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文章是以致胡適信的方式發表。胡適認真研讀了梁漱溟的信，隨即發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開信。

言道：“今天細讀《村治》二號先生給我的信，使我十分感謝。先生質問我的幾點，都是很扼要的話，我將來一定要詳細奉答。

“我在‘緣起‘里本已說明，那篇文字不過是一篇概括的引論，至于各個問題的討論則另由別位朋友分任。因為如此，所以我的文字偏重于提出一個根本的態度，便忽略了批評對方理論的方面。況且那篇文字只供一席討論會的宣讀，故有‘太簡略’之嫌。

“革命論的文字，也曾看過不少，但終覺其太缺乏歷史事實的根據。先生所說，‘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如說，‘貧窮則直接由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則難道八十年前的中國果真不貧窮嗎？如說，‘擾亂則間接由于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試問張獻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國的操縱？今日馮、閻、蔣之戰又是受了何國的操縱？

“這都是歷史事實的問題，稍一翻看歷史，當知此種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大抵不中情理。鴉片固是從外國進來，然吸鴉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長進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獨鐘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滿田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下的嗎？

“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么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先生要我作歷史考證，這話非一封短信所能陳述，但我的論點其實只是稍稍研究歷史事實的一種結論。

“我的主張只是責己而不責人，要自覺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狀態之下，什么救濟和改革都談不到，只有跟著三尺童子高喊濫調而已。

“大旨如此，詳說當俟將來。

“至于‘軍閥’問題，我原來包括在‘擾亂’之內。軍閥是擾亂的產兒，此二十年來歷史的明訓。處置軍閥——其實中國那有軍‘閥’可說？只有軍人跋扈而已——別無‘高明意見，巧妙辦法’，只有充分養成文治勢力，造成治安和平的局面而已。

“當北洋軍人勢力正大的時候，北京學生奮臂一呼而武人倉皇失措，這便是文治勢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勢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勢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已失掉其依據，只靠做官或造標語吃飯，故不復能澄清政治，鎮壓軍人了。

“先生說，‘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此言頗不合史實。軍閥是擾亂的產物，而擾亂大抵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二十年來所謂‘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二十年中的軍閥斗爭，何一非無聊政客所挑撥造成的？近年各地的……（作者）暴動，又何一非長衫同志所煽動組織的？此三項已可概括一切擾亂的十之七八了。即以國民黨旗幟之下的幾次互戰看來，何一非長衫同志失職不能制止的結果？當民十六與民十八兩次戰事爆發之時，所謂政府，所謂黨皆無一個制度可以制止戰禍，也無一個機關可以討論或議決宣戰的問題。故此種戰事雖似是軍人所造成，其實是文治制度未完備的結果。所以說擾亂是長衫朋友所造成，似乎不太過罷？

“我若作詳細奉答之文，恐須遷延兩三個月之后始能發表。故先略述鄙意，請先生切實指正。”

因為有了這個答復，于是便有了胡適對梁漱溟那著名一問：“而今日滿田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下的嗎？”

關于這個問題，這幾十年的中國的對外開放，給國家和人民生活帶來的變化，比什么都有說服力。

胡適在寫《我們走那條路》時，差不多遭致的是一片反對聲。但正如有人所說：“先驅是孤獨的；先驅的思想又是燭照歷史的火炬。 經過80多年的盛衰哀樂，不論政治派別，人們應該從中感悟到先驅的智慧。近代中國彷佛在盤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點。一個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是：假如當年先生的忠告被聽取，中國的面貌會有什么不同？”

有人說：“看了《我們走那條路》，完完全全可以看出胡適對各類問題看得多么透徹……”

任何上過中學政治課的人，都可以用內外因的哲學觀點來闡述胡適的意思，“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內因是關鍵，我們只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把自家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如胡適所說，一個個個人強大了，國家強大了，就是真有帝國主義來侵犯，我們已經練成金剛不壞之身，自是百毒不侵。

