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亂到底因何而起？這是由於那個特殊的社會造成的。
兩晉南北朝的社會模式完全不同於兩漢和唐宋元明清。在這個社會中，士族莊園主成長正最大的政治力量。這一現象在兩漢、隋唐中少見；在宋元明清中沒有。是中國歷史上的特例，卻是西方歷史的普遍。這是一個皇權必然衰弱的時代。
農業生產作爲第一產業，其深刻影響社會的發展。在周代只有國家才能擁有昂貴的青銅農具。從西周起中國農業處於‘組織’農業狀態。大型的合作和組織代表著農業最高的生產力。這是世襲貴族崛起的推動力。而進入戰國時期，比較富裕的家族就可擁有比較粗糙的鐵具。這使得私有農業發展起來。戰國時代的農業改革，僅僅是把公有制轉換成私有制，而並沒有改變‘組織’農業的實質。
由於鐵器的原始和農業技術的不成熟，經過組織調配的農業仍然代表了農業最高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高峰的到來，就形成了士族統治社會。就是說，整個的農業生產方式，從西周到魏晉和南北朝初期，這個模式基本沒有太大變化，而秦朝和西漢是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轉換當中，私有制還處於初級階段的一種表現，並非後來的東漢和魏晉的社會發生巨大變化。這就好比在秦代和西漢中，私人組織農業還是一個榕樹的小樹苗，你根本不知道它將來的樣子是如此的龐大。
這一時期社會的大多數特點都圍繞著組織農業展開，當士族鼎盛時，他們的部曲也可以隨時轉變成軍隊，從而形成類春秋的一種社會模式。這再一次說明，不管是西晉，還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來自於統治階級自身的兇蠻，而來自於社會。因爲社會沒有一個最有力量的團體。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亂看做晉朝的一個政治失誤。他是社會狀態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
東漢末年，戰亂連綿不絕，民衆散亂。曹操採取軍屯、民屯政策，並且設立‘典農’等官職。管理督導農業生產，強制民衆安心於農業生產，使國家快速恢復生機。但是，它也產生了一個深遠的負面影響，它的軍屯與民屯把農民演變成類農奴，這時的農民相對於漢朝農民失去了一定的自由。這給士族管理農民帶來了一定的行政依據。
後來晉朝大肆刪減刑法，增添‘雜抵罪’。進一步使農民失去法律依靠。士族在法律條款模糊的情況下，擁有了進一步管制莊園中農民的權力。
在莊園生產代表最高的生產力的時候，士族就是莊園生產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師、組織人才。朝廷將荒蕪的農田白送他們。甚至有些農民帶著土地依附他們。
可以維持較穩定的賦稅和糧食產量，朝廷喜歡他們。農民依賴他們。他們是社會的頂樑柱。
士族一般起自於家族，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家族對他的賞識，吹捧。他是無法成功入仕的。比如，武帝問王濟：“你家的子弟誰拔了尖，可以推薦他出來做官。”王濟說。我的叔叔水平最高。武帝大驚，別人不都說你叔叔是個呆子嗎？王濟說，我以前也這樣認爲，但最近才發現他水平最高。然後王濟的這個叔叔就被封爲大官。
當人們問王戎，年輕的王衍可以比當今哪一位大名士，王戎說當今無人可比，得從古代聖賢中找。王戎大女兒嫁權臣賈謐。二女兒嫁太子，如果他不是瑯琊王氏，這是不可想象的。
王衍常說，下一代英才王澄第一，庾嵦第二，王敦第三。這三個人中。王澄是其親弟，王敦是其堂弟。
和王衍齊名的樂廣聽到了就不高興，逢人便說三王不如一衛。他們王家兄弟仨捆到一起也不如他的女婿衛玠。
荀彧的六叔荀爽從做官的那一天起，九十五天當上三公（宰相），創造歷史記錄。是他自己的功勞嗎？雖然荀爽確實號稱碩儒。但是當時的儒家第一人鄭玄還健在，蔡邕的儒學水平也比荀爽高。董卓看重的不是荀爽，而是他身後的荀氏家族---糧食、財物，甚至是兵器製造。
