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約之後，就讓方山留守，叫他過來，就是讓他在這裡盯著的，因爲朱敬倫得回去了。

英法聯軍的援軍到了。

英方出兵1.2萬，總司令格蘭特，全權公使額爾金。法方計出兵7000人，總司令孟託班，全權公使葛羅。

在六月初，這兩隻大軍全部抵達香港，一下子讓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變得熱鬧了起來。

但戰爭還沒有立刻爆發，兩國海軍艦隊先行北上，英國攻打大連灣，法國攻打登州港，試圖一南一北掐住渤海灣的咽喉，從而封鎖住渤海灣。

清廷的對應顯得格外古怪。

咸豐撕毀了《天津條約》，要求英法公使須與中方就天津條約在上海重新協議。雙方談好後，再進京換約。要求有關進京換約，應按美國換約之成例，也就是坐大車走北塘，在清軍的監視之下進京。

咸豐指示兩江總督何桂清，讓他要求外國公使不但不能長駐北京，也不能長駐其它地方；英法要求的軍費賠償，與清軍抵消二百萬兩。先欠他們兩百萬兩，然後由華商分年代賠。內地遊歷及長江設立碼頭，儘量取消。牛莊、登州不得開口，照美國例開潮州、臺灣兩口。最多允許英國開瓊州，法國開淡水。大沽之防，決不能撤。

這就是咸豐對英法3月8日最後通牒的回覆，讓兩江總督何桂清在上海代辦。

上次說的好好的，怎麼咸豐的態度突然就變了，而且要跟英法低效軍費，原因就是因爲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僥倖打沉了幾艘英國炮艇，打死了幾百人，咸豐覺得有底氣了，而且還傻乎乎的以爲打贏了就能拿軍費賠償，認爲這一仗清軍打贏了，就能抵消英法提出了一部分軍費。

咸豐完全沒有想過，《天津條約》是上次雙方商定好的國際條約，就只差一個換約了，然後他突然變卦，會讓洋人如何憤怒，已經磋商好的開放口岸，也突然就不開放了，這是逼洋人打他，就連已經換約完成的《中美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到現在爲止也還沒有執行，讓美國人和俄國人鬱悶不已。

究其根源在於，咸豐君臣始終將簽訂國際條約看作一種緩兵之計，只是誆騙洋人撤軍，之後承不承認那要看形勢了，中國文化中不講原則的一面，顯露無疑，可問題是，以往跟其他小國不講原則沒問題，可現在遇上的是英法這兩個大流氓，人家手裡可是有刀子的。

這絕對不是咸豐一個人傻，清廷可是集體決策，是朝臣衆議的，這根本就是集體智慧，也就是整個朝廷上下，就沒有一個懂得國際法則的明白人。都還在中國人習慣的老一套，可問題上，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中國的時代了，而是西方人的時代，時代變了，所以悲劇。

朱敬倫知道戰爭不可避免，他關心的是英法對九龍的態度，歷史上，他們早在援軍到達前就租借了九龍，九龍可以直接作爲他們的後勤基地，現在港府提出租借九龍的要求，被朱敬倫直接駁回，歷史上他們是跟總督勞崇光簽約的，現在他們連柏貴的面都見不到，有虎門要塞卡著，他們即便想去廣州，也得考量一下。

朱敬倫回到新安後，一聽說英法聯軍海軍北上了，頓時送了一口氣。

他還擔心英法聯軍援兵到來後，會想辦法衝破虎門要塞，強行進入廣州呢，那時候柏貴肯定會讓步的。

九龍一定不能割，這牽扯到一個經濟話語權的問題，割讓了九龍，香港有了縱身腹地，這座港口就徹底活了，可能比不過上海，但是珠江口就沒有任何一個港口能壓住他了，這意味著廣東的經濟中心將會移到香港。

