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父親的話，袁克定想了一下，“可是，大家就是異口同聲地不認可呀？這是為什么呢？”

“就是把這些人全換了，都換成漢人，照樣還是會有人反對。”袁世凱搖了搖頭 。

“那這究竟是為什么？”袁克定又問。

“有句話怎么說了，對了，眾口難調，人多事多。還得看誰主事。要是老佛爺那個時候，不搞責任內閣，誰敢說什么？載灃這黃毛小兒，差遠了。”

說到這里，袁世凱臉上露出了幸災樂禍的表情。

“有人偷著和我說，責任內閣有您就好了。”

袁世凱旴了一聲，走到門口看了一下，“別人怎么說，那是別人的事，你可不準跟著瞎摻和！”袁世凱正色道。

“這您盡管放心，我傻呀？”袁克定回答。

袁克定這一次回來，發現父親有了很明顯地變化，和外邊的人聯系得多了。家里還安裝了電報，經常聽到電報房里傳出滴滴答答地聲音。

他心里不由得想：自己的這個老爹，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但是，父親閉口不說，他也不好去問。

國會請愿活動余音未消，皇族內閣的抗議聲未絕耳，又暴發了保路運動。

晚清末期，腐敗已經成風，官員腐敗，民間也同樣腐敗。

晚清新政時，為發展鐵路建設，鼓勵民間資本投資修建鐵路。

到一九一零年，全國已經涌現出十七個私營鐵路公司。

這些私營公司也深受腐敗之害，或集資不到位 ，或因貪腐導致癱瘓，或修筑鐵路款被挪做它用，十七家鐵路公司竟無一家建成鐵路。

鑒于此情況，原來極力主張鐵路商辦的張之洞、楊度、盛宣懷等人都改變了觀點，主張鐵路國有。

國家沒有錢，可以和外國銀行借貸。

責任內閣，也就是被稱做皇家內閣的這一意見被清廷所采納。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頒布了鐵路國有的決定：“國家必得有縱橫四境諸大干路，……從前規劃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紙呈請，輒行批準商辦。乃數年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帳甚巨，參追無著，湘鄂則設局多年，徒資坐耗。……

“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干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份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干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筑。除枝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我們勿需討論鐵路國有還是商辦或民辦好，也不去討論責任內閣和清廷這鐵路國有的想法和做法是對還是不對。

問題是，那么多人集資了那么多錢修筑和正準備修筑的鐵路，朝廷做一個決定說一句“鐵路國有”，就可以了嗎？

我們說過了，幾何公理觸犯了個人的利益也要遭到人們的反對，一個鐵路國有，觸及到多少人的利益呀。

特別是四川，有很大的一部分資金來自普通的農民。

每個農民的錢或許不多，但那是貧苦的農民從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里邊，好不容易省出來的。

本指望投資修建鐵路能賺些錢，現在倒好，一下子國有了，這涉及的可是千家萬戶呀！

清廷的這些決策者們，可能沒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已經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權至高無上，皇帝說什么是什么的時候了。更不是白居易寫《賣炭翁》的那個時候。

一勞作者辛辛苦苦在南山燒一車炭，拉到集市上去賣。

“心憂炭賤愿天寒，可憐身上衣正單”，一家人靠這一車炭換成錢，去買“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宮來幾個人，無償就把這一車炭征用了，只是把一塊紅綢布掛在拉車的牛頭上。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正常商品交換的前提是買賣雙方的平等，也就是說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封建專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時代已經變了，已經進入準備立憲的歷史階段，已經有了資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議局。把修鐵路從商辦變成國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沒有拿自己規定議事流程當回事。

對于民間先期的投入，清廷那邊也是盡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應地補償。

對于這些補償，我們不去討論合理還是不合理。國家的錢，歸根結底也是大家的，所謂取之于民，不是統治者自家的財產。

問題是，這樣的事你和被賠償方商量了嗎？沒有。

還有，和外國的銀行借錢修鐵路，我們現在叫做引進外資，這無論如何應該是好事；但這也有個認識的過程。

如果被解讀成用外國人的錢修鐵路，鐵路就是外國人的，這借錢的行為就被視做是賣國了，這又會引發愛國情緒。

于是，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釀成了這場鐵路風潮。

首先起來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長沙舉行了萬人群眾聚會。接著又舉行了長沙至株洲的萬人鐵路工人的示威，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叫租稅以示抗議。

在湖南的帶動下，湖北、廣東等地也積極行動起來。保路運動很快發展成為武裝起義。

保路運動，也叫鐵路風潮，聲勢最大，事態最嚴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為了償還在上海橡膠股票風暴中向列強的借歀，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大臣端方聯名向四川總督王人文發出電報，告以度支部決定的川漢鐵路股款處理辦法：對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發給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金。

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則必借洋債，并將以川省財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為政.府只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電報后 ，知此電文一傳出，全省必定大亂，于是便把電文壓下。

盛宣懷、端方又致電川漢鐵路公司駐宜昌總.理李稷勛，詢問是否見到電報，李即致電成都總公司索閱，總公司轉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電文公開，全省輿論大嘩。同時，端方、盛宣懷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員清查鐵路公司各地帳目，以便接收，查帳員遭拒。

十三日，四國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羅綸起草文章，逐條批駁，并聯合二千四百余人請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鄧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賣國郵傳部！賣國奴盛宣懷》為題著文，痛罵“盛大臣賣國奴”。

羅綸，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晉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咨議局副議長，立憲派人士，四川保路運動主要領導人。

鄧孝可,字慕魯,四川奉節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學,就讀于東京法政大學。在日本留學期間及歸國以后,鄧氏長期從事于立憲政治活動。辛亥四川保路運動時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志會文牘部長,主辦《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對于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起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鐵路公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馬上組織保路同志會，不等通過特別股東會，連夜即發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會開始后，羅綸、鄧孝可、劉聲元等相繼演說，聲淚俱下。

劉聲元，字立青，號鳳書，四川萬縣（今重慶市萬州）人。實業家、四川保路運動領袖之一，后為佛教僧人。

羅綸登壇，向滿場一揖，開口便說：“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言罷大哭，頓時滿場號啕，連在場的警察也在哭。哭聲長達二三十分鐘。

隨后羅綸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們要誓死反對！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臺下同呼“贊成！”保路同志會就此成立，會長舉蒲殿俊，副會長舉羅綸。下分四股辦事，為總務股、文書股、交際股、游說股。

蒲殿俊，四川廣安人，辛亥保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一九零四年參加殿試，中進士，被授職主事，一九零五年公派日本留學。一九零九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咨議局議長，同年八月北京成立全國咨議局聯合會，蒲殿俊被選為聯合會副主席。一九一零年創辦四川咨議局機關報《蜀報》，提倡民權。

大會臨時動議，與會人員全體到總督衙門向王人文請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見群眾表示同情，說只要于國計民生有關休戚的事，他無論怎樣也應當據理力爭。

十七日，王人文致電內閣：“本日未前，各團體集公司開會，到者約二千余人，演說合同與國家存亡之關系，哭聲動地，……惟哀痛迫切之狀，實異尋常”。

朝廷未作理會，也沒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川的局勢則越發嚴峻，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保路運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