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奉天殿內，姜星火并沒有急著解釋這幾個名詞的意思，而是認真看向殿內的高官們。

“任何變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脫離實際情況去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就如同刻舟求劍一般，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

“那么請問諸位，王安石變法為什么要搞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針對國內市場的法，基礎是什么？只有搞明白這兩個問題，我們才能以史為鑒，看清楚眼下的大明到底需不需要變革國內商業，還是說繼續在國內保持重農抑商的政策.海禁的解除與海外貿易的開放，與國內的商業政策并非是捆綁的，如果沒有必要性，那么大明國內完全可以如黃尚書所說，繼續保持重農抑商的現行政策。”

姜星火的退步，讓黃福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或者說，黃福對姜星火如此自信，頗為不解。

【海外貿易】+【重農抑商】的國策組合是否可行？

當然是可行的，對外貿易不代表讓國內也充分貿易，雖然有點奇怪，但在短時間內，無疑是能保持住雙軌制的。

當然了，如果時間線拉長，那么這種雙軌制定然是不可行的，因為海外貿易的充分展開必然會帶動國內貿易，到時候重農抑商就維持不下去了。

因此雖然姜星火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讓步，但黃福并不覺得姜星火是真的在為了順利推行變法而做出妥協，反而是某種胸有成竹的表現。

這時候反倒是魏國公徐輝祖開口答道：“王安石變法，之所以采用青苗法和市易法，基礎應該是北宋國策，這點臣讀史之時，倒是有些心得。”

“喔？”

朱棣有些意外地看了看這位馬上要滾蛋去北邊的國公，問道：“魏國公有見解，不妨仔細說說。”

這就是打算讓武臣也發言一下了，畢竟剛才都是六部尚書在發言，而在明初這個時間節點上，其實武臣勛貴在朝堂中的力量和話語權，是不弱于、甚至可以說超過文官集團的。

“臣斗膽。”

被皇帝允許后，徐輝祖自然要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態度來，畢竟他和朱棣這個妹夫的關系可說不上好

徐輝祖站起身來拱手行禮，隨即侃侃而談：“臣以為，王安石變法的根本，都在于北宋政權推動的‘不立田制’與‘不抑兼并’兩大國策。在宋朝以前，便如夏尚書所言，靜態的理財術，無非是‘整頓’和‘節流’這兩個手段，而其中的‘整頓’，便是清查田畝，調整田制，然而北宋繼承了晚唐以來的兩稅法制度，國家收稅收的是田地的稅，而具體某一塊田地歸誰，國家并不在乎這一點，對于國家來說，只要田地的主人按時足額繳稅，那么愛歸誰歸誰正因如此，北宋干脆徹底放開了田地交易的限制，不再確立某種類似于井田制、均田制之類的制度來維持稅基，而是完全按田收稅，不在乎田地性質和歸屬。”

“如此一來，田地其實就成了一樣商品？”朱棣似乎明白了過來。

“便是如此。”

徐輝祖繼續道：“田地成了合法商品，而田地買賣就變得頻繁了起來，人口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地依附于田地，這樣一來田地上農作物也跟著開始變成了商品，什么農作物在市場上賣得好，田地的主人就會種植什么，而這也就成了青苗法的基礎若是在北宋以前，一塊田地種什么，經常是幾代人都不變的，如果不遭災，很容易產生儲備，北宋以后，農人則經常會考慮更換田地里的農作物，而一旦賠本，下一年購置種子就會捉襟見肘。”

朱棣又get了一個新知識點。

他也讀過史書，但倒是真不知道青苗法與北宋的田地商品化有關系，想都沒往哪里想，如今仔細想來倒是確實有些蹊蹺為什么北宋以前就沒人搞青苗法？若是說常平倉，但常平倉是直接放糧食調節的，也就是所謂的“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并非是以貨幣形式，也就是“青苗錢”來放貸。

