繅絲業遭遇的危機，讓政府極爲緊張，尤其是工部，這幾年陳啓沅力推繅絲業，爲此甚至跟好幾個部門鬧的不愉快，跟兵部爭奪兵工廠，是爲了給繅絲業提供技術支持，跟刑部爭奪郵傳部是爲了得到鐵路控制權，給生絲運輸提供保障，當然這都是藉口，其他部門都認爲這是工部這個清水衙門在爭權，所以對工部很不滿。
以前沒辦法說，上面有皇帝的支持，現實中工部的產業也大幅度提高了財政收入，所以他們沒有打擊的理由。現在繅絲業危機，他們就可以借題發揮了。這讓陳啓沅感到異乎尋常的壓力。因爲在他心裡，果然還是當官更重要，他對政治前途的看重，遠在經營產業之上，甚至現在經營產業，已經徹底淪爲他獲取政績的途徑。
因此看到繅絲業危機，他第一時間就開始尋求各種支持，動員工部能動員的一切力量，他先是得到了尚書令和皇帝的支持，爲繅絲業求到了一年的免稅待遇。還得到了政府融資，爲陷入困境的繅絲業提供緊急貸款。
在工部想盡辦法的幫助之下，繅絲行業經過痛苦的調整，三個月後才擺脫了危機。
這時候國際絲價有所恢復，從一開始的爆跌三成以上，變爲下跌一成。最關鍵的是，絲綢出口市場的重新恢復。
法國捲入戰爭，尤其是一個月之內就遭遇了參拜，普魯士軍隊大舉入境，大軍逼近里昂，里昂全城百姓不斷祈禱，奇蹟發生了，普軍沒有攻擊里昂，而是轉移了。但是普魯士軍隊入境，對里昂的絲織業打擊巨大，一時半會不可能恢復。
由於法國絲綢生產的瞬間停頓，造成了廣東生絲的大量積壓。但經濟市場是有彈性的，法國絲綢生產限於停頓後，大明的絲綢生產都在擴大，更不用說本來就擁有機器織稠產業的西方國家了。英國、美國的絲綢業在高昂價格的刺激下，開始擴大規模，工人加班加點，他們大肆吞併法國的絲綢市場份額，同時也吸納了法國之前的生絲進口份額，因此國際生絲市場再次恢復，只不過從法國轉移到了其他國家，英美是最大客戶，另外比利時、荷蘭甚至俄國都擴大了進口。
而大明的繅絲業也完成了調整，大批過去財務制度混亂的繅絲廠，都整頓了他們的財務，請了專業的帳房，而不是數學本來就不精通的鄉紳自己管賬。另外也採取了削減工資，壓低蠶繭收購價格，以及降低產量的方式。這才終於度過了難關。
總的來說，這不是一次度不過去的經濟危機，只是一場人爲造成的市場波動而已。而且法國絲綢出口和生絲進口，對世界市場的影響力並不相同。
不像絲綢生產，法國是統治級的，生絲進口法國雖然也是第一大國，但是並不比英國大太多，因爲法國本身就是一個生絲生產大國，所以他們對進口原料的依賴性沒有那麼大，同時對國際絲價影響也就沒那麼大，所以才讓大明繅絲業避免了崩潰的命運。
另一方面則是英國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絲綢生產的擴大，吸納了大量的生絲原料。甚至大明飛速擴張的絲綢業，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飛速發展的絲綢業，反過來穩定住了本土生絲價格的下降後，同時由於白銀匯率偏低，人工工資偏低等帶來的紅利，即便生絲價格下跌一成，企業主發現，生絲業依然有利可圖，蠶農發現，植桑養蠶依然比種地劃算，一畝桑園的收益相當於三畝稻田，因此從蠶農到繅絲廠在進過短暫的打擊之後，去年下半年再次開始擴張。
繅絲工廠自不用說，現在已經是一項廣爲人知的技術，沒有什麼神秘性了。
值得一說的是，珠三角地區的農民，開始不斷的開闢新的桑基魚塘，而且桑基的比例在不斷提高，過去往往是六分水塘，四分桑基，現在大家有意的擴大魚塘堤岸，將桑基比例提高到了一半甚至六成，這已經是極限了，再高的話，魚塘裡挖出來的塘泥，就無法滿足給桑基施肥的肥力了。
