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安平在金門大戰之后也已淪為廢港，剩下的廣州口岸，又隨著髨賊的入寇而失陷。所以朝廷在海貿上一文銀子也收不到了。

朝廷大臣們，對失去海外貿易口岸這件事，并不覺得是多大的事情。因為大明的大多數年份里，海洋帶來的只是威脅，不是收入。為了防備東洋西洋來得“倭寇”“洋盜”，還要花費重金沿海設防。

隆慶開海這件事，在歷史書上被大書特書有特殊的意義。實則探究其政策內容和通過的背景就知道，所謂的“開海”，更多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寓禁于征的措施罷了。官方在無法禁止民間海外貿易的情況下，有限度地放開一道縫，把一部分地下貿易轉入地上，從而可以從中抽稅。這并不意味著大明已經意識到了海商貿易的重要性，也不意味著明王朝對待商貿的態度改弦易轍。

選擇月港作為開放口岸，本身就體現出了開海是一種權宜之計。月港附近多山，使得這個地方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空間。土地少而貧瘠、交通不便，大明所鼓勵的農業在這里難以發展。不得不靠海吃海的搞起了走私貿易。換而言之，這是一種“不得已”的作法。月港的地理環境，本身來說并不適合作為開放口岸。

這種三心二意的開關政策，使得朝廷在發展海上貿易上并不重視，而且還有意的加以限制。即使是在最繁華的1594年，月港的所有稅收也不到三萬兩。對大明的財政不過九牛一毛而已。

溫體仁是浙江湖州人，對海貿的“賺錢”其實是有切身體會的。大量輸出海外的絲織品大多出這里，作為本地縉紳，每年光是銷售生絲和蠶繭的收入就是一筆莫大的收入。至于其他人，則對此并無太深的印象。

劉宇亮道：“陛下，本朝開埠，以月港舊例，每年引稅、水餉、陸餉、增餉不過兩萬兩。今云可得銀二十萬兩，實乃虛妄之言。”

其他閣僚也紛紛表示質疑。二十萬兩可不算小數字了。很多地方一個縣全年的商稅才不過幾兩銀子。上海縣雖富也不至于能點石成金。

溫體仁卻知道這不是什么虛妄之言。海貿的利潤之高，他有所耳聞。尤其是這幾年招商船行以上海為基地，悄悄地和日本、朝鮮做生意，參股的江南縉紳無不賺得盆滿缽滿。溫家雖然沒有直接入股，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絲供應商之一，每年只是賣生絲就就能凈得數千兩。若是朝廷在上海開埠，依照當初月港事例每年東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發放船引，再按照鄭芝龍在安平收取“牌餉”每船兩千兩計算，二十萬兩是手到擒來之事。

不知這上書之人是誰？溫體仁暗暗詫異。通政司送來的所有奏章他都看過引黃，大概知道內容，最近這一年多來就沒有人上書談過開埠設關之事。

皇帝久居深宮之中，連京師都沒有出過，顯然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那么是誰上書的呢？溫體仁立刻想到了太監。

太監的貪婪異乎尋常，且萬歷年間就有派遣太監去各地稅關擔任稅監之事，皇帝莫非是受了太監的蠱惑才想起了此事？

但是眼下的江南海貿利益，多在江南士紳手中。朝廷要在上海開埠設關，侵奪他們的權宜，不啻于虎口奪食。

雖說他已經有心要整治復社，在上海設關大可借此掐斷他們的財源。但他可不愿與江南縉紳為敵。何況太監們謀劃此事，亦未與自己通氣――他倒不反對太監借此斂財，但是白白的送一個好處給他們，他也沒這個興趣。

當即他輕輕咳嗽一聲，道：“開埠固然能增國家之收成。只是上海縣不甚妥當。”他提醒道，“上海乃是南直大縣，距南京不過數百里，快馬朝發夕至，又扼長江入海要道，乃海防重鎮。沿江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關防，不宜開埠行商。”

上海的海貿各種優勢在17世紀的官員們看來，正是最大的劣勢。溫體仁如此一說，閣僚們紛紛表示贊成。

溫體仁這番話說得有理有據，皇帝聞言一時間也無從反駁。畢竟這只是錢太沖這樣一個無名小卒的建言。

眼瞅著此事已無后話，溫體仁卻又道：“上海雖不合適，然皇上所言開埠之事于國事亦大有益處。臣請不妨在沿海他省，不甚要害之處另擇一地，開埠設關。”

