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樵，你覺得這個題目如何？”黃體芳此時還沉浸于新發現帶來的狂喜之中，并沒有發現張佩綸已然變了臉色。
“題目雖好，只是太過下作陰毒！”張佩綸冷冷的道，“且是莫須有之罪名，不足以服天下！”
“下作？陰毒？不足以服天下？呵呵，幼樵，言重了吧？”黃體芳覺察出了張佩綸的話有些不對味，轉頭看著張佩綸，“對林義哲這等亂臣賊子，當無所不用其極，存不得半分婦人之仁！”
“可那林義哲，是亂臣賊子么？”張佩綸大聲質問道。
“他投身事鬼，妖論惑眾，以陰毒手段摧折諫諍之臣，怎地不是亂臣賊子？”黃體芳聽到張佩綸聲音不善，說話也變得不客氣起來。“看此人以新聞紙擾亂英國，便知其心性手段，和那張元、吳昊是一路貨色！他能亂英國，便能亂我大清！不早除之，日后必為大患！”
“漱蘭此言差矣！林義哲雖然屢屢同士林為敵，只是熱心洋務之故，張元吳昊，亂臣賊子之名，實是太過。”張之洞看到二人說僵了，急忙起身解勸道，“無論如何，他驅逐倭寇，保全臺灣的大功，還是不可抹殺的。朝廷對他屢有升賞，亦是酬其大功，你說他是亂臣賊子，將朝廷封賞置于何地？”
張之洞雖是勸說，但亦有隱隱指責黃體芳之意，畢竟亂臣賊子的帽子是不能隨便扣的。
“那是一二樞臣受其媚惑，賞罰不明！”黃體芳知道自己剛才一句“亂臣賊子”的帽子扣得不妥。有詆毀朝廷的意思，趕緊轉了口。稱贊了朝廷幾句，“臺灣逐倭得勝，那是朝廷策劃之功，前敵將士用命之故，他林義哲一介白面書生，不過是貪天功為己有而已！”
見到黃體芳如此說，張之洞不好再說什么，只能又坐了下來。
“漱蘭。林義哲誠有不對的地方，但功是功，過是過，不可一概而論。”張佩綸強壓住性子，放緩了語氣，說道，“若要參劾與他。也需切實有據，切不可妄言攀誣，害人害已。”
“幼樵所言，黃某萬萬不敢茍同！”黃體芳抗聲道，“在黃某眼里，他林義哲沒有半分功勞！只不過是一個奸邪小人！”
“漱蘭好大的口氣！興船政、辦海軍、驅除倭寇。在你眼里，竟然算不得功勞！”聽到黃體芳如此回答，張佩綸的嗓門又高了起來，“林義哲親自上陣狙殺倭酋，難道算不得功勞？”
“那不過是他林義哲的沽名釣譽之舉！”黃體芳強辯道。
“哪有這樣沽名釣譽的？用自己的性命沽名釣譽？”張佩綸重重的冷笑了一聲。“你漱蘭可照著沽一個我瞧瞧？”
黃體芳怒極，一時間找不到詞語反駁。一張臉剎那間憋得通紅。
“僅以一人之好惡評人功過，你覺得你認定的，便永遠是對的么？這天下再無第二人能超過你么？”張佩綸不客氣的繼續說道。
“幼樵言重！黃某不敢！”黃體芳拱了拱手，昂然道，“此非是黃某一人之論，士林對林義哲早有公論！縱然其稍有微功，也斷斷難掩其禍國之罪！”
“林義哲何來禍國之罪？倒要請教！”張佩綸怒道。
“黃某適才已然說了，林義哲妖論惑眾，擾亂人心，欲要以夷變夏！”黃體芳道，“縱然他佐理船政，興辦海軍，稍有微功，也難掩其禍國殃民之罪！”
“林義哲熱心洋務，無非是為了要國家富強，談何以夷變夏？他做的那篇《西國圣道考》，有理有據，連老師都說寫的絕妙，怎地便擾亂人心了？”張佩綸道，“莫非漱蘭以為，自己的學問在老師之上？”
“黃某的學問自然比不上老師，和幼樵也是差了一大截，”黃體芳冷笑道，“但黃某的大義見識，自信卻是在老師和幼樵之上的！”
“大義見識？哼哼！”張佩綸冷哼了兩聲，“《西國圣道考》刊行天下至今已有數年，士林未見有反駁之妙論，我更沒見你黃漱蘭對此有何妙筆，縱有些駁詞也不過取其辱耳！”
對《西國圣道考》，黃體芳向來是恨得牙根癢癢，但他窮盡一生所學就是尋不出一詞以駁，故而此事就成了黃體芳的心結，如今張佩綸哪壺不開提哪壺，卻讓黃體芳徹底喪失了理智。
“張幼樵！那林義哲僅僅是一篇《西國圣道考》的狗屁不通之文，老師年紀大糊涂了腦子便也罷了，連你竟也分不清是非大義了！”黃體芳道，“對于洋務可否強國，黃某所知不多，亦不愿與聞！黃某只知道，士林為大義之所在，無論天命所歸何人，皆得依靠士林！無士林便無江山社稷！如若大義不存，士林不在，縱使國家再強，士子百姓變得如同禽獸一般，又有何用？”
“黃漱蘭！你說的是人話么？”張佩綸大怒，拍案而起，戟指黃體芳，厲聲質問道，“古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若亡，士林何能獨存？你如此顛倒是非，居心何在？”
“張幼樵！你一意為那林義哲說話，莫不是受了他的什么好處不成？”黃體芳意識到辯不過張佩綸，便祭起了另一件法寶，他打量著張佩綸，“想不到你張幼樵自許廉潔，竟然也會和那奸邪小人同流合污……”