越來越多的人開闢桑基魚塘，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放棄稻田，在珠三角一帶，普遍形成了棄稻種桑的現象，最普通的農民往往最爲現實，跟那些鄉紳相比，怎麼能夠吃得飽飯纔是他們迫切需求的，因此他們爲了多賺錢，樂意改變。
短短幾年間，廣州府一帶的桑園面積，就超過了百萬畝，比過去翻了一番。而且比較貧窮的粵西地區，也開始了棄稻種桑的情況，尤其是陽縣一帶，增長速度尤甚。哪裡的百姓相對更窮，又經過農民起義的破壞，鄉紳階層勢力相對弱一些，因此阻力更小，所以發展反而更快。
之所以會產生棄稻種桑這種現象，根本原因肯定是因爲繅絲業帶動的，這幾年，大量的繅絲廠密集開工，以出口爲主的機器繅絲業，去年新開工的繅絲廠就有一千家，總數更是高達三千多家，而且依然不斷有資本涌入這個行業，廣東繅絲業已經開始變成一個優勢產業，開始在國際上形成競爭力。
另一個原因則是生絲價格穩定，廣州開始機器繅絲之前，中國最好的生絲，從上海出口的輯裡湖絲海關標準包1包不過200多兩銀子，最低時甚至只有140兩左右（1包摺合海關擔0.8擔）。
可是自從廣東興起機器繅絲之後，絲價竟然開始上揚，最初是因爲機器繅絲提高了質量，後來則是國際絲價普遍的上漲所致，因爲歐洲桑蠶遭遇了蠶微粒子病的流行，整個地中海區域桑蠶都連年減產。
另一個原因是英國實行金本位之後，國際白銀價格連年下跌，白銀價格只是二十年前的一半。但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卻變化不大，這意味著對英國來說，進口中國生絲比過去劃算的多。
由於匯率變化等原因，導致生絲價格上漲。從過去的200兩，提高到了300兩左右，可中國以白銀計價的物價跟二十年前相比，變化卻不大，因此在這個價格上，大明繅絲業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價格下跌，並且在價格下跌之後，依然有利可圖。
所以今年雖然比較困難，但依然有四千萬兩的出口額，而且在年底前有可能還會增加一大塊，因爲誰都不認爲年底前生絲價格會降，甚至有進一步擡高的可能，因爲廣東商人早就摸清了一條規律，每年秋季過後，絲價往往都要上升。因爲對大部分地區來說，冬季是不可能出產蠶繭的。
但是對於廣東來說，這簡直是最大的利好，因爲廣東地區，幾乎是全世界這個季度，還能大規模生產生絲的地區。這個時代，印度的生絲主要是榨蠶絲，產量相對稀少，無法大規模生產，對桑蠶不構成影響。因此作爲一個亞熱帶地區的桑蠶區，廣東就具有了極大的生產期優勢。
桑蠶本是一種季節性的生物，江南一帶的桑蠶，一般只有春夏兩季能夠生產，這是千年以來形成的生物規律，桑樹秋季落葉，蠶種也在那個時候進入了休眠。可桑蠶傳到廣東地區之後，根據本地的情況，發生了適應，嶺南地區桑樹常年長葉，廣東的桑蠶適應了這個規律，也幾乎是常年都在生長。
跟江南相比，太湖一帶的桑蠶每年只能產兩造絲，而廣東的桑蠶每年卻能產七八造，甚至十造絲。
當然，生物還有一個規律，那就是生長期越長的，往往越優質。所以江南的絲往往質量最好，歷史上，基本上手工生產的輯裡湖絲一去世界博覽會，都往往能拿到金獎。直到20世紀初期，這個地區的生絲價格，依然是世界一流，能跟意大利生產的優質生絲相比，而日本產的生絲，卻要低三分之一左右。
物種是很難改變的，優質蠶種的培養，優質桑樹的培育，這都需要時間。歐洲人用了幾個世紀的科學育種，纔在工業革命之後，能跟江南手工產品相比，而他們在產量上，幾乎永遠無法跟兩廣地區相比。
這些情況，工部現在已經完全掌握，他們還從法國、意大利聘請了不少桑蠶專家，建立了專門的育種工廠，希望培育出適合廣東地區的優質桑蠶，不過目前還沒有什麼緊張。