如果百姓真的需要的是小麥或者水稻的種子，直接放種子就好了，何苦還要讓百姓拿著錢再去買小麥和水稻種子呢？

答案自然是隨著田地商品化的進程加快，田地里的農作物開始追求經濟利益，不一定都種小麥、水稻等主食了，而是根據市場上的需求和價格來種植，所以才需要錢來買，而不是直接需要最常用的種子。

否則的話，青苗法難道真的是因為北宋就這么倒霉，年年災害，年年百姓青黃不接，都得向人借錢？

“市易法呢？”

這時候魏國公徐輝祖反而不說話了，曹國公李景隆接過話來：“市易法的根子，其實也在北宋國策上，只不過不是‘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國策，而是‘四民皆本’。”

在場一共四名五軍都督府的武臣，也是未來的上將們，但顯然，上將之間亦有差距。

淇國公丘福和成國公朱能，雖然打仗可能會比曹國公、魏國公厲害，但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完全的天差地別了.靖難勛貴里95%都是中下級軍官出身的實戰派，四年前丘福是千戶、朱能是副千戶，沒有靖難這檔子事，他倆一輩子都爬不到公侯伯的位置上，更遑論進五軍都督府了。

所以指望他們能有多少文化造詣，那實在是難為人了，這東西對于武臣來說，沒有兩代人是養不出來的.當然了，如果養出來了，對武臣來說也未必是好事，因為武臣的本職工作就是打仗，而培養文化素質，第二代人或許還能打，到了第三代，基本就開始走下坡路。

畢竟，文武雙全也太難為人了。

這種議論國家大政的場合，誰沒文化誰尷尬，反正李景隆是不尷尬的。

李景隆繼續說道：“所謂四民皆本，便是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即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

“北宋取消了過去之前延續了上千年的、對于商人在各方面的歧視，也取消了坊市制度，商人可以在市場里的任意時間進行交易，只要給國家交稅就行，這就造成了北宋商業的高度繁華。”

“當然了，為了收稅，北宋制定了嚴格的律法，不允許對商人進行勒索，北宋的商業環境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不僅有專門的官吏管理交易市場，而且禁止缺斤短兩，每個市場都有統一的度量衡參考，并且官府保護私產。”

這時大皇子朱高熾插話道：“元初有學者馬端臨曾言：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宋人之立法，妒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那北宋朝廷為了分商賈之利，想來商稅一定很重？”三皇子朱高燧也問道。

“非也。”

理財專家、戶部尚書夏原吉解答道：“大明是3%，北宋是5%。”

“拉弗曲線。”

半天沒說話的姜星火忽然道。

“拉什么弗？”

“拉弗曲線”，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姜星火前世，由美國供給學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并且作為美伶宗里根的經濟顧問，為里根政府推行減稅政策出謀劃策，里根經濟學的基礎原理之一，就是減稅這一招，非常管用。

通俗的說，拉弗曲線描繪了國家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系，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國家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國家稅收收入減少.聽起來很奇怪，但實際上道理很簡單。

因為較高的稅率將抑制經濟的增長，使稅基減小，稅收收入下降；反之，減稅可以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稅收收入增加。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想要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課以重稅并非是一個好選擇，相反，降低稅率反而會起到刺激經濟活躍，增加財政收入的效果。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眾人大概解釋了一下“拉弗曲線”的道理，讓剛才腦子里只有【加稅、加稅、超級加倍！】的朱棣大概弄明白了，原來拔毛不是越狠越好，得細水長流。

“所以王安石搞市易法，便是因為北宋的商業足夠發達，商人足夠多，交易量足夠大，就如同青苗法一樣，北宋的兩條國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才是根源所在。”

“大明有這個基礎嗎？”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沒有！

田地制度上，大明實行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商業政策上，大明執行嚴格的“重農抑商”政策。

這兩種政策，幾乎是與北宋截然相反的。

朱棣問道：“那國師以為，大明同樣也要‘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四民皆本’嗎？”

聽聞此言，就連一直默默地當隱形人的內閣眾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筆，認真以待。

“不能！”