“住口！黃體芳！張某的為人還輪不著你來指摘！”張佩綸厲聲喝斷了黃體芳，“這么多年，我怎么沒看出來你是個這么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
“唉呀！漱蘭，瞧瞧你都說了些什么！還不趕緊向幼樵賠個不是！”張之洞見張佩綸怒發如狂，生怕二人動起了手。急忙起身勸解道，“幼樵。漱蘭今天酒喝得有些多了，你就少說兩句吧！”
“張孝達！你少在那里充好人！”黃體芳被張佩綸罵得急切發泄不得，竟然沖著張之洞去了，“我知道你一直對那林義哲心存好感，縱是他長得眉清目秀符合你張孝達的斷袖之癖。但我告訴你！你趁早還是斷了那種念頭，早晚有你身敗名裂的那天！”
張之洞讓黃體芳一番訓斥，一時間羞怒不已，正待說話。卻被張佩綸搶了先。
“黃體芳！休要滿口胡柴！”張佩綸厲聲道，“你也不是第一天認識我們幾個，我張幼樵是何等樣人你心里應該清楚！張某是幫理不幫人！林義哲這件事，真真確是你沒道理，還要胡攪蠻纏！我等只站在公理這邊，君子做事須坦坦蕩蕩，決不可做那種傷天悖理的齷齪之事！你若還舔為君子。就請好自為之！”
聽了張佩綸斥責黃體芳之言，張之洞心中暗感痛快，對張佩綸的詞鋒犀利一針見血佩服不已。
“好一個站在公理大義這邊！張佩綸，這話虧你好意思說出口！”黃體芳冷笑著起身，“林義哲曲意媚上，摧折士林。侮辱士子，你身為士林一員，竟為他百般開脫，還胡說什么站在公理大義這邊，真是笑話！”
“你說林義哲摧折士林。難道士林對林義哲的所作所為就光明磊落了么？”張佩綸怒道，“你要把林義哲比做張元吳昊亂國之人。加以莫須有之罪名，欲致其于死地，難道也是光明磊落之舉？”
“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為了春秋大義，下等末節，便顧不得了！”黃體芳強詞奪理的說道。
“你這是說為了春秋大義就可用齷齪下作的手段了？”張佩綸怒瞪著黃體芳，厲聲問道。
“用了便怎地？你少用這些損話來將我！”黃體芳惱羞成怒，用手指著張佩綸、張之洞及陳寶琛說道，“你們哪一個沒上過參人的折子？哪個沒說過損人的話？為了參劾成功，大家都是一樣的！少在這里裝清高！”
“漱蘭，你這是說什么？”一直沒有說話的陳寶琛終于也忍不住了，起身大聲說道，“我等言官，糾彈參劾乃是本分，乃是維護大義所在，并非為一己之令名，你怎可如此說話？”
“呵呵，陳伯潛，想不到你和他們也是一路！”黃體芳打量著面前的三人，冷笑著說道，“虧你們自稱飽讀詩書，春秋大義，早就丟到腦后了！”
“你不要胡亂攀咬了！黃體芳！”張佩綸怒道，“你參劾林義哲，無非是圖一人之聲名私利罷了，莫要再侈談什么春秋大義！”
“我便是為了聲名私利又如何？有道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們敢說，你們不是為了自己？”黃體芳指著張佩綸等三人，冷笑連連，“你們哪個敢發個毒誓，說不是為了自己？”
聽了黃體芳的指斥，張之洞和陳寶琛一時語塞，而張佩綸則毫不猶豫的說道：“張某便不是為了自己！有道是‘文死諫，武死戰’，言官清議，不避斧鉞，乃是為了天下蒼生！”
身為清流派的一位要角，張佩綸雖也曾抨擊、指責過洋務官員，但他的出發點和角度卻與保守頑固派完全不同。
張佩綸是同治年進士，1874年授編修侍講。同光之季正是清王朝多事之秋，列強環伺，釁端屢作，水旱連災，民生凋蔽，有感于封建統治的岌岌可危，立足于封建衛道的正統立場，張佩綸慷慨言事，抨擊時政，指斥當道，由于同光年間，腐敗勢力盤根錯節，各級官吏貪贓枉法，加之外患頻繁，情況尤為嚴重。張佩綸目睹清政府的腐敗和列強的蠶食，憂心忡忡，感慨良多，曾言：“十年以來外侮紛起，無歲無之，自今以往其有極乎？”“而上下茍安因循，風氣頹靡，已復盡道光季年之習，其流極或且過之。”張佩綸可以說是繼承了歷史上“諫臣”的傳統。
和那些“賣直買名”的清流言官不同，張佩綸是真正站在儒家正統立場上，為百姓仗義執言，為國家富強殫精竭慮。遠的不說，就在今年。四川東鄉縣署知縣孫定揚議派加捐，每征銀一兩。加收五百文，引起抗糧風潮。孫定揚誣告鄉民叛逆造反，請派軍隊洗剿。提督李有恒竟當真派兵前往鎮壓，殺害寨民500人，釀成特大血案。此案發生后，張佩綸等人多次上書，參劾李有恒妄殺無辜，終使該案經反復核查得以平反。孫定揚、李有恒被刑部議定斬監侯，５００位冤魂得以安息。
