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命凡，字季超，山東人，任秘書長，精明強干，為今甫左右手。豁起拳來，出手奇快，而且嗓音響亮，往往先聲奪人，常自詡為山東老拳。關于拇戰，雖小道亦有可觀。民國十五年，我在國立東南大學教書，同事中之酒友不少，與羅清生、李輝光往來較多，羅清生最精于猜拳，其術頗為簡單，惟運用純熟則非易事。據告其訣竅在于知己知彼。默察對方慣有之路數，例如一之后常為二、二之后常為三，余類推。同時變化自己之路數，不使對方捉摸。經此指點，我大有領悟。我與季超拇戰常為席間，大致旗鼓相當，也許我略遜一籌。
劉本釗，字康甫，山東蓬萊人，任會計主任，小心謹慎，恂恂君子。患嚴重耳聾，但亦嗜杯中物。因為耳聾關系，不易控制聲音大小，拇戰之時呼聲特高，而對方呼聲，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飲，他即聽命傾杯。一九四九年來臺，曾得一晤，彼時耳聾益劇，非筆談不可。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女性，安徽桐城人，在國文系執教兼任女生管理。她有詠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過著獨身生活。臺灣洪范書店曾搜集她的散文作品編為一集出版，我寫了一篇短序。在青島她居留不太久，好像是兩年之后就離去了。后來我們在北碚異地重逢，比較往還多些。她一向是一襲黑色旗袍，極少的時候薄施脂粉，給人一派沖淡樸素的印象。在青島的期間，她參加我們轟飲的行列，但是從不縱酒，剛要“朱顏酡些”的時候就停杯了。數十年來我沒有她的消息，只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聯合報》“幕前冷語”里看到這樣一段簡訊：
方令孺皤然白發，早不執教復旦，在那血氣方剛的紅色路上漫步，現任浙江作者協會主席，忙于文學藝術的聯系工作。
老來多夢，夢里河山是她私人嗜好的最高發展，跑到硯臺山中找好硯去了，因此夢中得句，寫在第二天的默憶中：“詩思滿江國，濤聲夜色寒，何當沽美酒，共醉硯臺山。”
這幾句話寫得迷離徜恍，不知硯臺山尋硯到底是真是幻。不過詩中有“何當沽美酒”之語，大概她還未忘情當年酒仙的往事吧？如今若是健在，應該是八十以上的人了。
黃際遇，字任初，廣東澄海人，長我十七八歲，是我們當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做過韓復榘主豫時的教育廳長，有宦場經驗，但仍不脫名士風范。他永遠是一件布衣長袍，左胸前縫有細長的兩個布袋，正好插進兩根鉛筆。他是學數學的，任理學院長，聞一多離去之后兼文學院長。嗜象棋，曾與國內高手過招，有筆記簿一本置案頭，每次與人棋后輒詳記全盤招數，而且能偶然不用棋盤棋子，憑口說進行棋賽。又治小學，博聞多識。他住在第八宿舍，有潮汕廚師一名，為治炊膳，烹調甚精。有一次約一多和我前去小酌，有菜二色給我印象甚深，一是白水氽大蝦，去皮留尾，氽出來蝦肉白似雪，蝦尾紅如丹；一是清燉牛鞭，則我未愿嘗試。任初每日必飲，宴會時拇戰興致最豪，噪音尖銳而常出怪聲，狂態可掬。我們飲后通常是三五輩在任初領導之下去作余興。
任初在澄海是縉紳大戶，門前橫匾大書“碩士第”三字，雄視鄉里。潮汕巨商頗有幾家在青島設有店鋪，經營山東土產運銷，皆對任初格外敬禮。我們一行帶著不同程度的酒意，浩浩蕩蕩的于深更半夜去敲店門，驚醒了睡在柜臺上的伙計們，赤身的從被窩里鉆出來（北方人雖嚴冬亦赤身睡覺）。我們一行一溜煙的進入后廳。主人熱誠招待，有孌婉小童伺候茶水兼代燒煙。先是以功夫茶饗客，紅泥小火爐，炭火煮水沸，澆灌茶具，以小盅奉茶，三巡始罷。然后主人肅客登榻，一燈如豆，有興趣者可以短笛無腔信口吹，亦可突突突突有板有眼。俄而酒意已消，乃稱謝而去。任初有一次回鄉過年，帶回潮州蜜柑一簍，我分得六枚，皮薄而松，肉甜而香，生平食柑，其美無過于此者。抗戰時任初避地赴桂，勝利還鄉，乘舟沿西江而下，一夕在船上如廁，不慎滑落江中，月黑風高，水深流急，遂遭沒頂。