只要是真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就應該知道，所謂再深奧的理論，所揭示的也無非是生活的真實和事物的本來面貌。而任何革命，任何主義，只要是主張進步的，最后的歸結點都是人民生活得得到改善。至于那些為了革命的革命，為了主義的主義，即使不是邪惡的，也必定是瞎胡鬧。而這，不正是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中的全部訴求嗎？

也有人認為，胡適所以寫《我們走那條路》這篇文章，是因為胡適先前寫的幾篇關于人權的文章給自己找了麻煩，不得不離開中國公學，也給《新月》帶來了麻煩，隔幾個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于是想改弦更張，，甚至向當局示好。

對此，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的結尾，做出了回答：“怎么叫做自覺的改革呢？認清問題，認清問題里面的疑難所在，這是自覺。立說必有事實的根據；創議必先細細想出這個提議應該發生什么結果，而我們必須對于這些結果負責任：這是自覺替社會國家想出路，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這不是我們個人出風頭的事，也不是我們個人發牢騷的事，這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事，我們豈可不兢兢業業的去思想？懷著這重大的責任心，必須竭力排除我們的成見和私意，必須充分尊重事實和證據，必須充分虛懷采納一切可以供參考比較暗示的材料，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說我們的任務是要為社會國家尋一條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辦法：這叫做自覺。”

當然，即便是在九十多年以后，也不時能看到譴責胡適，提出五鬼鬧中華，為帝國主義欺辱中國人民辯護等說法。

很喜歡這樣一段話：“這幾年，一旦發生國際大事情，網上的許多朋友就充分展示了他們義和團似的愛國激情，一下子，美國就變成了美帝國主義，就成了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里恰是情感壓倒理智的結果，愛國，最好不要用嘴來表達，盲目的愛國也許只是一種虔誠的愚昧而已，對于這些朋友，一旦進行理性的說理，他們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一頂叫做漢奸的帽子戴在論敵的頭上。

“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政見可以不同，但我們不應該隨便懷疑別人的人格，那些所謂對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嗤之以鼻的人絕不會是什么漢奸，恰相反，也許他們更有理性而已，愛國不是靠喊口號喊出來的，義和團似的熱病總是會導致目的熱與方法盲。畢竟，骨頭燒成灰也是中國人，沒有人會別有用心的希望中國變壞，因此，不可以動不動就把漢奸的帽子往別人的頭上扣，這樣做，與別人無損，與自己的人格有傷，最是不合理的做法。”

至于高舉新文化大旗的胡適，為什么說“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呢？需知，胡適所認定的封建，乃是柳宗元《封建論》中的封建，即中國的封建社會應該是商周時期，和我們現在所習以為常認定的封建社會，教科書中的封建社會是不一樣的。所以，胡適說，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毫無疑問，胡適所認定的封建社會，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就“崩壞了”，當然不在其內。

1930年10月4日，胡適再次到北平，忙中偷閑到北大看了看，并與好友任鴻雋一家游西山。在北平期間，胡適相中了米糧庫四號的房子，決定舉家搬遷到北平。胡適決定遷到北平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此時胡適主要忙于中基會編譯委員會的事務，搬到北平便于辦公管理；二是胡適大量藏書還都存放在北平。搬到北平之前，胡適寫《白話文學史》的參考圖書主要是靠從張元濟等朋友處借來。此外，胡適只能寫信給在北平代管圖書的族弟，請他寄來所需圖書。胡適有過人的記憶力，需要的書在北平書房的哪個書架，封面是什么顏色，需要查閱的資料在書中哪一頁哪一面都記得清清楚楚。

這一年的11月28日，胡適舉家遷往北平，隨行的有他新收的徒弟，中國公學的學生羅爾綱。羅爾綱到北平后就住在胡適家，負責輔導祖望、思杜讀書，抄錄胡適的父親胡傳的遺集。羅爾綱先后在胡適家待了五年之久，后來寫成《師門辱教記》，胡適非常喜歡，后改名為《師門五年記》。

胡適在遷往北平當天的日記中對三年多的上海生活作了總結：“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個片斷，不算是草草過去的。”胡適后來在《〈淮南王書〉手稿影印本序》中又說：“那是我一生最閑暇的時期，也是我最努力寫作的時期。在那時期里，我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