一旦九龍不割讓，那麼廣東的貿易中心，就始終在朱敬倫手裡掌握著，他始終將廣東看作自己的基業，絕對不容有失。

現在英法聯軍北上，意味著他們的目光始終是在北京。

朱敬倫不知道英法兩國給公使的訓令精神是：

第一，英法公使應該進入北京，並在那裡受到光榮接待。英國政府專門強調，必須走布魯斯當初要走的進京路線，必須坐轎進京。不能像美國公使華若翰一樣丟失榮譽。

第二，英法公使是否常駐北京，由兩位公使共同協商。

第三，戰爭儘可能在揚子江以北地區進行，要和其它地區的居民保持良好的關係。

第四，戰爭的目的不是要顛覆清政府，要防止在北京出現無政府狀態。北京的皇帝如果從北京跑回老家，會導致太平軍發展壯大，中英權威會下降，平叛的總督更無能爲力。記住，我們的目標是和中國建立更明確安排得更好的國際關係。

英法兩國的目的依然是貿易和通商，他們給公使的要求中，明確關於佔領土地的，只有一個舟山。

英法兩國之間的協議規定：

第一，大清過各向英法賠款800萬兩。天津條約的賠款數包括在內。

第二，共同佔領中國的舟山作爲抵押。

第三，清政府爲大沽口事件道歉，同時互換和履行《天津條約》。

至於九龍，那屬於英國政府單方面的需要，對公使的要求是在法國不反對的情況下奪取九龍。

法國人未必會反對，但目前法國人的態度肯定是優先執行北上作戰任務，然後集中力量跟中國達成協議，法國人還急著去佔領越南呢。因此九龍問題，恐怕得放到最後考慮了。

朱敬倫不知道的是，其實英國人不是不著急，而是有很深的顧慮。

港督府中，包令正在向額爾金彙報情況。

就像朱敬倫一直在蒐集香港的情報一樣，港英政府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廣東的偵查，別說新安了，朱敬倫敢說，他們對一直無法直接接觸的廣州的情況，也是一清二楚。

目前最嚴重的情況，自然就是朱敬倫暗中引導，由陳芝廷操刀帶動起來的反割地運動，讓整個新安都動了起來，甚至連東莞、香山、順德、番禺和南海等沿江大縣都行動了起來，各縣的鄉勇都武裝起來，儘管沒什麼好的武器裝備，可能僅僅是竹槍、長矛，甚至一根棍子，但是無比龐大的人數，也夠英國人頭痛了。

“他們有多少軍隊？”

額爾金皺起眉頭，他沒想到自己一到香港就遇到這麼麻煩的事情。

包令苦笑道：“談論他們的軍隊數量根本就沒有意義，因爲他們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軍隊，他們全都武裝了起來。”

額爾金又道：“那麼您認爲我們攻下九龍需要多少兵力？”

包令道：“攻打九龍並不難，難的如何面對極端排外的中國人，一旦佔領九龍，恐怕我們必須一直駐紮一支軍隊用來維持治安。”

額爾金嘆道：“治安問題啊。”

治安問題一直都是香港的頑疾，以致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發展一直有爭議，有人認爲這裡不值得投資，是浪費資源。

治安壞到了連港督都無法維護自身的安全。

在香港服役的一個龍騎兵中尉後來給他的朋友描述，說香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我敢說這裡是個賊窩。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有人在胸前佩戴勳章去街上散步，等他回來時勳章肯定已被搶走......我以前從未到過這樣的地方，也永遠不想去另一個類似的地方。”

1856年，戰爭剛剛爆發的時候，葉名琛號召廣東消滅夷人，香港當時就混亂了。

當地報紙登載了“華人暴行錄”內容包括：“4人被投擲燃燒彈；應爲喝過有毒的湯，3名歐洲人短暫昏迷；發現一具無頭屍體；皇后大道中蓆棚起火。”

