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日本甲午戰爭之后的經濟增長是拜戰爭賠款所賜，這有一定的道理，但直接來分析的話，甲午戰爭賠款主要用到了軍事領域，因此軍事工業的增長或許直接受益，看是甲午之后發展速度最快的并不是軍工生產，而是民用領域。
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永遠不變，那就是勞動力、資本和市場，日本跟中國一樣，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國家，這點不缺，資本甲午戰爭體現在資本方面的，主要是日本通過賠償建立了穩定的金本位，同時形成了一個有七百多家現代銀行組成的現代金融體系，但甲午戰爭所帶來的最大變化，還是市場的變化，日本通過戰爭，打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
短短幾年時間，日本的棉紡織品就在中國市場上把英國貨取代了，英國產品成了專門供應城市中上層消費者的高檔品，而中低端則被日本企業所壟斷，壟斷的背后，就是日本工業化不斷擴張的情況。
大明經濟發展，跟打開了滿清的大市場不無關系，通過修建兩條鐵路，將大明的商品，一路能夠送到滿清內陸，而且通過救災，確實收買了大批人心，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明救的，這種潛意識中的好感，會帶來方方面面刻意為之所達不到的效果。
另外鐵路通往山西之后，跟晉商的網絡對接，通過晉商的網絡，將商品運到西北、西南等大明國家力量滲透不到的地方，更是延伸了鐵路的影響力。
還有東北的開發，這也是一個大市場，在東北有墾不完的土地的情況下，當地百姓不可能顧及到家庭手工業，因此他們專心生產糧食、大豆等產品，分工程度比較高，各種物品的商品化程度就比較高，這是比較分工的優勢，因此這里又是一個冉冉升起的大市場，有一千多萬經濟較好的農民，不斷的消費大明商品，給大明工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驅動力。
日本甲午戰爭之后，另一個大的變化就是投資者的心態，過去在幕府時代累積了巨額財富的特權商人、大名，在整個明治維新前期，其實是很不適應的，有的特權商人失去特權后破產了，大多數則靠著積累過日子，少有向現代工商業投資的。
這些人其實掌握著雄厚的勢力，不止是金錢方面，還有人脈方面，渠道方面和影響力方面，日本相關文獻都表明，在1890年代末期，日本的舊富豪們才放開了心態，開始大膽的投資于新興產業。
這其實就是朱敬倫一直以來想做的扭轉舊精英階層的意識，推動大明的新貴族和容克階層的政策。
現在可以說已經初見成效了，在二十年持續不斷的鼓勵鄉紳興辦工商業，主要是茶業和繅絲業，讓鄉紳階層的心態開始發生了變化，已經出現了數以千計的工業鄉紳，這樣的工業鄉紳，他們給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僅僅局限在多辦了幾家工廠，而在于通過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打消了更多人對新興工商業的抵觸和排斥心理。
順德縣有溫家這樣的名門望族帶動，工業發展的就始終比南海縣要好，哪怕南海縣有工部尚書家族使勁推動，但在民間的推廣，始終都遇到很大的阻礙，顯然對舊階層世界觀的扭轉上，新朝的工部尚書還比不上典型的舊式官宦人家，三代京官的溫子紹家族。
通過調查，朱敬倫發現，很多觀念是轉變了，但是跟本土思想相結合，出現了一些朱敬倫想都想不到的變化。
鄉紳辦廠是和普遍的，但是還有一些地主鄉紳是通過高價出租土地給資本家辦廠，而進入這個領域的，這算是一種轉變，這兩種轉變都還算正常，不太常規的是，有一種當地宗族鄉紳建好工廠后，不自己運營的，而是直接將工廠租給資本家經營，自己收取高額租金的現象，而且還很普遍。
比如順德縣水藤堡沙邊鄉的何氏家族，自己不經營繅絲業，卻創辦了一個建業公司，“集股承買基塘繼而建筑絲廠向族人租出”。家族還發布公告要求民眾維護絲廠的安全：“該絲廠之設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論其地位足資保障。至鋪客租納各欵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遷年鋪客，另補助八坊更練經費。凡我族人皆當任保護之責，則賓主相安，利賴無窮矣。厚本堂啟。”
他們家族集資辦廠，卻將工廠出租，有出租給外人的，也有出租給本族人的，建廠的土地是宗族祠堂的祭祀公地，過去就是出租取息為目的，是某一代發跡的祖先留給子孫后代的，比如伍秉鑒分家的時候，就將數百萬兩的固定資產劃到公堂作為祭祀產業。
現在這些宗族根據老傳統，將工廠當作過去的土地一樣，看成了一項生息產業。這是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
是什么讓他們有了這種思想轉變呢，普通的利益絕對辦不到，根據行情，地主們出租機器繅絲廠的年租率通常為投資額的10%。“絲廠多屬鄉族嘗業而批租與繅絲商。租項以1分息計算，所得租項歸諸鄉族公用。且以風俗習慣種種關系，故鮮有以私人名義投資建筑絲廠者。”
顯然每年能收回投資額的一成作為固定的租息，這比出租土地耕種要高的多，高到他們可以改一改傳統觀念的地步了。
可資本家憑什么心甘情愿每年都拿出這么一筆豐厚的利潤交給當地宗族作為租金呢，他們自己買地建廠不更劃算嗎，事實是，他們做不到。
復雜的農村社會，還牽扯到一個地方保護問題，大到土客械斗雙方爭學額，爭土地，小到兩個村子爭水，都是這種地方保護的體現形勢。