姜星火嚴肅地答道：“王安石變法給我們的變法，提供了最直觀的參考樣本，而從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就是，田地制度絕對不能貿然改變！”

聽到這句話，內閣眾人松了口氣，黃福、蹇義也放下了心里的大石頭。

魚鱗冊、黃冊的“雙冊”制度雖然有種種弊端，但卻是大明朝廷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最重要政策手段，如果這都要改，那顯然是天都得塌了。

“姜星火雖不算老成謀國，但這一點倒還穩重。”兵部尚書茹瑺看著姜星火，心頭暗暗道。

雖然他是跟著皇帝的態度走的，但茹瑺的心里并不是特別地支持變法，在茹瑺看來，不胡亂折騰就是最好的，如果姜星火連田地制度都打算動，那就是真的動搖國本的事情了，哪怕是茹瑺，也不得不違背皇帝的態度直言勸諫。

聽到不動田地制度，朱棣也很滿意。

別的都好說，動搖不了國家根本，但田地制度這種東西鬧不好，是真的會搞的江山傾覆的.王莽的例子還不夠鮮活嗎？

“但四民皆本，卻是要以加以借鑒的，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了剛才說的第二要務，也就是通過對市場的挖掘來獲得經濟收入，充分活躍國內市場。”

姜星火頓了頓才繼續說道：“不管是王安石變法還是我們的變法，核心目標就是快速改善國家的財政情況，并且最好是不留隱患地改善.那么天下田地總量有限就意味著農業稅有限，大明每年能收上來的農業稅是一定的，所以我們要看向商業能為國家提供的稅收，也就是國內商稅和海外貿易，海外貿易方才已經分析過了，姜某要說的，便是我們如何吸收王安石變法在商業上政策失敗的教訓，以及王安石到底失敗在了哪里，我們要怎么做，才能讓商業上的變法成功，從而讓國家的財政實現快速增長。”

姜星火的目的當然不是讓大明財政快速增長，讓朱棣有花不完的錢去建立千古一帝的功業，事實上，不知不覺間，姜星火已經把邪龍破殼而出的最重要條件深埋了下來。

“方才說了，王安石的方向是對的，確實要用動態的眼光看問題，國家要用動態的理財術但王安石選擇的路是錯的，因為有幾樣活躍市場的東西他不懂，也就是我所說的產權基礎、中央銀行、商業錢莊、公司制。”

“產權基礎是什么？”朱高煦適時問道。

“商業交易的最重要條件是什么？”姜星火反問道。

“公平交易？”

“不。”

姜星火搖了搖頭，說道：“最重要的條件是——財產私有。”

“如果你的財產隨時可能會被剝奪，那么就算你公平交易，又有什么用的？或許下一瞬間，你的財產就不是伱的了。”

這里要說的是，姜星火最想實現的，當然不是財產私有，而是相反的一條路，但基于目前15世紀的具體時代條件而言，顯然是先搞財產私有，把邪龍孵化出來更為靠譜一點，畢竟歷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但是這一點，卻并不算出乎意料地引來了一片沉默。

原因也很簡單，這一個名義的問題。

從名義上講，在封建皇權時代，“朕即國家”。

整個大明的一切，從法理層面，都是大明皇帝的所有物，個人不存在私產。

皇帝一般不會派人沖進你家，把你的家里的財產充公，但皇帝毫無疑問有隨時、隨地、隨意、隨人地行使這樣權力的法理依據，這也是皇權至高無上的重要的表現。

如果承認財產私有，那就意味著對皇權的破壞，這是朱棣這個皇帝，乃至他身旁的皇子和國公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從根本上講，都源自于皇權。

“臣民名義上財產私有，朕斷然不能接受。”

觸及到了朱棣的底線，朱棣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朕可以接受事實上的財產私有，朝廷和地方官府也不會隨意沒收臣民的私有財產，以此來支持商業的發展，讓大明能重現北宋的財政收入高度，但名義這個口子，是萬萬不可能開的。”