酒中八仙之事略如上述。民國二十一年青島大學人事上有了變化。為了“九·一八”事件全國學生罷課紛紛赴南京請愿要求對日作戰，青島大學的學生當然亦不后人，學校當局阻止無效。事后開除為首的學生若干，遂激起學生驅逐校長的風潮。今甫去職，太侔繼任。一多去了清華。決定開除學生的時候，一多慷慨陳詞，聲稱是“揮淚斬馬稷”。此后二年，校中雖然平安無事，宴飲之風為之少殺。偶然一聚的時候有新的分子參加，如趙銘新、趙少侯、鄧初等。我在青島的舊友不止此數，多與飲宴無關，故不及。
回首舊游
——紀念徐志摩逝世五十周年
志摩于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搭乘中國航空公司濟南號飛機由南京北上赴平，飛機是一架馬力三百五十匹的小飛機，裝載郵件四十余磅，乘客僅志摩一人，飛到離濟南五十里的黨家莊附近，忽遇漫天大霧，觸開山山頭，滾落山腳之下起火，志摩因而遇難。到今天恰好是五十周年。
志摩家在上海，教書在北京大學，原是胡適之先生的好意安排，要他離開那不愉快的上海的環境，恰巧保君健先生送他一張免費的機票，于是仆仆于平滬之間，而志摩苦矣。死事之慘，文藝界損失之大，使我至今感到無比的震撼。五十年如彈指間，志摩的聲音笑貌依然如在目前，然而只是心頭的一個影子，其人不可復見。他享年僅三十六歲。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志摩遺骸葬于其故鄉硤石東山萬石窩。硤石是滬杭線上的一個繁庶的小城，我沒有去憑吊過。陳從周先生編徐志摩年譜，附志摩的墳墓照片一幀，墳前有石碑，碑文曰：“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仲冬詩人徐志摩之墓張宗祥題。”顯然是志摩故后十余年所建。張宗祥是志摩同鄉，字聲閬，曾任浙省教育廳長。幾個字寫得不俗。喪亂以來，于浩劫之中墓地是否成為長林豐草，或是一片瓦礫，我就不得而知了。
志摩的作品有一部分在臺灣有人翻印，割裂缺漏之處甚多，應該有人慎重的為他編印全集。一九五九年我曾和胡適之先生言及，應該由他主持編輯，因為他和志摩交情最深。適之先生因故推托。一九六七年張幼儀女士來，我和蔣復璁先生遂重提此事，蔣先生是志摩表弟，對于此事十分熱心，幼儀女士也愿意從旁協助，函告其子徐積鍇先生在美國搜集資料。一九六八年全集資料大致齊全。傳記文學社劉紹唐先生毅然以刊印全集為己任，并聘歷史學者陶英惠先生負校勘之責，而我亦乘機審閱全稿一遍。一九六九年全集出版，一九八〇年再版。總算對于老友盡了一點心力，私心竊慰。梁錫華先生時在英倫，搜求志摩的資料，巨細靡遺，于拙編全集之外復得資料不少，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成一巨帙《徐志摩詩文補遺》（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又著有《徐志摩新傳》一書（聯經出版），對于徐志摩的研究厥功甚偉，當代研究徐志摩者當推梁錫華先生為巨擘，亦志摩逝世后五十年來第一新得知己也。
研究徐志摩者，于其詩文著作之外往往艷談其離婚結婚之事。其中不免捕風捉影傳聞失實之處。我以為婚姻乃個人私事，不宜過分渲染以為談助。這倒不是完全“為賢者諱”的意思，而是事未易明理未易察，男女之間的關系譎秘復雜，非局外人所易曉。劉心皇先生寫過一本書《徐志摩與陸小曼》，態度很嚴正，資料也很翔實，但是我仍在該書的短序之中提出一點粗淺的意見：
徐志摩值得令我們懷念的應該是他的那一堆作品，而不是他的婚姻變故或風流韻事。……徐志摩的婚姻前前后后頗多曲折，其中有些情節一般人固然毫無所知，他的較近的親友們即有所聞亦諱莫如深，不欲多所透露。這也是合于我們中國人“隱惡揚善”和不揭發陰私的道德觀念的。
所以凡是有關別人的婚姻糾紛，局外人最好是不要遽下論斷，因為參考資料不足之故。而徐志摩的婚變，性質甚不平常，我們尤宜采取懸疑的態度。