但這都不算什麼，影響最大的，還是一次大型投毒時間，1857年1月15日一名中國麪包師在麪包中加入大量砒霜，導致大量香港人中毒，但是由於使用的砒霜超過了四倍的量，反而經過奇妙的化學作用，讓毒性不太嚴重了，因爲這種分量的砒霜就成爲一種催吐劑了。

但依然也有人死亡，一些人嘔吐不止，加上水土不服，身體不好的都扛不住，其中就包括包令的夫人。

“過幾日就是你夫人的祭日了吧。我跟你一起去跟她獻束花。”

提到治安問題，額爾金就想到包令的夫人，針對這件事，他心中其實十分欣賞包令。

因爲由於公衆大範圍中毒時間，當時的公衆的反應近乎歇斯底里，就連當地報紙敦促總督“把裕升麪包店所有下毒的夥計統統絞死在店鋪門前”。

按照當時的情況，包令很容易利用手裡的權力，甚至不需要動用權力，就能將中國麪包行的老闆張亞霖和一干夥計統統弄死。

但是包令選擇了法制。

他選擇讓法庭決定這些人的命運，並且要求法官給予這些人公正的審判，完善的法制保護了這些人，因爲無法確定究竟是誰在麪包中下毒，陪審團宣判麪包師無罪。不過後來這些麪包店夥計還是被關進了監獄，其中42人被囚禁在以間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中。

這種類似虐囚似的處罰，平息了大衆的憤怒，卻激起了治療中毒的醫生們的抗議。

額爾金知道，大英帝國的基石，就在於像包令這種明明守著一個不被政府看好，看不到前途的殖民地，卻能始終堅持原則。

朱敬倫後來也聽說了這個故事，他也非常感慨，一個偉大的民族和一個偉大的帝國，絕對不是憑空崛起的。他必然是先擁有，或者鍛造出了自己偉大的人民，然後才能鑄就偉大的帝國。

朱敬倫從不否認大英帝國骨子裡有一種輝煌的偉大，但他絕對不會妄自菲薄，他的目標是讓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國家，也變得偉大起來，甚至要比任何帝國都更偉大，因爲朱敬倫堅信他的民族和他的人民，一定能教育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民。

不過這種偉大，不是孔子一般的偉大，那種偉大是聖人的偉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個偉大的帝國治下的偉大民族，必然是平凡的偉大，是普通的偉大，就是如同包令這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堅持自己國家原則的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他爲什麼堅持這些原則，不是以爲他偉大，而是因爲他認同自己國家的原則是偉大的，是公正的，是應該被執行的，執行這些原則，遠遠多過他個人的榮辱得失。

只是擁有這種平凡的偉大的人，說到底還是一個個平凡的人，包令也是，他也會痛苦，也會仇恨。

“我討厭中國人！”

包令說道，可他卻一直堅持要跟中國人和平，因爲這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而他是香港總督。

額爾金很認同：“是啊！在低等民族中間生活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自從我來到東方後，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我很少從他們那裡聽到任何與基督教相符合的隻言片語。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和他們連在一起的就是憎惡、藐視、暴行、報復。我們不得不跟一些毫無理智、懦弱無能的人打交道，而且這些人對於討論的題目和自己利益茫然無知。”

包令說道：“中國人跟印度人一樣低等，但中國人比印度人更難溝通啊！”

額爾金道：“這是這個世界上最難以溝通，最不可理喻的一羣人。”

兩個殖民者感嘆著，他們此時完全覺得自己受到了屈辱，他們抱著一種爲國家犧牲奉獻的榮耀精神來忍受這種屈辱，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中國人從來沒有請他們來進行溝通，他們強行來溝通，然後還覺得是文明對愚昧的施捨，對方不肯認同，他們還會覺得屈辱和憤怒。

這就是殖民者，他們的道德感，跟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截然不同，而且自以爲自己是唯一正確的，就好像他們的上帝一樣，只有信仰上帝，否則就該被燒死。

朱敬倫欣賞這種大帝國很多優秀的東西，只有這種極度以自我爲中心的精神，他從來沒有認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