姜星火倒也沒打算一步登天，他知道朱棣九成九不會接受，這時候也沒什么失望.更何況，這有什么可失望的？只要朝廷能夠在事實上保護私有財產，那么有朝一日，這個“名”自然會與“實”相匹配。

不過資產階層主導的社會大變革，這一天的到來姜星火在第八世注定是看不到了，他只需要跟原本的歷史相比，取得一點點突破，讓歷史的進程加速就可以了。

姜星火跳過了這個話題，繼續說道：“除了產權基礎，對于商業交易來說，其次重要的就是交易的中間組織，所謂中間組織，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商號組織的公司化，另一方面是信貸組織的專業化。”

這里要說的是，千萬不要把“公司”這個詞，理解為近現代社會才出現的。

冷知識：如果沒有姜星火的插手，永樂元年再往后推幾十年，公司的雛形，也就是康孟達組織就出現了。

所謂康孟達組織，是合伙經營的一種商事契約，它是最早的一種商業合伙形式，這種新的組織模式與家族共同經營不同，依照這種契約，一方出資而不參加營業活動，另一方則運用自己的設備條件等從事營業活動，雙方按出資數額對盈利進行分配，出資者依出資數額對經營虧損負有限責任，而營業者則負無限責任。

這種共同經營形式，最初產生于歐洲中世紀的地中海沿岸諸城市，盛行于海上貿易，由既想獲得利益而又不愿親身冒險的資產家出資，由航海者向海外運銷貨物，盈利按出資額分配。虧損時航海者承擔無限責任，資產家只在出資范圍內承擔有限責任，后來，這種合伙形式逐漸發展到陸上貿易，最終演變成為隱名合伙（有限合伙）和兩合公司（由無限責任股東和有限責任股東所組成的公司）。

隨后，在永樂元年往后推152年，被稱為“血腥瑪麗”的英國女皇瑪麗一世，特許與俄國公司進行貿易，從而產生了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這種類型的公司，早期最出名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

嗯，放到大明就是“西天竺公司”了。

所以公司制這種東西，不僅不是什么跨時代的、不符合當下大明實際情況的生搬硬套，也并非姜星火的拍腦袋決策，而是實實在在能直接拿過來用的東西。

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兩合公司，這就是純粹的商業概念，不涉及到任何其他因素的限制，即便姜星火不提出來，再過一百多年，西方商人也搞出來了.通訊和制造力水平都是一樣的，憑什么西方商人能做到的，大明商人做不到？沒有這個道理的。

更何況，如果真說國家的管理水平，還真不要吹西方，大明的官僚體制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論行政效率，絕對吊打現在的西方諸國，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然呢？近代英國的文官制跟誰學的？

姜星火給奉天殿內的眾人解釋了什么叫做“公司”，以及公司的幾種形態后，眾人顯得非常.平靜。

是的，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什么劃時代的創舉，只是覺得“哦，國師搞的新玩意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似乎有助于商業的發展，能讓商人們開展交易更加清晰、便捷”，也僅此而已了。

而且其中責、權、利的劃分在數千年的商業活動中早就有了類似的概念和雛形，只是沒有人提出來這么明確而已，對于眾人來說，并非什么不能理解的東西，說白了就是做生意的那點事，誰掏錢、誰收益、誰擔責任、誰經營，如此而已。

“至于信貸組織的專業化，便是國家控制的中央銀行，以及民間的商業錢莊。”

嗯，聽起來有點反常識的是錢莊的出現，其實比公司制的出現還要晚

錢莊的出現，跟白銀流入是有著直接關系的，尤其是嘉隆萬三朝時期，海洋走私貿易極為猖獗，大量美洲和日本的白銀流入大明，由于當時寶鈔已經徹底沒人用了，而民間主流使用的銅錢輕重不一且成色各異，并且不僅是銅錢和白銀的兌換有需求，銅錢本身的制錢、私錢、白錢三者之間的比價差異大，又時不時地變動，這就必然導致了銅銀兌換業的產生.于是就出現了若干專營銅錢兌換的金融組織，稱為錢店，又叫錢鋪、錢莊、兌店、錢肆。