在悲催的九品中正制下，以名士擔當的中正、大中正。名士就足以讓士族子弟做官。所以魏晉有一個獨特的特點，大多數官員起自於家族的栽培和扶持，沒有家族名士在中正面前說好話，在皇帝面前說好話，他們是不會成功的。所以士族入仕以後，他們首先要爲這個家族負責，也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也經常出現名士把皇帝封給他的爵位讓給本族子弟。名士自身，比如王敦，因爲他而使家族毀滅，涉及到的大小官員上百人，家族人員數千人，他負不起這個責任。這一點是魏晉南北朝所特有的。這就是所謂的士族統治。秦朝之前是世襲貴族執政，魏晉南朝是不世襲貴族執政。
士族首先要爲家族服務，在這種現實下，皇族只好儘可量的壯大自己，在實力上和其他士族拉開距離。
有人說兩晉、南朝皇權衰弱是因爲沒有秦皇、漢武這樣的強權皇帝。說出這話的人就是沒有清醒理解這個時代。士族政治下皇權必然衰弱。就像‘春秋時代’，你想讓東周天子中出一個秦始皇似得人物是不可能的。
在這種貴族擁有力量的社會現實下，不可能出現強大的中央集權。就像春秋時期最有作爲的晉、齊兩國。在世襲貴族還沒有沒落之前，晉齊的強大的最終結果卻是提前‘亡國’（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由於封土政策，國家強大的後果是貴族更強大。
不世襲貴族強大之下，也不可能出現強盛的*集權。
起自流民的劉裕一朝也不能改變士族統治。劉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後，爲了防止再次產生與士族門閥共天下的局面，不僅又回到親王督軍事的老路上來，還對士族下手狠辣。這樣，在老皇帝死後，往往又迎來一波西晉“八王之亂”式的動亂。皇族在每一次繼位戰中，都血拼到底。
皇家親王督軍權，使得皇家在繼位問題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見。生死決戰。幾代下來，就像西晉一樣，皇家人物凋零，最終不得不請士族插手。
劉宋建國不到60年。共有九位國君。因爲最後一帝（也是被殺）是蕭道成的傀儡，我們先把他排除，單說另八位，出了三個廢帝，五帝被殺（含三廢帝）。比西晉更加慘烈異常。
這樣，從統一的西晉開始，漢人王朝進入親王督軍，則天下亂；士族崛起，則“共天下”的惡性循環之中。
這一時期社會的大多數特點都圍繞著‘組織農業’展開，當士族鼎盛時。他們的部曲也可以隨時轉變成軍隊，從而形成類春秋的一種社會模式。這再一次說明，不管是西晉，還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來自於統治階級自身的兇蠻。而來自於社會，因爲社會沒有一個最有力量的團體。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亂看做晉朝的一個政治失誤。他是社會狀態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否者無法理解整個兩晉南北朝幾十個政權幾乎都是這個樣子。只有一個東晉除外。
東晉例外的原因恰恰是，過江之後，皇族的兵大多犧牲在江北，其依靠士族私兵建國。東晉成爲士族聯盟。在士族無法折服其他大士族的情況下，皇帝成爲他們推出的一面維持團結的旗幟。就像春秋五霸一樣。
‘魏晉南朝’也出現了類似春秋時期的一些特點，貴族力量大。皇權不張。貴族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皇權的*。但是他們的‘制約’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們在小範圍內尤其是莊園內也擁有一定的*，而且在社會上帶有普遍性。其實質是皇權在底層人民的管理上讓權於莊園主。他們的管理更加‘人治’，殘酷。民衆更苦。
這一時期也有好的一面。在學術上也出現類似百家爭鳴的情況。雖然兩晉以儒教爲國學，可是很多新的新的思想發展起來；甚至北方的胡人政權也多次重申儒學在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支配地位，但是其它學說還是發展起來。這一時期是不可能出現意識形態的管制。原始的自由思想，由於更符合貴族的利益。而被廣爲傳播。宗教也開始昌盛。在西方這個時期，也是這個表現。
