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這個地方的人，也跟別的地方的人似乎不太一樣。

鴉片戰爭之后，五口通商，廣州鬧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入城運動，其實其他幾個口岸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的運動，華人跟洋人的沖突不斷，比如林則徐在福州掀起的反入城，鼓勵福州人學習廣州人，比如寧波的暴力對抗，赫德甚至因此挨過打受過傷。

五個通商口岸中，廣州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前，都沒讓洋人進城一步，可有一個地方，從一開始就跟洋人相處的其樂融融，自始至終就沒發生過對抗的事情，這個地方就是上海，或許正是這種態度，讓上海在之后短短幾十年間就超越了擁有八十年獨占優勢的廣州，在中國大城市中獨領風騷。

但上海人為什么沒有跟洋人爆發沖突呢，其他地方的沖突，多是因為不了解所致，上海開放之前比廣州閉塞多了，可他們為什么能那么平心靜氣的接受洋人的到來，還租了土地給洋人，最后形成了租界。

有人從文化上分析，認為上海地處江南，江南人文興盛，百姓性格比較柔弱和包容，因此容易接受不同的文化。

但朱敬倫覺得，可能另有原因，上次在上海短暫停留，他發現上海的洋人傳教士之多，有些出于他的意料。

本來以為這個時代愿意來中國的，大多數都是那種帶著一股狂熱的開拓和冒險精神，憧憬著發大財的夢想，為四億人口的自由貿易這種美好前景刺激得瘋狂的唯利是圖的商人，可是朱敬倫沒想到，商人竟然只是一小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反倒是傳教士占了多數，在這個時代，竟然是利益敗給了信仰。

他在法租界跟法國公使聊了聊，打聽了一下法國商人在上海的利益問題，結果法國公使異常懊惱，此時法國在上海租界中，只有不到一百個僑民，可真正的商人竟然只有三個，剩下大多數都是傳教士。

后來法國人做過一個統計，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國僑民88人，其中只有3個商人，1875年總共213位法籍僑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總共150位法籍僑民中只有10到12位商人。

法國天主教會也做了一個統計，發現傳教士人數竟占法籍僑民總數的半數以上：1874年在總共191位法籍僑民中，就有97位傳教士；1877年上海有200位法籍僑民，其中就有104位是傳教士。

朱敬倫覺得，宗教可能才是上海人沒有跟洋人沖突的最大的文化上的原因，朱敬倫還聽一個熱情的傳教士說過一件事。

原來基督教從始至終就沒有離開過上海這塊地方，早在明朝時候傳教士潘國光就在上海建立了上海歷史上第一座天主堂敬一堂，先后發展出了4萬教徒。結果引起了清廷的擔憂，于是1720年康熙禁止西洋人在中國傳教。

但是倍禁止之后，有一些傳教士在浦東藏匿下來，之后又不斷有傳教士從澳門潛赴浦東秘密地進行宗教活動，結果鴉片戰爭之后，傳教士來到上海后，竟然驚訝的發現，上海竟然有不少世代老教徒，可能是在這些人的幫助下，洋人才沒跟當地人發生文化上的誤解。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其實中國的大門并沒有真正打開，五口通商只有上海通的好，其他口岸都在鬧騰，因此西方教會對傳教還比較深重，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他們就開始大膽起來，說起來很巧合，讓教會對中國燃起希望的，正是太平天國的崛起，當西方教會聽說有一個打著上帝名義的武裝力量，橫掃中國內地，從南方邊境直接打到了長江流域，輻射人口超過兩億的時候，這給了教會太大的想象空間，因此太平天國一時間在西方是一個熱詞，很多教會都滿懷希望的排除傳教士來上海，希望能夠跟天平天國聯系上。

因此從1860年代開始，上海掀起了一股傳教熱，基督教在上海的傳教事業出現了持續發展的態勢，圣公會、長老會、浸會和監理會，很快就成為上海基督教中的四大主流教派。

跟基督教相比，天主教更加積極，他們早在康熙時候就在上海扎根了，法國打完第二次鴉片戰爭，條約中規定，將康熙時候被查封的天主教堂歸還給教會，因此很多傳教士，都不用建教堂，直接就能開業。