而到了明末，明匠宗朱由校的時代，錢莊就已成為一種獨立經營的金融組織，不僅經營兌換銅銀，還辦接待放款，供給簽發帖子取款的便利，原來在兩地聯號匯兌的會票，也成為錢莊發行有鈔票性質的信用流通工具，也就是后來的莊票、銀票。

姜星火先介紹了錢莊的概念，由于日本有海量白銀儲藏的巨型銀礦的事情，在大明的高層里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眾人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這一層。

“這倒是比當鋪要先進不少。”朱棣如是評價。

“是這樣。”

姜星火微微頷首，隨后說道：“當然了，民間的錢莊只是私營的金融組織，而金融和貨幣，肯定是要由國家主導的，所以中央銀行就很有必要了，所謂中央銀行，對于目前的大明來說，主要有兩項職責，也就是貨幣發行與貨幣的發行規劃。”

“前者，也就是目前寶鈔提舉司所負責的寶鈔發行，以及寶源局所負責的銅錢鑄造的集合體。”

“后者，則是中央銀行要成立專業的貨幣部門，來負責制定寶鈔和銅錢這些貨幣每年的發行量與回籠量。”

這番話讓朱棣聽得若有所思，他微微頷首：“這么說來，便是要把貨幣相關的權力集中起來，然后把貨幣的發行和回籠權從戶部剝離出去？”

“便是如此，貨幣的歸貨幣，財政的歸財政。”

夏原吉的面色并沒有什么異常，顯然姜星火已經跟他通過氣了。

“事實上，王安石變法里，青苗法最大的問題就是地方官府是獨立進行放貸的，而且放貸越多，政績就越好，就越容易獲得拔擢，那就必然帶來強制性借貸。”

姜星火分析道：“大明如果要對商業政策進行變法，如果想深挖國內商稅的潛力，那就必須要構筑基礎的中央銀行-民間錢莊的貨幣體系，讓貨幣受控制地流動起來，商業才能發展，要以依靠民間商業自主發展為主，以國家的貨幣政策調控為輔青苗法所缺乏的，就是相關的一整套能夠以商業形式運行的貨幣體系。”

“可惜北宋沒有，所以王安石變法是在透支北宋的國運，幾乎把整個江山給賠掉了。”

姜星火輕嘆一聲，又繼續說道：“不過這種事情也難以怪罪，畢竟當初變法主導者王安石能看到動態理財術的方向就已經不錯了，桑弘羊等前人也沒有給他提供行之有效的新路，所以最后還是走回了靜態理財術的老路。”

“哦？”

朱棣的眉頭挑了挑，卻又追問道：“那依照國師看，大明還要不要重新啟動國內的商業貿易呢？如果有了‘四民為本’的理念，有了‘公司制’、‘民間錢莊’、‘中央銀行’，大明的財政收入，就能實現跨越式的攀升嗎？”

“這個嘛”

盡管姜星火已經打定主意，可在皇帝面前，他依舊裝模作樣地沉吟片刻，這才搖頭說道：“還是要看執行的情況。”

朱棣當然看出了姜星火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夏原吉，又淡淡地問道：“既然拿不準，那國師為何要向朕請命呢？”

“臣不是怕財政收入無法爆發增長，而是怕大明再遭北宋厄運啊”

姜星火苦笑著拱手行禮：“再好的政策、辦法，都是要靠人來執行的，北宋王安石變法，當年青苗法雖說從財政收入上取得了巨大成效，給卻也給北宋的商業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乃至從根本上損害了北宋的國運，若是陛下只求為國理財，那這四樣東西自然是足夠給大明國內創造一個良好的經商環境，繼而讓商稅增加的，可政策是否有隱患，還得看執行的官員。”

朱棣揮了揮手：“行政學校的事情，準了。”

“陛下英明神武！”

只要能達到目的，姜星火不介意給大吸血蟲說點好聽的。

“等等。”