但以目前的優勢，廣東生絲也能在世界上立足。質量上不可能跟江南比，因爲那地方得天獨厚，幾千年來形成的優勢，不可能短期內動搖。
國際分類中，江南絲的特點是白淨透亮光澤圓潤，是蠶絲中的上品。日本絲相比發灰，廣東絲則是發黃，印度絲直接就是黃色。唯一能跟江南絲相比的，就是意大利個別地區生產的上等生絲。
這是祖宗留下的寶貴財富，中國人大概還能吃個幾十年。而在享受完幾十年祖宗紅利之前，工部希望必須培養出自己獨特的優勢來。
工部聘請的法國、意大利專家，不但幫忙建立了育種工廠，從江南、廣東、廣西等地找來各種不同的蠶種進行雜交繁育，歐洲的桑蠶是不敢引入的，擔心病毒進入。儘管已經引入了顯微鏡進行鏡檢，但大家普遍不放心。
同時，這些專家根據歐洲的經驗，結合廣東本地的桑蠶傳統技術，規範性生產，科學化施肥、剪枝等技術，將廣東蠶農的產絲次數統一提高到十造。
只是歐洲專家建議的規模性養蠶，目前實現起來非常困難，因爲這意味著要跟幾百萬小蠶農搶飯吃，已經被錦綸堂事件嚇怕了的工部，目前不敢推廣這項技術。他們只是在小農戶養蠶基礎上，進行改進，並將改進的技術交給蠶農。
不過工部決定在廣西進行示範，廣西經過戰亂之後，人口從700多萬降低到了500萬，有大量的拋荒土地，工部在哪裡購買了幾百畝土地，辦了一個養蠶示範工廠，修建了統一的廠房，通風設備，溫控設施，目前已經產出了一大批優質蠶繭。
他們希望先在廣西推廣，至於江南地區的桑葚魚塘，實在是不敢動。
有絲茶兩大支出產業，工部認定，未來幾年大明產出還將繼續擴大，尤其是生絲產業，法國的桑蠶業在未來幾年內都不太容易恢復過來，大明還將繼續享受這個紅利，加上自身優勢的不斷擴大，廣西桑產業的發展，繅絲業還將繼續快速的發展。
至此，大明已經壟斷了茶葉這個傳統行業，並且在生絲產業取得優勢地位，新的產業織稠業在快速發展，同時物價變動卻不大，接連幾年超過千萬白銀的順差，竟然沒有引起通貨膨脹，這本身就說明資金沒有流入消費領域，而是變成了老百姓的儲蓄，變成了資本家的投資，用後世的理論來說，那就是大明經濟正在享受一個高增長、低通脹的美好時代。
怎麼看這個美好時代短期內都不可能結束，於是在繅絲業度過危機之後，朱敬倫決定啓動下一輪改革，歷史上的改革往往都發生在社會危機的時候，可朱敬倫覺得，那只是被動的適應，不是真正的變革，真正的變革，應該主動一些。
朱敬倫決定主動出擊的攻勢變革，在最好的時候進行變革，而不是等到過不下去的時候才變，不能窮則變，而要富則變。
一個國家在發展最好的時候，往往也是矛盾積累的時候，但是高增長往往能夠遮蓋這些問題，所以大多數國家在快速發展的時候，往往不樂意變革，甚至覺得自己的體制就是最好的，不需要變革。
可是一旦增長結束，遇到困境的時候，這些矛盾就一下子暴露出來，這時候想變革了，卻發現問題已經積累的很深，有的國家經過痛苦的改革，成功的挺了過去，有的國家則永遠的倒下了。
古人云，窮則變，變則通，顯然古人也是這個思路，山窮水盡纔會想到變革。
朱敬倫始終看到了那些問題所在，但是由於反對的力量太強，他只能按兵不動，但現在社會開始了快速發展，他反而認爲改變的時機到了，不是他不顧慮那些反對力量了，而是他知道，一個國家在快速發展的時候，往往更能承受壓力，這時候變革的成本其實是最低的。
退一萬步講，這時候變革風險也是最低的，因爲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是在他的高速增長的時候崩潰的。
朱敬倫決定抓住這次機會，將以前想做不敢坐，必須做卻不能做的事情做了，他這次要深入這個古老國家最根本、最敏感也最穩固的核心：
那就中國的鄉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