志摩的談吐風度，在儕輩中可以說是鶴立雞群。師長輩如梁啟超先生、林長民先生把他當做朋友，忘年之交。和他同輩的如胡適之先生、陳通伯先生更是相交莫逆。比他晚一輩的很多人受他的獎掖，樂與之游。什么人都可做他的朋友，沒有人不喜歡他。他辦報紙副刊，辦月刊，特立獨行，緇而不涅，偶然受到明槍暗箭的侵襲，他也抱定犯而不校的態度，從未陷入混戰的漩渦，只此一端即屬難能可貴。尖酸刻薄的人亦奈何他不得。我曾和他下過圍棋，落子飛快，但是隱隱然頗有章法，下了三、五十著我感覺到他的壓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計較勝負。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瀟灑的人。他飲酒，酒量不洪，適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爾也打麻將，出牌不假思索，揮灑自如，談笑自若。他喜歡戲謔，從不出口傷人。他飲宴應酬，從不冷落任誰一個。他也偶涉花叢，但是心中無妓。他也進過輪盤賭局，但是從不長久坐定下注。志摩長我六歲，同游之日淺，相交不算深，以我所知，像他這樣的一個，當世無雙。
今天是他五十周年忌日，回首舊游，不勝感慨。謹綴數言，聊當斗酒只雞之獻。
徐志摩的詩與文
今天是徐志摩逝世五十年紀念日。五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不過人生不滿百，能有幾個五十年？
常聽人說，文學作品要經過時間淘汰，才能顯露其真正的價值。有不少作品，轟動一時，為大眾所愛讀，但是不久之后環境變了，不復能再激起讀者的興趣，暢銷書就可能變成廉價的剩余貨，甚至從人的記憶里完全消逝。有些作品卻能歷久彌新，長期被人欣賞。時間何以能有這樣大的力量？其主要關鍵在于作品是否具有描述人性的內涵。人性是普遍的、永久的，不因時代環境之變遷而改變。所以各個時代的有深度的優秀作品永遠有知音欣賞。其次是作品而有高度的技巧、優美的文字，也是使作品不朽的一個條件。通常是以五十年為考驗的時期，作品而能通過這個考驗的大概是可以相當長久的存在下去了。這考驗是嚴酷無情的，非政治力量所能操縱，亦非批評家所能左右，更非商業宣傳所能哄抬，完全靠作品的實質價值而決定其是否能長久存在的命運。
志摩逝世了五十年，他的作品通過了這一項考驗。
梁錫華先生比我說得更堅定，他說：“徐志摩在新文學史占一席位是無可置疑的，而新文學史是晚清之后中國文學史之繼續，也是不容否認的，雖然慷慨悲歌的遺老遺少至今仍吞不下這顆藥丸，但是他們的子孫還得要吞，也許會嚼而甘之也未可料。”文學史是綿聯不斷的，只有特殊的社會變動或暴力政治集團可能扼殺文學生命于一時，但不久仍然會復蘇。白話文運動是自然的合理的一項發展，沒有人能否定。不過，在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固然不易，其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實乃另一問題。據我看，徐志摩不僅在新文學史上占一席位，其作品經過五十年的淘汰考驗，也成了不可否認的傳世之作。
請先從新詩說起。胡適之先生的《嘗試集》是新詩的開山之作，但是如今很少人讀了。因為這部作品的存在價值在于為一種文學主張作實驗，而不是在于其本身的文學成就。《嘗試集》是舊詩新詩之間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里程碑。胡先生不是詩人，他的理性強過于他的感性，他的長于分析的頭腦不容許他長久停留于直覺的情感的境界中。他偶有小詩，也頗清新可喜，但是明白清楚有余，沉郁頓挫不足。徐志摩則不然，雖然他自承“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里沒有寫過一行可供傳誦的詩句。”表示他們家是“商賈之家，沒有讀書人”，但是他是詩人。毀他的人說他是紈绔子，說他飛揚浮躁，但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敏感而且多情的人，有他的四部詩集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