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評價，《北京專約》是中國步入近代以來所簽訂的第一個“收獲實利”的條約，因為此前中國對外簽定的條約，無一不是喪權失地，且當時尚不自知，“而自臺事專條訂立之后，中國始知棄虛名，爭利權”，最終促使中國人一點點的拋棄了陳腐的“天下觀”，轉向了“世界觀”。
在《北京專約》當中，最能體現出這種轉變的，便是關于琉球的問題。盡管在條約當中，中國仍然稱琉球為“屬國”，屬國這個詞仍然屬于中國傳統的宗藩觀念體系，不被當時的國際法所認可，但條約當中明確說明琉球“歸中國保護”，用國際法的觀念來說，琉球便不再是“屬國”，而是中國的“被保護國”，中國是琉球的“保護國”。這意味著中國的傳統觀念已經在發生著悄悄的改變，不再被既通曉“天下觀”又擅于“世界觀”的日本玩弄于掌股之間。
《北京專約》是亞洲政治史和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條約，而正是因這個條約的簽定，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的主要國家，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北京專約》使中國從日本得到了500萬英鎊（合中國白銀2000萬兩）的巨額賠款，正是靠著這筆賠款，中國打下了近代工業基礎，為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開辟了道路。而日本因為這筆賠款的付出，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才得以完成了舉步維艱的明治維新。
盡管《北京專約》帶給了中國極大的利益，但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負面作用。由于從日本得到了巨額賠款，相當于中國一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舉國上下皆感極其富裕”，加之戰勝了日本，使得清廷很多官員重新找回了“自信”，滿足于取得的成果。驕傲自滿的情緒又重新抬頭，使得中國前進的腳步又一次放緩。
幸運的是，一群卓越而富有遠見的官員們仍然保持著清醒，如果不是他們的努力，中國勢必將又一次陷入到沉睡之中！
林義哲在給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總結此前中國屢敗于西方的原因，以及此次臺灣逐倭之役的得失，曾如此說：“……或云。彼國侵占我國土地在先，我民奮起抗擊在后，縱有不是，尚屬小過，遠不及西國強權之危害流毒深遠云云。殊不知若行國士之行，人便以國士待之；若行蠻夷禽獸之行。人便以蠻夷禽獸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豈非貽笑大方？”林義哲深深的明白，事實上，中國長久以來的悲劇，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閉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卻又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兩點結合，使得中國對外來文明、外來人士都充滿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觀中國的鄰國日本，在國門被炮火打開之后，立即打出“文明開化”的旗號，知恥后勇，勵精圖治。使國勢蒸蒸日上，不數年便為東亞第一。常說“落后就要挨打”，中國人卻始終將“落后”理解為拳頭的力量，其實文明的落后、觀念的落后，才是中國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除了經濟與科學技術有所進步。愚昧閉塞、弱小落后、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幾點，相對鴉片戰爭時的清朝而言幾乎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對現代文明規則毫無尊重接納之意，對外國仍視其為“亡我之心不死”。對本國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無常，時勢更易”的水準。林義哲等一群人，正是因為深刻的了解這一點，才有了后來中國國運的根本性轉變。
在《北京專約》簽訂完畢之后，各國公使紛紛前來總理衙門道賀，慶祝“中國和日本之間恢復了和平”，總理衙門一時間格外的熱鬧。
在條約簽訂完畢，林義哲的“全權”便被收回，這一日諭旨下達，免去了林義哲“全權頭等交涉大臣”一職，改為“臺灣事務大臣，總理衙門行走”，并加太子少保銜，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職務，林義哲當然明白這當中的奧妙，是以在郭嵩燾對此大惑不解甚為不平的時候，并沒有解釋。
“你這一次要得如此巨款回來，功勞不亞于臺灣逐倭，而條約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過了。”
在賢良寺郭嵩燾的居所，郭嵩燾正和林義哲一邊喝茶，一邊閑談。
通過這一陣子的合作應對日本人，郭嵩燾和林義哲已然一見如故，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呵呵，我之前只不過是個小小的船政幫辦委員，不過六七年時間，便數遷至此，朝廷恩賞不可謂不厚，我已知足了。”林義哲沒有說出慈禧太后在“天地一家春”給他的許諾，而是笑著寬慰郭嵩燾道，“郭公放心，朝廷斷然不會就此拋卻我等。”
