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滄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夢中飛
謝天謝地，因為這副很短小的對聯，當時是卷起壓在一只大書箱的箱底的，“四人幫”橫行，我家被抄的時候，它竟沒有和我的其他珍藏的字畫一起被抄走！
現在再回來說這所海軍醫院。它的東廂房是病房，西廂房是診室，有一位姓李的老大夫，病人不多。門房里還住著一位修理槍支的師傅，大概是退伍軍人吧！我常常去蹲在他的炭爐旁邊和他攀談。西廂房的后面有個大院子，有許多花果樹，還種著滿地的花，還養著好幾箱的蜜蜂，花放時熱鬧得很。我就因為常去摘花，被蜜蜂蟄了好幾次，每次都是那位老大夫給我上的藥，他還告誡我：花是蜜蜂的糧食，好孩子是不搶人的糧食的。
這時，認字讀書已成了我的日課，母親和舅舅都是我的老師，母親教我認“字片”，舅舅教我的課本，是商務印書館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從“天地日月”學起。有了海和山作我的活動場地，我對于認字，就沒有了興趣，我在一九三二年寫的《冰心選集》自序中，曾有過這一段，就是以海軍醫院為背景的：
……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里，叫我認字，我卻掙扎著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地敲著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我的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習嚇唬回去……
不久，我們又翻過山坡，搬到東山東邊的海軍練營旁邊新蓋好的房子里。這座房子蓋在山坡挖出來的一塊平地上，是個四合院，住著籌備海軍學校的職員們。這座練營里已住進了一批新招來的海軍學生，但也住有一營的練勇（大概那時父親也兼任練營的營長。）我常常跑到營門口去和站崗的練勇談話。他們不像兵艦上的水兵那樣穿白色軍裝。他們的軍裝是藍布包頭，身上穿的也是藍色衣褲，胸前有白線繡的“海軍練勇”字樣。當我跟著父親走到營門口，他們舉槍立正之后，父親進去了就揮手叫我回去。我等父親走遠了，卻拉那位練勇蹲了下來，一面摸他的槍，一面問：“你也打過海戰吧？”他搖頭說：“沒有。”我說：“我父親就打過，可是他打輸了！”他站了起來，扛起槍，用手拍著槍托子，說：“我知道，你父親打仗的時候，我還沒當兵呢。你等著，總有一天你的父親還會帶我們去打仗，我們一定要打個勝仗，你信不信？”這幾句帶著很濃厚山東口音的誓言，一直在我的耳邊回響著！
回想起來，住在海軍練營旁邊的時候，是我在煙臺八年之中，離海最近的一段。這房子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旗臺，是和海上軍艦通旗語的地方。旗臺的西邊有一條山坡路通到海邊的炮臺，炮臺上裝有三門大炮，炮臺下面的地下室里還有幾個魚雷，說是“海天”艦沉后撈上來的。這里還駐有一支穿白衣軍裝的軍樂隊，我常常跟父親去聽他們演習，我非常尊敬而且羨慕那位樂隊指揮！炮臺的西邊有一個小碼頭。父親的艦長朋友們來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這碼頭邊上的。
寫到這里，我覺得我漸漸地進入了角色！這營房、旗臺、炮臺、碼頭和周圍的海邊山上，是我童年初期活動的舞臺。我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夜曾寫過一篇叫做《海戀》的散文，里面有：
……我童年活動的舞臺上，從不更換布景……在清晨我看見金盆似的朝日，從深黑色、淺灰色、魚肚白色的云層里，忽然涌了上來，這時太空轟鳴，濃金潑滿了海面，染透了諸天……在黃昏我看見銀盤似的月亮顫巍巍地捧出了水平，海面變成一層層一道道的由濃黑而銀灰漸漸地漾成光明閃爍的一片……這個舞臺，絕頂靜寂，無邊遼闊，我既是演員，又是劇作者。我雖然單身獨自，我卻感到無限的歡暢與自由。
就在這個期間，一九○六年，我的大弟謝為涵出世了。他比我小得多，在家塾里的表哥哥和堂哥哥們又比我大得多；他們和我玩不到一塊兒，這就造成了我在山巔水涯獨往獨來的性格。這時我和父親同在的時間特別多。白天我開始在家塾里附學，念一點書，學作一些短句子，放了學父親也從營里回來，他就教我打槍、騎馬、劃船，夜里就指點我看星星。逢年過節，他也帶我到煙臺市上去，參加天后宮里海軍軍人的聚會演戲，或到玉皇頂去看梨花，到張裕釀酒公司的葡萄園里去吃葡萄，更多的時候，就是帶我到進港的軍艦上去看朋友。