在中國的士族社會中，鍊鐵和農業技術高速發展。因爲鍊鐵和農業是士族立家之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卻鑽到炎熱難耐的煉爐房監督鍊鐵；多次婉拒朝廷封官，被宣傳爲道德高尚的大天文學家虞喜卻侵佔土地，隱瞞人口。
這是一個鍊鐵、農業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
大莊園主買斷了礦山。多造一塊鐵就能少用一些‘要吃飯’的勞動力。他們貪婪渴求農業科技的進步。在特定情況下，有需求才會有科技的發展。由於農具的簡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調配生產上，所以尋找最佳的鍊鐵方法，成爲他們的當務之急。從東漢士族社會建立起，他們成爲‘鍊鋼’的主力。各種鍊鋼技術快速涌現，快速通過從“塊煉法”到“百鍊鋼”，到“炒鋼法”，到“灌鋼法”的歷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國早進入農耕時代，他們早早掌握粗糙的‘塊鍊鐵’技術。從東漢末至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的發展，到北魏時中國鍊鋼術超越西方上千年。爲進入小農社會做好了技術準備。
士族以近乎瘋狂的渴望，推動鋼鐵技術的大發展。當鋒刃鐮刀橫空出世，士族終於不用關心家族生產了。只要坐在家中喝茶、清談就收到糧財。他們卻悲催的成了真正的社會寄生蟲。（西方貴族因爲地中海的溫柔，通過海運和貿易保留了生機。這兩項非常依賴技術人才）
而後世，小農社會興起之後，家族力量衰亡。像秦檜，張居正這樣的權臣，也無法威脅皇族。因爲他們不能把大量的子侄安排到重要位置上。社會已經沒有那樣權勢的家族和制度。
貴族統治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這一時期皇權必然衰弱。不因某個人而改變。貴族沒落之後，這一現象才能打破。這一時期的血腥是時代的產物。
這也就可以理解，因爲西方貴族沒有衰落，沒有進入小農社會，最終西方徹底分裂了。再沒統一。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是農業社會發展中最後一個必然經歷的過程。
筆者語
此後西方在貴族社會中發展，包括東瀛。雖然貴族生產力低下，但是貴族從農奴手中剝削的更多的財富（糧油、美酒等）。這些東西不能長期儲存。從而使西方走入商業社會。當然買農奴比養農奴來的方便省錢也是產生貿易的一個主因。這樣西方很早的進入了‘商業社會’。這是一個較自由（相比於小農社會）而缺少正義的社會。以奴隸貿易爲主的社會當然缺少正義。
商業社會在一千年中落後於中國的小農社會。今年剛有了科學的根據。2014年西方通過測定東西方古人的遺骨，來獲得古人每日攝入的熱量卡路里。到兩漢時期，中國人每日攝入的熱量已基本和西方同一時期的人看平，略微低一點點。到了隋唐，中國人每日所獲取的卡路里明顯超過西方同一時期。兩宋差值達到最高。到了明後期，開始回落，後面就比人家差得遠了。這科學的證明了，中國出離南北朝的三百年之後，從進入小農社會初期的隋朝開始，在隨後的一千年裡。大多數西方人比中國人過得窮。大多數西方人成爲農奴，這個觀點本身這就是毋庸置疑，只是以前拿不出科學證據。
貴族社會，個個貴族有勢力，使得戰亂不斷。西方社會承接了這個歷史特點，除了在宗教獲得絕對權力那一個極短的時間內，戰爭得到些許的剋制，其它時間都是戰亂不斷。遠的不說，從三十年戰爭算起，每隔幾十年整個歐洲都有一場大戰。尤其是一個重要國家的繼位戰，往往引起數國參戰。後面又西班牙王位爭奪戰；帝國皇位爭奪戰；號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七年戰爭（此戰役，甚至乾隆也參戰了），最後引起了歐洲大革命，戰爭就更加殘酷。
而中國進入了農業社會的最終頂峰——小農社會。小農社會由於缺乏社會中堅力量，而走成了一種大政府，公正社會。由於農民分散。沒有力量，許多大事需要官府來調動，如隋朝修運河，秦漢、明朝修長城，這在貴族社會中是不可能做得。這樣中國形成一種大政府。而社會底層缺乏士族有效的管理。士族有權有力，甚至屬於半官方，他們甚至對地方上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而在小農社會下，地方上小地主和宗族長老，不管是在力量、威望和權勢上，都不能和士族同日而語，這時儒家中的“義”被引入小農社會，形成極具中國特色的仁義的意識形態。孟子在隋唐之前是不文明的，從隋朝文中子開始，一級一級被人重視，到了宋元達到高峰，成爲亞聖。