“鯤宇，你可知道，這洋務是出了名的費力不討好，需要用人的時候，便臨時召你我等前來，事畢只怕又要閑置了。何況又有人暗中構陷，你這一次，怕是又不知著了誰的道兒。”郭嵩燾回想起此前的官場經歷，嘆道。
看到郭嵩燾郁郁的樣子，林義哲知道他應該是又想起了當年因左宗棠四道折子連參而被免去廣東巡撫一職的故事，只是微微一笑。
熟知中國近代歷史的他，當然知道這一段公案。
只是郭嵩燾此刻不會想到，很快，他便會得到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命！
二人正在閑談，門房來報，稱“劉云生”來訪。
聽到“劉云生”三字，林義哲心中立時變得警惕起來。
對于這個人，他可是相當熟悉的！
對于“劉云生”這個名字，后世之人咋聽起來可能會覺得陌生，認為是歷史上名不見經傳的一個小人物，但如果把它換成“劉錫鴻”的話，只怕便有很多人知道了。
劉錫鴻原名劉錫仁，字云生，廣東省番禺縣人。原籍廣東新會。。其父以販魚為業。其兄劉錫鵬，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舉人。劉錫鴻是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著名的“反洋務論”者，是當時中國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876年任清朝駐英使館副使和出使德國大臣。并兼任駐奧匈、荷蘭公使。
劉錫鴻從小接受正統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在于道光二十八年考中舉人，魁岸負氣，有不可一世之勢。他考取舉人后做過幕僚，鎮壓農民起義。他后來加入郭篙燾的幕府，并成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郭劉兩人曾一度交好。后來郭篙燾被任命為駐英公使。而此時副使職位又空缺。于是，郭篙燾提名劉錫鴻，劉錫鴻就這樣成為了一名外交官，算是近代中國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外交使節。但是劉錫鴻對郭篙燾只提名他為參贊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滿，這為他們倆后來反目成仇，積怨甚深埋下了隱患。
1877年。兩人以中國駐英國使節的身份在英國參觀游歷，關系還算和睦。但是，國書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領薪水事件使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終于總爆發。兩人互相攻訐，他先后參郭篙燾“三大罪”、“十款”，而郭篙燾參他濫支經費，最終兩人被“各打五十大板”，在1878年同時被召回國。回國后。郭嵩燾被免去官職，再未被起用，而劉錫鴻則繼續擔任光祿寺少卿，最后因為批評攻擊李鴻章“跋扈不臣，儼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職，后于1891年郁郁而終。
雖然歷史上的郭嵩燾被罷免不得起用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但當年劉錫鴻受了李鴻藻的指使，對他進行的無端構陷。卻無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云生來得正好，呵呵，快快有請。”郭嵩燾此時并不會想到日后劉錫鴻會給他帶來多少煩惱，而是高興地對門房說道。
門房領命而去。見到有客前來，林義哲正要起身告辭，郭嵩燾卻笑著對林義哲說道：“云生是我昔年知交好友，多年不見。卻一直音書不絕。自我入京之后，便時時前來探望。云生曾隨我多年，可謂知己，學問也是好的。鯤宇不妨也見見他，正好聊聊。他對鯤宇，也很是敬服呢！”
聽到郭嵩燾說劉錫鴻對自己“很是敬服”，林義哲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聲，但表面上卻還是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他知道，劉錫鴻對自己的“敬服”，應該是建立在另外一個基礎之上的！
洋務派和保守派的斗爭將中國官場分成了兩大營壘，在上層，在中下層都這樣營壘分明地對峙著。有沒有中間路線呢？想在墻頭上騎著坐一坐，看看風向的有，可他們在墻頭騎不住，風大伴墻的多。
那么哪一派勢力強一些呢？洋務派雖然眼光遠一些，富國強兵的一套辦法也不無道理，但他們畢竟是不安于現實的一派，要打爛壇壇罐罐，要革老祖宗的命，特別是他們連拐彎抹角也不屑干，公開主張以西方為師，認為原有的一套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幾千年變化不大的國家社會的規章制度，人人都習慣了的東西，要改，要革，連娃娃們學些什么也要改動……總之，天下要大亂了，這哪能行呢？騎在墻上的人最會察顏觀色，上看皇帝老子的態度，下看老一輩人的眼色，他們太容易得出結論了。