一個在鄉村沒有深厚背景的商人，想在鄉紳的地盤上搞經營，不得到這些大家族、大宗族的支持，難如登天。所以這種高昂的租金背后，還有一種向人家買準入資格的味道，甚至說不好聽點叫保護費，這就是為什么有的宗族會以祠堂的名義要求“凡我族人皆當任保護之責，則賓主相安，利賴無窮矣。厚本堂啟。”
這種保護費還不僅僅體現在高昂的租金上，還有其他地方保護主義存在，調查還點出，在有些地方“地方豪紳，宗族長老，對絲廠選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說其煙囪有礙風水，施以勒索；對絲廠所有蠶蛹要由當地包銷，……等等。”
有的地方豪強鄉紳，用高昂的價格出租土地或工廠給商人之后，還不滿足，還要繼續勒索，目的是對絲廠的蠶蛹進行包銷，這跟后世國家修鐵路、公路等工程經過某些村莊，就必須雇傭當地的村長或者書記做工頭，工程才能順利進行下去是一個道理。
除了租金、包銷蠶繭等項目外，地方豪強的盤剝手段還包括向工廠征收捐稅。有些絲廠經營者必須繳納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繭捐、蛹捐、過節捐等；土豪向繅絲廠收取保護費，每個水盆每年十元；絲廠經營者在其他地方收購蠶繭、招募工人時也會被迫交納一定的保護費；土豪還在桑市和蠶市上征收服務費，用這筆收入資助地方公局。
這種暗含黑幫性質的勒索包銷等現象，顯然對工商業發展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現在大明使用機器取代手工作業后的巨大效率提升，還能滿足這些層層剝奪的利益體，可一旦效率紅利吃完，這些鄉村工業將無以為繼。
但這些勒索性質的現象，卻都是因為鄉村自治的傳統習慣使然，朱敬倫跟這種習慣已經斗過多次了，每次都會流血，過后依然如故。修鐵路如此，辦教育如此。所以他不打算在目前工業發展不錯的時候，動這些宗族的利益。老實說鄉村自治也不是一無是處，起碼對鄉村宗族自己的保護就很有力。從陜西傳回來的消息稱，陜甘回亂讓富饒的關中平原遍地荒蕪，只有少數豪強得以保存，在面對以嚴密的宗教組織起來的回人，當地只有以宗法制度組織起來的大宗族才能生存，那些雜姓村子，早在第一波種族屠殺中就被清洗了。
大亂之后，關中平原留下了一個個諸如，“張家堡”，“周家堡子”之類的村莊名稱，顯然他們都是以軍事性質的土堡為保護才殘存下來的村子，而這樣的土堡絕不是個人能夠支撐起來的，必然是一個個大宗族的集體行為。
當然鄉村有這些不好的現象，也有一些朱敬倫比較能夠接受的現象。
比如有些宗族為了保證機器繅絲業的利益，鄉紳開始縱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離經叛道行為。比如開始放任甚至鼓勵自梳女群體的壯大，以保證機器繅絲業能夠得到足夠的女工，持續發展。
所謂自梳女是廣東地區一種特有的現象，很多女孩子不愿意結婚，主要是出于對未來家庭生活的恐懼，擔心受到丈夫、婆家的欺負，于是將頭發梳起來，宣布成為自梳女，一輩子不出門，也有自梳女自己形成某些義堂稱之為姐妹會，一群丁克女子一輩子生活在一起，并且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本來這種現象是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相違背的，結果為了利益，有的為了家族的絲廠有源源不斷的女工，有的貪圖女工們不斷給家庭帶來的收入，開始覺得女兒不出嫁也不是什么壞事了。
于是有些宗族不但默認族中女性當自梳女，甚至開始鼓勵她們，“觀念上的障礙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設姑婆屋，出租給姐妹會成員居住；修筑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結婚的宗族成員的神牌。”
為了女工的工資，修建貞女祠，用傳統道德忽悠女工不嫁人，這種為了利益濫用道德話語權的行為，朱敬倫是極為鄙視的，但他受觸動的是，在現代工業帶來的利益沖擊下，傳統道德和觀念，竟然能夠從如此深度進行轉變，這讓他開始相信工業革命的力量，是能夠扭轉中國最頑固的傳統文化和觀念的，當中國傳統文化開始適應工業化后誕生出來的新的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工業時代的中國文化，是不會像后世那樣，強行嫁接了太多西方的現代文化，而跟整個社會格格不入，思想沖突總是不斷爆發的。
朱敬倫之所以默認了鄉村自治對商人的勒索性租金、捐稅等陋習，也是相信市場本身的力量，最終會扭轉這種現象，從長期來看，商業是流動的，他們只有在有利可圖的時候，才會忍受這種不太合理的勒索，一旦他們覺得不合理了，他們自然會退出，自然博弈之下，自然是那些行為方式更自律的宗族能持續的得到工商業的利益，不管是自己開辦工業也好，向商人收取合理的租金也罷，競爭博弈的最后，肯定會出現最有效率的利益集團占據絕大部分份額。
朱敬倫不打算干涉這種博弈的過程，因為這是鄉村自治自我調整的一部分。
工業革命是一種革命，工業的利益沖擊下，各階層不斷的轉變自己的觀念來適應工業時代的發展，連最傳統的鄉村社會觀念都在改變，那些舊時代的富商沒道理不改變，他們才是最有實力的一群人。
所以明治維新三十年后，舊富豪轉向新產業的現象，在大明也出現了。
過去經營傳統土布的，開始常識買機器辦工廠，生產機織布。過去經營糧油生意的，開始買機器開榨油廠。
而舊時代的富豪們，也開始把銀子從地窖里挖出來，投入了新興產業，有不少山西的土財主，向當地官府申請在山西挖煤礦，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大明，則有一批十三行時代發財的，已經轉型為耕讀傳家的商人家族，悄然再次投入了工商業，這是一股超乎尋常的經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