黃福這時候說話了：“國師所剖析的北宋王安石變法對于商業種種政策失敗，剖析的是有道理的，提出的解決辦法，聽起來也算是可行，但這終歸是無法驗證的事情，大明廢除‘重農抑商’的祖制代價何其之大？影響后果何其之深遠？陛下還需慎重考慮！”

“不錯。”

蹇義這時候也說道：“國師的辦法是否可行，總該有個驗證，改弦更張也得有個說法。”

朱棣看向兩位尚書，問道：“兩位尚書的意思是？”

黃福和蹇義對視了一眼，黃福說道：

“海外貿易的事情，臣等已經沒有任何可質疑的地方，畢竟短中長期，對于大明來說都是有利的，所以解除海禁，臣等不反對.但國內廢除‘重農抑商’，重新提‘四民皆本’，一旦朝廷這么提，那就是對現有社會秩序的巨大沖擊，是必須要慎重考慮的，所以臣等請求陛下，有一段時間的驗證期。”

“臣以為這是有必要的。”黃福頓了頓繼續說道，“也就是說，可以先嘗試‘公司制’、‘民間錢莊’、‘中央銀行’，但不能貿然提‘四民皆本’，如果在這段驗證期里，大明的財政收入，尤其是商稅收入，確實實現了突飛猛進，確實于國有益，可以汲取北宋的高財政收入優勢的同時，也沒有什么隱患，那么才可以徹底更改‘重農抑商’的祖制。”

朱棣想了想后也覺得可行，黃福的提議是老成謀國之見，畢竟“士農工商”的排序，其實是大明社會階層的排序，如果重新提北宋的“四民皆本”，那么必然會導致百姓思想混亂，不拿出足夠的理由或者說一個能交代的說法，是不行的。

“黃、蹇二位尚書老成謀國，朕覺得可行，國師以為呢？”

朱棣還是幫了姜星火一把，這個試驗期的時間和標準，讓姜星火自己定。

“一年，到永樂二年的今天，國內商稅起碼折合白銀210萬兩。”

嗯，這里要簡單回顧一個數據，那就是去年大明財政收入折合白銀是680萬兩，其中商稅是35萬兩，姜星火的意思就是，一年的時間，財政收入里面的商稅收入，將飆升到接近洪武三十五財政收入的接近三分之一，同時是洪武三十五年商稅的6倍之多！

這個數字雖然還遠遠比不上北宋大約折合白銀760萬兩每年驚人的商稅，但也足夠服眾了。

只要姜星火能做到商稅爆發式增長，能給朝廷搞來錢，那么想必沒人會再聒噪什么，即便有，永樂帝也會一巴掌拍死。

——那可都是朕的錢！

至于怎么搞，那您別管，別管我是搞復古的鹽茶專賣，還是新潮的玻璃香水，只要能靠專項商品收入+普通商品商稅收入搞來210萬兩，那就是我贏。

“一年時間，210萬兩商稅，可以嗎？二位尚書。”

“臣等無異議。”

“陛下英明。”

聽完朱棣的話，幾名尚書齊聲附和。

朱棣點了點頭，臉上浮起欣慰之色，對朱高熾吩咐道：“你去擬旨吧。”

“是，父皇。”

朱高熾領命，轉身離開座位，前往早已備好的書案，執筆書寫。

片刻之后，當圣旨擬好，朱高熾將它送至朱棣面前，恭敬地遞到父皇的手上。

朱棣展開，掃了一眼上面的內容，臉上的笑容愈發燦爛：“諸位愛卿今日辛苦了，而今日的這篇廷論（廷辯內容），就由夏尚書負責撰寫吧。”

“謝陛下恩典。”

夏原吉躬身答道。

“好了，都散了吧。”

朱棣微微頷首，隨即離開了御座前，邁步走向奉天殿的殿門。

今天的廷論已經落下帷幕，剩余的事情就由幾位尚書大人去安排了。

至此，姜星火終于算是艱難地點出了【重商主義】+【海外貿易】的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