因此他遠遠的走在了基督教的前面，早在1842年7月，首批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南格祿艾方濟等人就已抵達上海地區。基督教傳教士麥都思說，當倫敦會還在懷疑是否應把上海建成永久基地的時候，天主教會在過去6個月中已經向這里派遣了不少于10名歐洲傳教士，10月又有5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上海。第二年5月和8月又相繼向上海派遣了8位和4位耶穌會傳教士。如今上海的天主教傳教士已經接近100人，歷史上，在1875年時就有132位天主教傳教士。

有的宣傳說這些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有的也說他們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文教事業，但如果單純從他們個人來說，沒人能否認這些不遠萬里投身中國宗教界，很多甚至一生都留在中國傳教的教士們的熱情，他們是帶著一種傳播主的福音的強烈的使命感，希望能夠感化四億異教徒，這種強烈的使命感，驅使著他們不知疲憊，不畏艱險，什么地方都敢去。

比如天京。

當那個還沒有被承認，但卻異常活躍的大明國公使，徐榮村在上海跟傳教士們說了一件事后，幾個知名的基督傳教士立馬響應，一起趕來了天京，圣公會的施約瑟、小文惠廉和郭斐蔚，長老會的范約翰、姜別利、費啟鴻，南浸會的晏瑪太、萬應遠、樂靈生，北浸會的金楷理，監理會的林樂知潘慎文等等知名傳教士，一共12位傳教士，加上4個修女。

“這就是天京城啊！”

一個教士劃了個十字，真是一座雄偉的古城，他已經是第二次見到這座古城了，可還是不由的感慨，在美國可見不到這種建筑，這個教士叫做林樂知。

林樂知是美國佐治亞州人，少年時代就信仰基督教，參加基督教美國南方監理會，一心想為宗教獻身，1860年6月受基督教美國監理會的派遣，攜家眷前來上海傳教，剛到中國，1861年他就開始行動起來，由于當時太平天國給傳教士的想象空間太大，他也對太平天國異乎尋常地感興趣，想由太平天國打開一個缺口，推進傳教事業。

他邀請同行好友，經過長途跋涉來到南京，拜見了洪仁玕，但太平天國忙于對付清軍的圍攻，并未對林樂知的傳教要求發生興趣。

歷史上，林樂知等個別傳教士提出了一種自由派的傳教方式。

這種方式要求傳教士，一要認真了解和研究中國社會，針對中國的文化特點改造中國；二要把基督教義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來，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為手段，如辦教育、建醫院、辦報紙等，提高中國人的素質，擴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場，吸納更多的華人入教。

他認為在中國“士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來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國文化和社會。因而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廣交了一批“士”和“官”，如馮桂芬、嚴良勛、汪鳳藻、陳蘭彬、沈毓桂、應寶時、李鴻章、丁日昌、張之洞、張蔭桓、呂海寰等。

這其實跟利瑪竇湯若望等那一批最早來華的耶穌會修士的手法相當，盡管不被原教主義們接受，但是效果相對來說更好一些。

正是帶著這樣的心態，林樂知第一個響應了徐榮村的邀請，他要來天京，給剛剛升天的天王洪秀全施洗，給他做一場彌撒，讓他能以一個真正基督徒的身份上天堂，而不是因為迷信而墮入地獄，他認為自己的舉動很高尚，當然也承認給洪秀全施洗，很有可能影響到江南地區數千萬太平軍統治區的百姓，讓他們接受基督的信仰。

“各位尊敬的傳教士，歡迎你們的到來，但是目前我們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麻煩。你們也知道，天京目前是一座處在圍困中的城市，敵人隨時都有可能打過來，但是太平天國的天王很遺憾的死了，天王很希望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所以邀請你們來給他施洗，可是我們的敵人隨時都會攻打我們，不知道你們誰愿意代表天主去跟敵人交涉，希望他們能在天王的施洗期間暫停軍事行動。”

在城門口，徐榮村一臉哀痛的對著幾個傳教士說道。

眾人商量了一下：“還是我去吧，我的中國話說的比較好，也比較了解中國的官員，我去更容易說服他們。”

林樂天站出來道，他說這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在上海的時候，他就跟一些中國官員關系不錯，因為美國內戰，南方監理會無法給他提供資金上的支持，他的好朋友馮桂芬為此邀請他進入清廷辦理的上海廣方言館擔任教習，暫時以此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