憑可憑，又何必再考試？既有文憑，仍不能升學，而必須考試，這可見文憑不足為憑。我們既不信文憑而信考試，那么，沒有文憑而自信有同等學力者也應該給他一個考試的機會。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讀了五六年書，從梅溪小學考入澄衷學堂，從澄衷學堂考進中國公學，從來不曾拿過一張畢業文憑。后來考留美官費，也不要畢業文憑。后來到美國，也只憑北京考試的成績。我覺得那時代不用文憑只憑考試的辦法倒是徹底的。”
這段話也說明了，假文憑的泛濫成災，確實是因為社會與體制對文憑的迷信而能力卻被拋棄在一邊造成的。
當時民國的考試，與今天的考試有很大的不同，那時的考試不但有筆試，而且有教授面試。
據說，像當年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負責面試時就曾經出過一道這樣的怪題，要學生對對聯。他出上聯：孫行者，要學生對下聯。當時確實難住了許多學生，但是卻沒有難住后來成為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的周祖謨先生。周祖謨先生面對“孫行者”這個上聯，脫口而出，就出了下聯：“胡適之”。 "孫"對"胡",姓對姓；“適”在古文中是“到,行”的意思,所以所以“行”對“適”,動詞對動詞;“之”和“者”是文言文里的常用虛詞,所以“之”對“者”.陳寅恪聞后連連贊嘆不已。胡適的名字無意中竟然也成了一道面試的考題。
靈活的面試，很容易考出一個人的靈氣，測出一個人的潛能。有了這樣的考試，民國時確實把許多有真才實學的年輕學子選拔出來深造。當時的楊振寧、錢學森、錢鐘書、錢三強、錢偉長、陳身省等這些民國青年才俊就是由這樣靈活的選拔制度選出來的。
是年，中基會受金價影響，經費拮據。胡適把編譯委員會的預算縮減到4.6萬元，并停止自己的月俸，改為公費200元。從7月起，胡適在北大支一個中國文學系教授的薪俸，每月400元，領取文學院院長每月的公費100元。
1935年1月，胡適因接受香.港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到南方游歷講學。
1月4日早晨，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胡適站在甲板上眺望。他是第一次來南方，又是平生第一次接受榮譽學位，自然心境很好。看那晨霧中滿山的燈火，真像一天繁星在閃爍，清朗而又寧靜。
登岸以后，驅車住進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Sir William Horell)的家。港大文學院長佛斯脫(Dr.L.Forster)代為排定日程，陪同游覽，香.港的海光山色給胡適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他在相關的文章中寫道：“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幾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這里風景的特色。……陽歷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絕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里真有‘趕上春了’的快樂。”
胡適擅長演說，也喜歡演說，朋友們常笑他的演說是“賣膏藥”。這次在香.港，因心情快慰，“膏藥”賣得便更起勁。一共只住五天，便講演了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演講的內容，也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談教育，談新文化，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反對尊孔讀經。他列舉了五大理由，勸告香.港的教育家“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他也很關切香.港大學中文教學的改革問題。
胡適這次到香.港，還準備去廣州。南下之前，廣州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都邀請他去講學。他也曾函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代作“廣州總調度”，代為排定日程。除中山和嶺南各兩次講演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計劃四天中差不多要講演十次。中大校長鄒魯還專門出了布告，全校停課兩天，以便學生去聽胡氏的演講。青年會出賣聽講券，一個下午便賣出了兩千多張。
不料，胡適竟因在香.港的一次講演惹來麻煩，使他的南游發生了一場波折。
1月6日，胡適在華僑教育會向200多位華文學校的教員作了《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的演講，其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胡適在演講后半段提到廣東當局反對白話文，提倡中小學讀經的政策，胡適對此進行了比較客氣的批評。
讀經是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政策，并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令西南各省。因此，胡適的講話記錄在廣州報紙上登出以后，便引來麻煩，可胡適自己還蒙在鼓里。
1月9日早晨，他高高興興由香.港來到廣州，住進新亞酒店。一看廣州報紙，他才知道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已經有人提起他在香港演說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很快，又接到吳康送來的信，說“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這一天，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又發布告，停止胡適在該校的演講，學校照常上課。
黨部不滿，演講取消，還要胡適“快車離省”。但胡適第一次來廣州便吃了閉門羹，又遭逐客令，實在是心有不甘。他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卻偏要去拜會這位“南天王”陳濟棠總司令。一見面，陳濟棠便很不客氣地對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
陳濟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說，生產建設可以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
胡適當面即很客氣地批駁了陳濟棠的主張，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陳濟棠字伯南)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南天王”聽了很不高興，嚴厲地睜著兩眼，大罵“你們都是忘本”!又罵教育“都是亡國教育”。胡適又平心靜氣地說了他的意見。陳濟棠雖然生氣，卻不好發作，談話自然不歡而散。
胡適在廣州不能“賣膏藥”了，便索性玩玩。游覽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炮臺、六榕寺、鎮海樓、中山紀念塔和紀念堂等。
廣州的名勝差不多都游遍了，正準備北返，恰好收到廣西當局白崇禧、黃旭初的“專電歡迎”。胡適便乘飛機離開廣州，到廣西游覽講學去了。
胡適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員李滄萍、鐘應梅等三教授，聯名致電廣東省黨、政、軍、警、憲各首腦，要求將胡適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他們又致電廣西省黨、政、軍、學首腦，要求將胡適“截留，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可謂來勢兇兇、殺氣騰騰。但電文中列名的李滄萍教授，事前并未與聞，事后曾發表談話否認列名的事。可見是別人冒名拉來，以壯復古派的陣勢。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適奚落了一番，并記在《南游雜憶》里，成了復古派的一樁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