一九○八年，我的二弟謝為杰出世了，我們又搬到海軍學校后面的新房子里來。
這所房子有東西兩個院子，西院一排五間是我們和舅舅一家合住的。我們住的一邊，父親又在盡東頭面海的一間屋子上添蓋了一間樓房，上樓就望見大海。我在《海戀》中有過這么一段描寫，就是在這樓上所望見的一切：
右邊是一座屏障似的連綿不斷的南山，左邊是一帶圍抱過來的丘陵，土坡上是一層一層的麥地，前面是平坦無際的淡黃的沙灘。在沙灘與我之間，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齊的農舍，親熱地偎倚成一個小小的村落。在廣闊的沙灘前面，就是那片大海！這大海橫亙南北，布滿東方的天邊，天邊有幾筆淡墨畫成的海島，那就是芝罘島，島上有一座燈塔……
在這時期，我上學的時間長了，看書的時間也多了，主要的還是因為離海遠些了，父親也忙些了，我好些日子才到海灘上去一次，我記得這海灘上有一座小小的龍王廟，廟門上的對聯是：
群生被澤
四海安瀾
因為少到海灘上去，那間望海的樓房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這房間算是客房，但是客人很少來住，父親和母親想要安靜的時候就到那里去。我最喜歡在風雨之夜，倚欄凝望那燈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強光，它永遠給我以無限的溫暖快慰的感覺！
這時，我們家塾里來了一位女同學，也是我的第一個女伴，她是父親同事李毓丞先生的女兒名叫李梅修的，她比我只大兩歲，母親說她比我穩靜得多。她的書桌和我的擺在一起，我們十分要好。這時，我開始學會了“過家家”，我們輪流在自己“家”里“做飯”，互相邀請，吃些小糖小餅之類。一九一一年，我們在福州的時候，父親得到李伯伯從上海的來信，說是李梅修病故了，我們都很難過，我還寫了一篇《祭亡友李梅修文》寄到上海去。
我和李梅修談話或做游戲的地方，就在樓房的廊上，一來可以免受表哥哥和堂哥哥們的干擾，二來可以賞玩海景和園景。從樓廊上往前看是大海，往下看就是東院那個客廳和書齋的五彩繽紛的大院子。父親公余喜歡栽樹種花，這院子里種有許多果樹和各種的花。花畦是父親自己畫的種種幾何形的圖案，花徑是從海灘上挑來的大卵石鋪成的。我們清晨起來，常常在這里活動。我記得我的小舅舅楊子玉先生，他是我的外叔祖父楊頌巖老先生的兒子，那時正在唐山路礦學堂肄業，夏天就到我們這里來度假。他從煙臺回校后，曾寄來一首長詩，頭幾句我忘了，后幾句是：
……
……
憶昔夏日來芝罘
照眼繁花簇小樓
清晨微步愜情賞
向晚瓊筵勤勸酬
歡娛苦短不逾月
別來倏忽驚殘秋
花自凋零吾不見
共憐福分幾生修
小舅舅是我們這一代最歡迎的人，他最會講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他有時講吊死鬼的故事來嚇唬我們，但是他講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識很濃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疇賣國啦，林則徐燒鴉片啦等等，都講得慷慨淋漓，我們聽過了往往興奮得睡不著覺！他還拉我的父親和父親的同事們組織賽詩會，就是：在開會時大家議定了題目，限了韻，各人分頭作詩，傳觀后評定等次，也預備了一些獎品，如扇子、箋紙之類。賽詩會總是晚上在我們書齋里舉行，我們都坐在一邊旁聽。現在我只記得父親作的《詠蟋蟀》一首，還不完全：
庭前……正花黃
床下高吟際小陽
笑爾專尋同種斗
爭來名譽亦何香
還有《詠茅屋》一首，也只記得兩句：
……
……
久處不須憂瓦解
雨余還得草根香
我記住了這些句子，還是因為小舅舅和我父親開玩笑，說他作詩也解脫不了軍人的本色。父親也笑說：“詩言志嘛，我想到什么就寫什么，當然用詞趕不上你們那么文雅了。”但是我體會到小舅舅的確很喜歡父親的“軍人本色”，我的舅舅們和父親以及父親的同事們在賽詩會后，往往還談到深夜。那時我們都睡覺去了，也不知道他們都談些什么。
小舅舅每次來過暑假，都帶來一些書，有些書是不讓我們看的，越是不讓看，我們就越想看，哥哥們就慫恿我去偷，偷來看時，原來都是“天討”之類的“同盟會”的宣傳冊子。我們偷偷地看了之后，又偷偷地趕緊送回原處。
一九一○年我的三弟謝為楫出世了。就在這之后不久，海軍學校發生了風潮！