張佩綸的出發點是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雖然受見識學問的影響，其恤民主張也多流于空談，但他承襲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以“經世濟用”為本任，和黃體芳寶廷之流有著本質的不同。是以今日會有這樣翻臉的事情發生。
面對朝廷的限期復奏，不得推諉搪塞的嚴令。平日里習慣搗糨糊的督撫紛紛在規定期限內就中樞給出的“命題作文”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最著名的要數作為恭親王和丁日昌的政治盟友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所上了洋洋萬言的《籌議海防折》。
折中寫道：“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萬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
與此同時，相關各省督撫將軍的回折也陸續送抵北京，總共54件之多。集思廣益的結果就是眾口難調、五花八門。這些回奏雖看似繁雜，但是具體分析梳理下來依舊可以分為三大流派。其中李鴻章、文彬、楊昌濬、王凱泰、劉坤一、沈葆楨等對丁日昌“三洋水師”的構想表示支持，只是對如何劃分三洋有所側重，李瀚章、李鶴年則認為三洋太麻煩，不如在南北洋分設外海水師；有些督撫（以王文韶、英瀚、裕祿等人為代表）則因為自己的技術知識實在匱乏，又不能敷衍了事，因此選擇了油滑的中庸之路：既對海防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表示認同，但在操作層面以阿思本艦隊事件教訓為理由主張謹慎，看似不偏不倚實則不明就里、不知所以；最后一派以丁寶楨和李宗羲為代表反對丁日昌的三洋水師構想，也反對取消舊式水師編制，丁寶楨堅持認為應固守海岸據點，輔以舢板、艇船封鎖，一旦敵船耗盡糧煤，勢必自潰。至于左宗棠的反應則毫不出人意料，你丁日昌是李鴻章的幕僚，就算為了反對而反對也得反對到底。當然了，臺面上的理由是不能這么說的。左宗棠認為：“海防一水可通，若劃三洋，畛域攸分，彼此勢均力敵，意見難同，督撫亦成虛設。”
1874年12月6日，軍機二號人物、體仁閣大學士文祥上奏，總結了臺灣事件中的經驗教訓，首次明確將日本作為假想敵來對待：“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以時局論之，日本與閩浙一葦可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后患。尤可慮者，彼國近年改變舊制，大失人心，叛藩亂民一旦崩潰，則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明季之倭患，可鑒前車，……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只，竟敢藉端發難；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僉以鐵甲船尚未購妥，不便與之決裂，是此次之遷就了事，實以制備未齊之敵。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
文祥作為軍機處二號人物，原本對洋務并不那么熱心，但是此時此刻也能有此認識，殊為不易，事情似乎正向著李鴻章樂意看到的結果在邁進。1875年2月李鴻章奉旨入京，在覲見恭王的時候受到恭王的當面夸贊，說這54件折子，就數他和沈葆楨的折子寫得最好。
李鴻章對此有所前瞻，很早就聯絡了遠在廣東揭陽老家的丁日昌，讓其在《海洋水師章程》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發揮，形成更加細致可行的建議條陳，好和他自己的主張相呼應。而作為李鴻章的老友兼幕僚的丁日昌不負李鴻章所托，1874年1月20就從廣東寄來了對“恭六條”逐條議復的折稿。內容比《海洋水師章程》更上一層次，首次接觸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丁日昌指出，中國目前的局勢最緊急的方向是東北沿海，東南沿海和西北為次要，西南內陸更次之，“當分別緩急，選練重兵，以息敵覬覦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