孟子在宋代被豎立起來，不是他自己變得高深了，也不是人們突然讀懂他了，而是社會需要他了。在貴族被中國社會徹底拋棄之後，不管是上層還是社會最底層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這樣‘義’被深刻引入社會。 所以中國進入了一個比較公正而相對缺少自由流動的社會。
農業社會並不是一直就優越於遊牧社會，當鐵具出現之後，農業社會一舉超越了遊牧社會。而當機器出現之後，商業社會成功轉型，超越了農業社會。在工業時代以前，商業社會主要生產力農奴，也生產不出更多的物質，用於交換的商品非常有限，相比農業社會，就奴隸多點。而進入工業時代之後，社會物資大量複製，商業社會在生產力上一舉超越農業社會。
鐵具之於農業就如同，機器之於商業。所以工業時代不獨立於商業社會。
農業被稱爲社會第一產業。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中的基礎。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員，可以騰出更多的人力去創造人們所需的生計以外的其他‘物質’。中國的農業社會解體了。我們進入了自己的商業社會。
要知當今世界，女王和天皇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告訴世人---人從一出生就是不公平的。發牢騷，咱們就是輸的那一個。
中國進入了商業社會的初期。競爭是其最大特點。
社會將進入第一次深刻轉折。
不要牢騷滿腹，怨天尤人。
修身，齊家，立業。天行健，匹夫以自強爲強！
其實西晉還有第三個獨一無二，就是立志建立一個胡漢共榮的大同世界。使胡漢**一地，對胡人視同子民。
武帝《己末詔書》有：“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強。”
有人勸武帝殺劉淵時，王渾說：“我們對胡人的政策是‘誠信以待，用德政使胡人歸附’。”
東北鮮卑慕容氏經常把逮到的其他部落的俘虜賣給中原莊園主做奴隸。晉武帝得知後，下詔以國庫之物贖還，命令司、冀二州，禁止買賣夫餘人口。
胡漢共榮，這是一個有益的嘗試。在古代，不嘗試怎麼知道此路不通。雖然對晉朝來講有滅頂之災。農耕社會和遊牧社會在低下的生產力下，無法**一地，否則矛盾叢生。是當時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不能簡單地說農民在糧食交換中欺壓牧民，他們也沒多少盈餘的糧食，自然會月越賣越高；也不能說牧民更加兇殘，人家也不能瞪眼餓死。
後來唐朝在大漠建督護府，在大漠駐軍，就地管制，也不成功。因爲，遊牧社會是流動的，你把軍隊駐到那裡，就等於被晾到那了。
宋朝初期想奪回燕雲十六州，結果第二代皇帝在戰場受重傷，差點做了俘虜，此事就不了了之。
到了明朝就乾脆只守長城，即便有能力，也只是將他們往西北攆一攆了事。
我這裡想說的還是那句話，人們常認爲的歷史上的胡漢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農耕社會和遊牧社會的矛盾。是雙方爭奪土地使用權的矛盾。否則你不能理解。從西周到明都有矛盾，三千年來草原上的民族換了好幾茬，都和華夏族有矛盾，這講不通。北魏在中國北方建國之後，其最主要的敵人不是南朝，而是長城外的柔然。可見胡漢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農耕社會和遊牧社會的矛盾。
農耕社會和遊牧社會的矛盾、鬥爭只能看成人類競爭進化的一部分。在今天，農耕與遊牧社會都已基本成爲歷史。我們或許更能看清這一點。
鋼指戒
ps：
在隨後的幾年中，劉琨一直處在北方戰場的第一線。我們重點表現南北社會的特點。東晉以大莊園主（大企業家）爲統治核心；北朝以大政府爲統治核心，誰優誰劣？
在北朝，大企業家不執政的情況下，大企業如何發揮它的生產力優勢？
爲什麼進入中原越早，接受中原文化越早的胡人越早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