從廣東進入京師的劉錫鴻，可以說是郭嵩燾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對郭嵩燾應當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銘心的。郭嵩燾跑順風時，他為之高興；郭嵩燾走麥城時，他也替郭嵩燾難過過。他為郭嵩燾充當耳目，傳遞過許多信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沒有變過心。郭嵩燾幾次離職還鄉時，他恨不得也隨同前往，廝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燾的教誨，甘愿為郭大人效犬馬之勞。正如當年劉錫鴻同他病中的夫人說過的話：“有人知己，我定為犬馬。”他那時認定郭嵩燾是知己，是以愿為郭嵩燾效犬馬之勞。可這個“定”字難得解釋為“終身”，而是個有變數的字眼兒，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環境一改，各方情勢有變，所“定”者也就隨之而變了。這不是劉錫鴻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當郭嵩燾從廣東卸任，回到湘陰，在家賦閑時，劉錫鴻便觀察起官場的興衰之理來了。盡管他自己也算是“洋務派”出身，投入過團練工作的改革，支持巡撫大人郭嵩燾所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大獎那些一心為公的好父母官。嚴懲那些貪腐成性的舊式官僚。但到了京中，洋務派是頂了碓窩子唱戲——人吃虧了戲不好看、費力不討好這一事實，他已是看得再清楚不過了。他能不衡量一下這當中的得失嗎？
事實上，就在郭嵩燾復出的前一年，一個漸變的過程便發生在了劉錫鴻的身上。
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劉錫鴻去到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李鴻藻的官邸。這可是當朝一品要員，炙手可熱的頂尖極人物，了不得的！李鴻藻是皇帝的老師，有一段時間甚至代替幼帝批過奏折，起草過上諭，可以說就是幼帝的影子。慈禧太后見了他也是“老師”、“師傅”的叫，百般尊敬。言聽計從。尤其是清流言官們，奉李鴻藻為領袖，唯其馬首是瞻。但李鴻藻自己卻并不好把自己往哪個營壘里面擺。他對外一向是主戰派，不輕言和讓，但洋務派的一些措施他有一些也曾予以支持。但老佛爺的話對他來說又是至尊無上的，想得通想不通他都會絕對執行。他和另一位帝師翁同龢的持政理念相同，都不是那種可以分明往哪一個營壘里歸隊的重量級人物。他主掌過禮部、戶部，當過都察院左都御史。授過工部尚書，有太子少保銜；兵部尚書、吏部尚書他也都任過，可以說沒有他沒當過的大官。
劉錫鴻去拜見這樣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員，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準備了又準備，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現，要顯示出自己是有修養的大才。談吐要非凡，氣度要高潔，對朝廷內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眾的見地。要是問起自己的晉身之階，他也會見機行事。或說或不說他與郭嵩燾的多年瓜葛。而且據他的了解，李鴻藻與郭嵩燾也并不算見外，他似乎無須忤逆郭公，出賣良心。
改換門庭為人犬馬，也是個大學問啊！
但劉錫鴻憑直覺，似乎又感覺到李鴻藻和郭嵩燾未必能走到一塊兒去。
接下來和李鴻藻的接觸，讓他下了改換門庭的決心。
在同李鴻藻打了幾次交道之后，劉錫鴻的“傳統知識型言談舉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鴻藻似乎對他的印象很好，這讓劉錫鴻敏銳地感覺到，李鴻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為之犬馬”的劉氏人生觀又在他腦子里活躍起來。原來他的“有人知己，我定為犬馬”是不具有是非標準的，也就是說，誰“知己”，就“為誰犬馬”！
如今，主宰官場的大佬“知己”了，改換一下門庭，也沒什么對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還在賦閑，他也無法忠于老上司了。
而打那以后，
劉錫鴻去拜見這樣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員，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準備了又準備，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現，要顯示出自己是有修養的大才，談吐要非凡，氣度要高潔，對朝廷內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眾的見地。要是問起自己的晉身之階，他也會見機行事，或說或不說他與郭嵩燾的多年瓜葛。而且據他的了解，李鴻藻與郭嵩燾也并不算見外，他似乎無須忤逆郭公，出賣良心。
改換門庭為人犬馬，也是個大學問啊！
但劉錫鴻憑直覺，似乎又感覺到李鴻藻和郭嵩燾未必能走到一塊兒去。
接下來和李鴻藻的接觸，讓他下了改換門庭的決心。
在同李鴻藻打了幾次交道之后，劉錫鴻的“傳統知識型言談舉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鴻藻似乎對他的印象很好，這讓劉錫鴻敏銳地感覺到，李鴻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為之犬馬”的劉氏人生觀又在他腦子里活躍起來。原來他的“有人知己，我定為犬馬”是不具有是非標準的，也就是說，誰“知己”，就“為誰犬馬”！
如今，主宰官場的大佬“知己”了，改換一下門庭，也沒什么對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還在賦閑，他也無法忠于老上司了。
而打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