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經說過，官場的潛規則主要體現在人際關系上。對于這一點，吳天然同樣深有體會。
不少官員，就是不能恰當地處理人際關系，而使自己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淵。
在吳天然的周圍，就有一些官員不愛與人交往，不善與人交流，喜歡以個人的好惡評價、對待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事；不善于隨著事物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調整思維、更新觀念，不善于聽取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不接受批評和幫助，很難得到他人的真誠合作，造成人際關系緊張。領導關系處理不好，會產生心理郁悶；家庭關系處理不好，也會產生心理郁悶；同事關系處理不好，同樣會產生郁悶。在不少官員身上，已經出現了各不相同的認同危機。
一是社會認同危機。由于特殊的社會角色和工作環境，領導干部一方面在社會關系的維系中，要與方方面面溝通、協調，觥籌交錯，迎來送往，身不由己，在不同場合要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弄得心力交瘁。盡管如此，還可能會遇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誤解非議，甚至謾罵攻擊。當上級部門不認同、下級群眾不接受、同事不認同時，那簡直是“沮喪極了”。
二是親情認同危機。領導干部經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起早貪黑，兩頭見星星。無暇顧及家屬、子女，甚至個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受到影響，愛情親情不穩定，家庭關系不和諧。對子女、對父母、對愛人殊多歉意，其壓力可想而知。
三是友情認同危機。一些官員面對各種人情關系，鐵面無私，置親情于不顧，會“眾叛親離”；一心為公，置社會關系于不顧，會影響家庭生活。以至于“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一些官員，為了使自己適應不同的環境，把自己打扮成了“變色龍”。角色不斷變換，結果自己人格喪失了，個性沒有了，自然會出現身份認同問題。
四是個性認同危機。一些手腳不干凈的官員，由于擔心腐敗問題暴露，經常是高度緊張，憂心忡忡。最后，弄得自己就像金庸先生筆下的歐陽峰一樣，不知道“我是誰”。自己和自己的影子打架，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完全顛倒了。一些官員期望值很高，一旦所欲難以實現，一旦所想難以成功，一旦希望成了幻影，就會失落、失意乃至失志。于是乎感嘆：“誤盡平生是一官，棄家容易變名難”。
在一定范圍內，官員屬于公眾人物，在公開場合，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關注，他不得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即使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只能強顏歡笑，委曲求全。一些領導干部位高權重，讓人感到“手眼通天”、“侯門深似海”、“高處不勝寒”。但是，在權力的光環背后，卻隱藏著鮮為人知的寂寞、孤獨和無奈，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不得已，曲道媚時，詭行徼名。他們想和普通人溝通，卻存在溝通的心理障礙、生活障礙等；他們時時、處處都要考慮自己的“形象”和影響。別人能做的事，他們不能做；別人能說的話，他們不能說；別人能去的場合，他們不能去。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內心的世界很無奈”。
人都是情感的動物，官員也一樣，但是你的情感一定要建立在理性之上。公務員等級森嚴，房子、票子、差旅費、津補貼甚至外出吃個飯，地廳級可以吃多少錢，縣處級吃多少錢，你心態一定要正，擺正自己的位置，心中永遠要牢記自己只是滄海一粟，要默默地、無聲無息地、低調地活著，個性只有兩種可能，一種你很有背景，一種你已經當上了領導，且在你下級面前，沒有第三種可能。當然更加地不能有所創造，要牢記你只是領導的手腳，無論怎樣的決定，你只需堅決地執行，不需要顧慮，但也不能太出格，要真的追究，你永遠是第一責任人。更不要幼稚地去想改變什么、創新什么，領導不會喜歡，同事也會討厭你。
有人曾開玩笑地奉勸那些想發財的、玩個性的、干事業的不要考公務員隊伍，有道是不進則退，無論是清華的、北大的還是職業技術學院的，來到這個隊伍大家都變的一樣了。
吳天然雖然是東陽縣的縣委書記，是一方諸侯，但他就感到了深深的無奈。
在自我這一方面，分明有很多屬于他吳天然的內核都在慢慢地消失。
比如，他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他當初的理想就是看書、治學。在那個如饑似渴的讀書時代，他沒有錢買書。現在，他的辦公室及家里堆滿了書，卻沒有時間去看。原來他也是一個隨和隨性的人，現在漸漸變得不茍言笑了。大街上的小吃再好，他也不方便坐在那里了。天再熱，他也不能背心、褲頭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了。身邊的司機、秘書、公務員一見到他都是點頭哈腰、必恭必敬的樣子。他一開始很反感，但他也沒辦法批評他們。他是最反感一言堂的，可在大會小會上，只要他一說，同僚和下屬們都會順著他來，都說吳書記是高屋建瓴、高瞻遠矚、指揮有方、措施得力。
很多時候，都讓他哭笑不得。權力絕對是一把讓雙刃劍，官員有享受權力的時候，也同樣面臨著權力帶來的異化和風險。
在私人生活的壓力方面，權力的分界不明與人性的約束不足，折射市場化路徑選擇的風險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壓力反映的是，干部掌握一定人、財、物支配權，在現實中面臨著更多的金錢、*的誘惑，誘惑增多、心理壓力增加。該情形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客觀上權力是誘惑源，二是主觀上抗惑能力是關鍵。
從理論上說，權力既是有邊界的同時也是受監督的。市場條件下的權力不見得會導致金錢與*對它的追逐。深入分析發現，問題源于我們的市場化本身。也就是說，盡管我們在推動市場化，促進市場的發育，但我們實現市場化的路徑存在風險。具體說，我們的市場化路徑很特殊，是一種自上而下型的釋放模式，即我們采用的是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模式。在實踐上，這就意味著必須設計出一種制度，約束或者限制權力的執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問題的關鍵就是，我們的市場化是否有效取決于我們的配套制度能否時時跟進。