大概在這一年之前，那時的海軍大臣載洵，到煙臺海軍學校視察過一次，回到北京，便從北京貴胄學堂派來了二十名滿族學生，到海軍學校學習。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季運動會上，為著爭奪一項錦標，一兩年中蘊積的滿漢學生之間的矛盾表面化了！這一場風潮鬧得很兇，北京就派來了一個調查員鄭汝成，來查辦這個案件。他也是父親的同學。他背地里告訴父親，說是這幾年來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親是“亂黨”，并舉海校學生中有許多同盟會員——其中就有薩鎮冰老先生的侄子薩福昌……而且學校圖書室訂閱的，都是《民呼報》之類，替同盟會宣傳的報紙為證等等，他勸我父親立即辭職，免得落個“撤職查辦”。父親同意了，他的幾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遞了辭呈。就在這一年的秋天，父親戀戀不舍地告別了他所創辦的海軍學校和來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學生，我也告別了我的耳鬢廝磨的大海，離開煙臺，回到我的故鄉福州去了！
這里，應該寫上一段至今回憶起來仍使我心潮澎湃的插曲。振奮人心的辛亥革命在這年的十月十日發生了！我們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個多月。我們每天都在搶著等著看報。報上以黎元洪將軍（他也是父親的同班同學，不過父親學的是駕駛，他學的是管輪）署名從湖北武昌拍出的起義的電報（據說是饒漢祥先生的手筆），寫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這時大家都紛紛捐款勞軍，我記得我也把攢下的十塊壓歲錢，送到申報館去捐獻，收條的上款還寫有“幼女謝婉瑩君”字樣。我把這張小小的收條，珍藏了好多年，現在，它當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清晨
我入了貝滿中齋
我在北京閑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們都沒有提起我入學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適應這陌生而古老的環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個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提出我要上學。那時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們讀書以外，也十分無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什么正當的娛樂場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會去看書報、打球，和青年會干事們交上朋友（他還讓我的大弟謝為涵和他自己的兒子楊建辰到青年會夜校去讀英文）。當我舅舅向他的青年會干事朋友打聽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學的時候，他們就介紹了離我們家最近的東城燈市口公理會的貝滿女子中學。
我的父母并不反對我入教會學校，因為我的二伯父謝葆珪（穆如）先生，就在福州倉前山的英華書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會學校，二伯父的兒子，我的堂兄謝為樞，就在那里讀書。仿佛除了教學和上學之外，并沒有勉強他們入教。英華書院的男女教師，都是傳教士，也到我們福州家里來過。還因為在我上面有兩個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沒有經過消毒，他們都得了臍帶瘋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個弟弟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去請教會醫院的女醫生來接生。我還記得給我弟弟們接生的美國女醫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國式的上衣和裙子，不過頭上戴著帽子，腳下穿著皮鞋。在弟弟們滿月以前，她們還自動來看望過，都是從山下走上來的。因此父母親對她們的印象很好。父親說：教會學校的教學是認真的，英文的口語也純正，你去上學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帶我到貝滿女子中學去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