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北朝一獲得政權，在政體上就走出了士族統治。前面說了，北朝是以本族或士族武裝爲統治核心的，北朝沒有走出的只是士族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當然北朝也大量用士族做官。這原因出自北朝儒學的新發展。
在北朝沒有走出莊園經濟之前，就已實行對士族內鬆外嚴的管理方法，使北朝的莊園經濟得到恢復，使長期戰亂分裂的北朝，在經濟上恢復了活力，人口也得到增長。當然北朝也有不足。皇權沒有挾制，也有很大不足。
隨著農業技術和科技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灌鋼”技術劃時代的發展，到了北朝初期，鋒刃的鐮刀可以大規模生產，進而用於農業生產。這樣，以家庭生產的小農經濟模式可以獲得“剩餘價值”。
從此，中小地主可以獲得比較穩定，比較高的糧食產量，他們也可上繳更多的賦稅。北魏這纔開始扶持自耕農和小地主，實行均田制，建立小農經濟式的社會。
北朝由本族強大的軍事實力做後盾，展開了均田制的建設。不管是士族本人，還是他的食客、佃戶，甚至奴隸，都可獲得農田。從此很多農民擺脫了豪強大族控制。士族莊園經濟壟斷被打破。需要注意的是，士族莊園在生產中的地位慢慢的不再佔主動，但莊園經濟沒有消亡。
由此可見，北朝實行“均田制”更重要的原因是爲了增加賦稅，而並不是爲了消滅士族。因爲北朝法律嚴苛（這是不好的），士族不太危害社會。在北朝，即使是最大的士族“五姓七家”，也只能享受南朝寒士在政體中的地位。南朝的大士族子弟一起步可就是三品高官。
士族莊園經濟統治在北朝被動搖，而且小農經濟獲得了極大地發展，這一點可以從兩件事上證明。第一，北齊編寫《齊民要術》，又是一本針對小農經濟的農書。而在這之前，佔主要地位的農書《四民月令》是一部針對莊園農業生產管理的書。
第二，隋末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種以普通農民爲主體的農民起義，先不說起義首領來自農民，即使是中低層軍官也幾乎全部來自農民。這一現象，在三國初黃巾起義後，就幾乎沒有再出現過。雖然西晉末有流民起義，東晉末有孫恩、盧循大起義。但這些起義，不僅首領都是受到排擠的寒士大莊園主，而且中低層軍官也大多是寒士，由破落的寒士帶領他們的部曲組成起義的核心。所以，隋朝末農民大起義，標誌著小農經濟已佔有主要位置。
由於，唐末的莊園經濟還佔有一定地位，所以加藤繁認爲，直到唐末莊園經濟還很重要。筆者認爲，他這個說法缺乏根據，不能拿一個帝國末期的經濟情況，來覆蓋整個帝國時期。我們知道，唐末又出現分裂跡象，糧食生產對於軍閥來說生死攸關，由此產生一定的管制農業。農業再次傾向士族，這很正常。土地在帝國末期再次加劇兼併，即使在明清末年也曾經出現過。不能由此認爲，明清整個時期的農業情況都是這樣的。
農民能擺脫豪強士族的控制，首先的原因不是“均田制”，而是農業科技的發展。這其中“灌鋼”技術的成熟是重要的標誌性科技事件。鋒利的鐵農具可以批量生產，價格大大降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話一點不假。
可是，如何發展科技？我認爲，在特定情況下，有需求才會有科技的發展。由於農具的簡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調配生產上，所以尋找最佳的鍊鐵方法，成爲他們的當務之急。從東漢士族社會建立起，他們成爲‘鍊鋼’的主力。各種鍊鋼技術快速涌現，快速通過從“塊煉法”到“百鍊鋼”，到“炒鋼法”，到“灌鋼法”的歷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國早進入農耕時代，他們早早掌握粗糙的‘塊鍊鐵’技術。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的發展，到北魏中國鍊鋼術超越西方盡千年。中國士族只重視糧食生產。而西方由於地利原因，生產更多樣。
東晉送倭國一把寶刀，爲百鍊鋼法制造。這種造鋼法，費時太長。曹操曾爲自己打造五把寶刀，五把刀同時打造，竟然用了三年時間才完成。所以價格昂貴，小地主、自耕農買不起。
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麥收還需要“搶收”。因爲，麥子熟時已進入雨季，小農經濟下沒有足夠數量的鋒利鐮刀。即使家中有十多個勞動力，也可能眼睜睜的看著一年的辛苦泡了湯。
中國成熟的“灌鋼法”領先西方近千年，到了唐朝灌鋼技術更上一層樓。可是唐朝名將高仙芝竟想靠三萬軍隊，行軍數千裡滅掉正值鼎盛時期的阿拉伯帝國。結果，近三萬中原軍成了俘虜留在阿拉伯。先進的灌鋼法流入阿拉伯帝國，帝國從此雄起，打得東羅馬帝國稱臣納貢。又佔領整個北非，還從北非拿下了西班牙。至此技術流入歐洲。
當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高度時，中國有了進入小農經濟的必備條件。北朝政體中士族沒有軍事力量，使北朝比較順利的向小農經濟發展。
可是，南朝雖然也想效仿“均田制”，但因士族的反對，總是無法開展，或半途而廢。因爲南朝士族太強了。
最後，北朝率先走出士族統治經濟，人口大量增多，產量大幅提高，國庫充盈。北朝最後人口三千多萬，而南朝人口不上千萬，北朝靠實力統一的南朝。
南朝在新科技到來之際，沒有走出士族社會，產生了一個悲催的現象，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士族的衰弱。按說科技發展了，士族不用再去辛苦的調配、組織農業活動，應該有更多的時間學習文化，他們應該更強大。
事實恰恰相反，正是農業科技的發展，士族的食客、佃戶、部曲不用士族們的調配、組織，就能更好的完成農業的生產。大士族不再需要努力學習生產技術，可以坐享其成。大士族經濟地位更穩定，他們失去學習的動力。他們不看農書，不思進取，**聲色，窮奢極欲，他們成了社會正真的寄生蟲。豈能不衰弱。
我們反過來看看士族的崛起。在士族崛起時，他們必須努力學習調配工具，組織人員，還要學習農業知識。這其中最著名的農書是《四民月令》，敘述田莊從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種農業活動。舉一個例子，蓋高樓大廈的工地上，我們往往能一眼看到上千個農民工，可是沒有那四五個技術員，一套樓也蓋不起來。士族就是莊園生產中的技術員。由於當時農業生產方式落後，農業工具落後，士族在莊園生產中的作用巨大，可不只是一個監督作用。
這個時代，士族是最勤奮學習的羣體，最有“管人”經驗的羣體，他們豈能不崛起。可見，當新技術到來之後，還沿用舊的生產製度，將產生更大的危害。
當農業進入現代化後，印度還維持小農經濟，糧食豐盈，醫術提高，人卻閒著沒事幹，可能是人口暴增的主因。唯一的改變方法是，進入現代化的農業，使人脫離土地，流動起來。流動的社會人口增長都不快。最後需要指出的事，北朝並沒有完全走出士族社會,但爲走出莊園經濟指明瞭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