回到中國實際，我們發現，該制度還不太理想。由此，我們不難想象，為何在市場化逐漸深入的今天，權力不僅沒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義上更強勢。因為它主導著市場化方向和決定著哪些領域和什么時候進行市場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現實生活中，權力對資源的控制較為突出。反映在個體身上，就是干部成為金錢與*盯逐的對象。
而從主觀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規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監督與約束的背景下，人性弱點將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應有約束的權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誘惑下出現復雜的心理和行為失衡也就難免。如一些干部心理狂妄，自認為位高權重，盛氣凌人；一些干部無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權力、更多的財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與所謂方方面面的溝通、協調，觥籌交錯，迎來送往，身不由己；等等。這說明，當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壓力除了客觀的原因，主觀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視。我們的基本判斷是，領導干部私人生活的壓力來源于權力分界的不明和對人性弱點的約束不足，深層次反映的是，當前中國市場化路徑存在潛在風險這一社會問題。
隨著交往的增加和接觸的范圍變寬變廣，來自錢、色的誘惑隨之增加。社會上的不良現象讓一些領導干部感到心理困惑。聽之任之，覺得于心難安；改變現狀，又無能為力。毋庸諱言，一些官員常常處在利益誘惑和高壓反腐的“冒險博弈”中，容易產生嚴重的心理危機。在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中，官員面臨眾多的誘惑，使他們成為腐敗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時面對高壓的反腐態勢。面對誘惑，要，還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員總會處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身處壓力鍋中的中國官員們總是顧慮重重，“憂讒畏嫉”。“口將言則囁嚅，足將進則躊躇”，可以大體上表達這種心理。領導干部肩負重要使命，其決策有風險。同時，職位升遷，榮辱得失，也是領導干部不能回避的問題。
實際工作中還經常面對各種考核、評估、一票否決等，還有各種形式的上訪、告狀等。對上級要負責，命令必須執行；對下級也要負責，體現人本關懷，夾縫中生存。更多的時候，“兩頭受氣”，“里外不是人”，費力不討好。而現存體制的漏洞、缺陷，讓領導干部工作上受到嚴重困擾。
尤其是基層干部，面臨多樣性的工作，他們成了“萬金油”、“多面手”，今天督促農業生產，明天檢查計劃生育，后天又要進行“普九”教育，然后是各種各樣的現場交流會、經驗交流會等。更擔心的是，抽查評比，一票否決，不合格的就地免職。
在這種氛圍中，一些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禍從口出，帶來麻煩。不作為有風險，亂作為也有風險。變通的法子，就是得過且過，少惹麻煩。“此中滋味，誰能解得開？”
隨著我國官員問責機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官員對突發事件，如火災、洪水和生產安全等的提防與憂慮等因素，使官員的心理壓力倍增。同時，新聞媒體的發達，網絡監督的興起，使得官員不得不面臨公眾的審視，承受著公眾質詢帶來的巨大壓力。很多情況下，官員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會丟掉烏紗帽。有些官員從事本職工作擅長，但面對公眾則顯得能力相對薄弱，感覺到力不從心，增添壓力。此外，很多官員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工作和應酬中，無暇顧及家庭，導致家庭不合諧，出現了夫妻離婚、兒女教育等一系列問題，從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部分主要官員對危機處理缺乏經驗，使自身同時陷入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不但要手忙腳亂地處理善后事宜，還要承受來自上級和社會的壓力，一些官員無法排解，甚至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2003年在非典期間，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抗非”不力而被撤職。此后不久，中央又免去了海軍司令員石云生、海軍政治委員楊懷慶的職務，人們普遍認為這與之前發生的潛艇沉沒事件有關。中國式的問責，應該說很早就開始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２號”鉆井船事故導致一位國務院副總理辭職，該次事故造成72人死亡和3700多萬元財產損失。1982年3月，商業部部長因被揭露在某餐館經常不當消費被免去職務。1987年的大興安嶺林區森林火災導致林業部長、副部長先后被撤職。1988年1月份三起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導致當時的鐵道部部長辭職。如果上述這些高官不貪不腐，僅僅是因為有些事情沒有處理好就被免職，吳天然覺得仍有不少應當商酌的地方。
比如當年的大興安嶺森林火災真的就與林業部長直接有關聯嗎？一個部長，他能具體管到東北的那片林子嗎？遠在天邊的當事人玩忽職守，讓北京的部長落馬，能有什么辦法？一個想干事，想把事干好的官員，他肯定會整天膽戰心驚，如履薄冰。
原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李毅中也曾對媒體坦陳心跡：“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來電話。”這句簡短的話語，正吻合時下多數官員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