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對袁世凱是不放心的，袁世凱回原籍時，步軍統領衙門曾派袁得亮護送，其實是監視袁世凱。

肅親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盯著袁世凱地一舉一動，袁世凱對此當然心中有數。

開始為了避開嫌疑，他在家里閉門不出。有當地官員來探視，他一方面畢恭畢敬，一方面閉口不談國事。還無病呻.吟地總是說自己的足疾有多嚴重，身體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悲悲切切、絮絮叨叨的市井小民的模樣。

對袁得亮則是特別地恭敬，常常找各種借口重禮相送。

因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凱的本家。

這本就是個貪財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凱也真沒有什么不軌行為。

每個月向步軍統領衙門寫的報告，最后都是袁世凱的幕僚代勞。

或許是清廷真的對袁世凱放心了，或許是他們已經沒有精力管袁世凱的事。這個曾經叱詫風云的人物，似乎漸漸被人們淡忘了，這正是袁世凱求之不得的。

沒有了袁世凱，清廷這個又老又破的機器，還在艱難地運轉著。

主事的攝政王，二十幾歲的小青年載灃，正焦頭爛額。

從對袁世凱處置中，應該能看出，這是個有心機，能忍耐，也是能夠識大體的人。

他接管朝政后，在攝政王的崗位上，可謂是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是一直在兢兢業業的做事。

公道地說，無論是個人的才干，還是在勤政方面，比起他的那些有作為的前輩君王，并不遜色。

只是生不逢時，比如一部車已經馬上就癱瘓了，司機的駕駛技術再好，又何濟于事呢？

對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醫術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么回天之術？

一個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夠扭轉乾坤。

這個時候被開缺，對袁世凱來說，應該是他的幸運。

因為他離開后，清廷的統治就陷入了一個接一個的危機。

有人說如果袁世凱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這些危機，其實未必。

因為，袁世凱不是超人，他如果繼續在位，恐怕也只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難再有后來的，東山再起機會了。

袁世凱離開政壇不久，就暴發了大規模的立憲請愿活動。

載灃攝政之初，就承諾立憲將按著既定的政策繼續進行。

他沒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頒布了城鎮鄉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國二十一個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咨議局地選舉。、

各省的咨議局一產生，就顯示了極大的生命力。議員們積極的參政議政，不但監督制約著政.府的權力，也促進和完善著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積極性都很高，特別是士紳階層，成為立憲最積極和熱心的群體。這也不奇怪，這些人已經是這個社會最為活躍的階層，立憲本就是這個新興的階級的政治訴求。

是的，立憲在繼續，但廣大的士紳和民眾對原定的準備立憲時間，不滿意了。九年時間太長了，大家等不得了，紛紛要求加快進度。

張謇，不錯，就是袁世凱的那位老師，他一直熱衷于立憲。我們記得，當年提議立憲時，老成持重的張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凱的意見。

袁世凱在朝鮮時兩人因張謇那封信已絕交多年，但為國家、為立憲大局，張謇放下了個人恩怨，主動給袁世凱寫過一封信。

現在，張謇已經成了立憲請愿活動的領袖。

從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咨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愿同志會。

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陸續抵達上海，開會商議請愿速開國會之事。

在張謇的策劃聯絡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個省的咨議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聯合會。

聯合各省的督撫和咨議局，要求中.央政.府召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

他們組織了三十三人國會請愿團進京請愿。名為“咨議局請愿聯合會”，請愿書出自狀元張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國會，在此之前應設“大政咨詢”，并召開臨時國會，從速組織責任內閣。

請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們對此類干涉朝政的帖子向來十分反感，因而沒有為他們代奏。代表們失望之余，便開始利用各種關系遍謁朝臣，尋求支持。

他們首先去求見的是首席軍機奕劻和其他軍機大臣。

奕劻一向圓滑，他對請愿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那桐也表示贊成。

在經過他們的爭取后，鹿傳霖和戴鴻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訪問一些皇族親貴的時候，肅親王善耆、貝子溥倫和鎮國公載澤則避而不見。而貝勒載濤和毓朗則表示將“竭力相助”，總算是讓代表們感到些許安慰。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隨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資政院議員）特意上折“奏請縮短國會年限”。不僅如此，連旗民也加入請愿隊伍，他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都察院只好將這些請愿書一同上奏。

盡管經過一番很大的波折，請愿書還是送達到了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手中。

清廷在對請愿書答復的諭令中，對代表的愛國熱情表示贊賞，對各地表現出的立憲積極性給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做什么事都不能過急，所謂欲速則不達。九年立憲既然是已經定下來的大政方針，還是不要改變為好。客客氣氣的拒絕了這一次地請愿要求。

請愿團的目的雖然沒有達成，但能看出新一屆的清政.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當政時期的固執和傲慢。至少已經能夠有個平和的姿態，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了，這個進步還是應當肯定的；盡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當年的公車上書，請愿書根本就沒交到皇帝的手中，那么多人發出的聲音，清廷根本不當回事。

遭到拒絕的咨議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沒有放棄。對于這個結果，各省請愿代表們并不感動吃驚。如果請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國的朝廷了。

于是，他們經過商議后，決定再次發動請愿。而且要擴大請愿代表的范圍，并廣泛征集請愿簽名，以壯聲勢。

同時，請愿代表們還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國會請愿同志會”，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隱然已有政黨之雛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經過“國會請愿同志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發動第二次請愿。

這次請愿代表擴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諮議局議院外，還包括了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這次請愿還征集到三十萬人的簽名，其規模遠遠超過第一次。

進京請愿代表再次來到都察院，呈遞了十份請愿書。雖然十份請愿書各有側重不同，但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速開國會才是弭亂救亡之策”。請愿代表們還警告說，如果不速開國會，“漢唐元明末造之禍，必將復見于今日”，與其等“大難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慘，何不及今力持大體，俯順民情，速開國會，以弭亂于無形乎？”

這次都察院沒有為難，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請愿書上去后，朝中大臣開始分化，有人力主“嚴旨震嚇”，以免代表們“嘵嘵不休”；有人則認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積，須婉言對付，免生枝節”。據說載灃看到請求立憲的簽名者已經有三十萬之多時，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請愿如此之多，倘再不準，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這些大員們討論下來，覺得還是不能輕易服軟；萬一這先例一開，以后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嚴何在？豈不是留下極大的麻煩。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下發諭詔，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由，堅持“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會”。

這一次的拒絕態度強硬，明確提出“宣諭甚明，毋得再行瀆請。”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很遺憾，這個政.府畢竟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面對，人民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如何傾聽發自民眾地呼聲，更談不上正確對待民眾的請愿活動。

第二次請愿失敗后，代表仍未氣餒，他們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愿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們便展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國會請愿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