這話說得很是得體，亦照顧到了皇帝的面子。崇禎亦覺甚是滿意。其實不論是月港、廣州還是上海，他都無甚特殊印象。說到底還是被二十萬兩的收入打動了。

只要能收到錢，開埠選擇何處他并不在意。當即贊許道：“溫卿果是老成持重之言。”

“謝萬歲。”溫體仁趁機又稟告說此事涉及外夷，事體重大，不妨明發諭旨，令六部九卿并沿海各布政使議處上奏。

“溫卿所言極是。此事須得慎重。”皇帝點頭，“就依卿所言，明發諭旨。”

溫體仁回到府邸之中，回想著今天的召對。原本召對并無什么特殊之處，最奇怪的便是這個不知何處而來的“上奏”。

盡管他推測此事是太監所為，但是回來細想。事情似乎又沒這么簡單。

溫體仁雖然并不勾結太監，但在宮內亦有相當的人脈，以便及時掌握內廷消息。若是真有人意圖謀取關監之職，絕不會一點消息都沒有。

莫非不是太監，而是另外有人密奏？溫體仁想到這里，叫來了一個親信長隨，輕聲囑咐了幾句，讓他立刻去見一個太監，打探消息。

不過，這并不是眼下他最要緊的事情。溫體仁的政治嗅覺十分之靈敏，自打他入閣以來，樹敵甚多，這些政敵眼下正在合流，謀劃著把他趕出內閣，而皇帝，隱隱約約也透出了對他的不滿。

圣眷一衰，不但仕途難保，連性命只怕也有憂。溫體仁自打知道東林－復社正在謀劃推周延儒復起起，就已經預感到自己的腳下開始搖搖欲墜。

他想除掉周延儒，只有興起大案，正如當時為了排擠文震孟構陷庶吉士鄭鄤。但是要周延儒此人雖然劣跡斑斑，卻沒什么要命的把柄可以抓，且他已經辭官歸鄉，除非構陷其謀逆，而謀逆大案勢必要牽扯到廠衛，他并無把握能讓曹化淳、吳孟明按自己的心意辦事。

怎么辦呢？思來想去，既然力推周延儒復出的是東林－復社，翦除其羽翼也是一種方法。這幾年在他的運作之下，東林在朝中已經勢力大減，真正有能力興風作浪的，是起之秀復社。

復社號稱小東林，在政治主張和成員上有許多重合之處，但彼此也有區別：一是復社更加注重把持科場，提攜門人；而東林只專注于朝廷內部的斗爭，對科場不感興趣；二是復社在更注重控制地方，而東林的重點在中央。

由于復社在掖進門人弟子方面“不遺余力”，大有把持科場之勢，出現了“中式者皆復社之人”的現象。

這樣一個團體的存在，即使它什么不干，也主意使溫體仁這樣的權臣芒刺在背，何況它還是自己的敵人！

因為東林的關系，溫體仁早就與復社早就勢如水火，崇禎六年六月，溫體仁當上首輔后不久，他的弟弟溫育仁指使宜興人吳炳作了一本《綠牡丹傳奇》，影射復社的各種丑惡現象，溫育人還命人將此書改編成劇本，搬上舞臺四處演出。

此事鬧得很大，驚動了張溥和張采。二張為此專程奔赴浙江，會見了提督學政黎元寬。黎元寬隨即下令毀禁此書，并追究作者責任，將溫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獄。此事過后，溫體仁第一次意識到張溥的實力，他雖然已經下野了，卻仍能遙控朝政。便下決心要鏟除復社。

這年秋天，太倉歉收，二張寫了一篇《軍儲說》，對救荒政策發表議論。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指責二張“悖違祖制，紊亂漕規”。周之夔是福州人，亦曾加入過復社，與東林的錢謙益、瞿式耜友好，主講過壚冊書院。他因為自己名氣高而自負，不被復社其他成員所接受。后與張溥結怨。

然而他的彈劾并沒有起到作用，到了崇禎八年七月周之夔被罷免。周之夔認為自己下臺是復社運作的結果，十分氣憤，于是寫了一篇《復社或問》，對復社和二張進行控訴。九年五月，太倉人陸文聲又控告二張“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趁機周之夔和陸文聲的控告送有關部門審議，想借機興大獄。

但是溫體仁顯然錯誤估計了“通天教主”的勢力。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馮元飏、太倉知州周仲連拒不執行命令，不惜降職，進行保護，使溫體仁的計劃遇到了挫折。

這件事使得他對復社的能量有了充分的認識，也因此堅定了要鏟除復社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