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貝滿女中是在燈市口公理會大院內西北角的一組曲尺形的樓房里。在曲尺的轉折處，東南面的樓壁上，有橫寫的四個金字“貝滿中齋”——那時教會學校用的都是中國傳統的名稱：中學稱中齋，大學稱書院，小學稱蒙學。公理會就有培元蒙學（六年）、貝滿中齋（四年）、協和女子書院（四年），因為在通縣還有一所男子協和書院，女子書院才加上“女子”二字。這所貝滿中齋是美國人姓Bridgeman的捐款建立的，“貝滿”是Bridgeman的譯音——走上十級左右的臺階，便進到樓道左邊的一間辦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國女教士，就是校長吧，把我領到一間課室里，遞給我一道中文老師出的論說題目，是“學然后知不足”。這題目是我在家塾中做過的，于是我不費思索，一揮而就。校長斐教士十分驚奇嘆賞，對我舅舅說：“她可以插入一年級，明天就交費上學吧。”考試和入學的手續是那樣的簡單，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是又高興而又不安。
第二天我就帶著一學期的學費（十六元）去上學了。到校后檢查書包，那十六元錢不見了，在校長室里我窘得幾乎落下淚來。斐教士安慰我說：“不要緊的，丟了就不必交了。”我說：“那不好，我明天一定來補交。”這時斐教士按了電鈴，對進來的一位老太太說：“叫陶玲來。”不久門外便進來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一個能說會道、大大咧咧的滿族女孩子，也就是這個陶玲，一直叫我“小謝”，叫到了我八十二歲——她把我帶進樓上的大課堂，這大堂上面有講臺，下面有好幾排兩人同桌的座位，是全校學生自修和開會的地方。我被引到一年級的座位上坐下。這大堂里坐著許多這時不上課的同學，都在低首用功，靜默得沒有一點聲息。上了一兩堂課，到了午飯時間，我仍是羞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同學們都走了，我也不敢自動跟了去。下午放了學，就趕緊抱起書包回家。上學的第一天就不順利，既丟了學費，又沒有吃到午飯，心里十分抑郁，回到家里就哭了一場！
第二天我補交了學費。特意來送我上學的、我的二弟的奶娘，還找到學校傳達室那位老太太說了昨天我沒吃到午飯的事。她笑了，于是到了午飯時間，仍是那個愛說愛笑的齋二同學陶玲，帶我到樓下一個大餐廳的內間，那是走讀生們用飯的地方。伙食不錯，米飯，四菜一湯，算是“小灶”吧。這時外面大餐廳里響起了“謝飯”的歌聲，住校的同學們幾乎都在那里用飯。她們站著唱歌，唱完才坐下吃。吃的是饅頭、窩頭，飯菜也很簡單。
同學們慢慢地和我熟了，我發現她們幾乎都是基督教徒，從保定、通縣和北京或外省的公理會女子小學升上來的，也幾乎都是住校。她們都很拘謹、嚴肅，衣著都是藍衣青裙，十分樸素。剛上學的一個月，我感到很拘束、很郁悶。圣經課對我本來是陌生的，那時候讀的又是《列王紀》，是猶太國古王朝的歷史，枯燥無味。算術學的又是代數，我在福州女子師范學校預科只學到加減乘除，中間缺了一大段。第一次月考，我只得62分，不及格！這“不及格”是從我讀書以來未曾有過的，給我的刺激很大！我曾把它寫在《關于女人》中《我的教師》一段里。這位教師是丁淑靜，她教過我歷史、地理、地質等課。但她不是我的代數教師，也沒有給我補過課，其他的描寫，還都是事實。以后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里，由培元蒙學的一位數學教師，給我補了這一段空白。但是其他課目，連圣經、英文我的分數幾乎都不在95分以下，作文老師還給過我100加20的分數。
慢慢地高班的同學們也和我熟悉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們也很淘氣，很愛開玩笑。她們叫我“小碗兒”，因為學名是謝婉瑩；叫我“侉子”，因為我開始在班里回答問題的時候，用的是道地的煙臺話，教師聽不懂，就叫我在黑板上寫出答案。同學中間到了能開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們之間已經親密無間。我不但喜愛她們，也更學習她們的刻苦用功。我們用的課本，都是教會學校系統自己編的，大半是從英文課本翻譯過來的，比如在代數的習題里就有“四開銀角”的名詞，我們都算不出來。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國留學，用過quarter，那是兩角五分的銀幣，一元錢的四分之一，中國沒有這種幣制。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是從《資治通鑒》摘編的“鑒史輯要”。只有英文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課本，也是從ABoyAPeach開始，教師是美國人芬教士，她很年輕，剛從美國來，漢語不太嫻熟，常用簡單的英語和我們談笑，因此我們的英文進步得比較快。
我們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后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師或公理會的牧師來給我“講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經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學生，不分班次地編在一起，在到公理會教堂做禮拜以前，由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教士，給我們講半小時的圣經故事。查經班和做大禮拜對我都是負擔，因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親和弟弟們整天在一起，或幫母親做些家務，我就常常托故不去。但在查經班里有許多我喜歡的同學，如齋二的陶玲、齋三的陳克俊等，我尤其喜歡陳克俊。在貝滿中齋和以后在協和女子大學同學時期，我們常常一起參加表演，我在《關于女人》里寫的《我的同學》，就是陳克俊。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這會是在大課堂里開的。講臺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臺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只記時鐘，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鐘催她下臺。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面各有兩人，交替著上臺辯論。大會結束后，主席就請坐在臺旁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臺去，看見臺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著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著我笑。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煉出來了，而且還喜歡有這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覺得這訓練很好，使我以后在群眾的場合，敢于從容地作即席發言。
我入學不久，就遇到貝滿中齋建校五十年的紀念，我是個小班學生，又是走讀，別的慶祝活動，我都沒有印象了。只記得那一天有許多來賓和校友來觀看我們班的體操表演。體育教師是一個美國人，她叫我們做下肢運動的口令是：“左腳往左撇，回來！右腳往右撇，回來！”我們大家使勁忍著笑，把嘴唇都咬破了！
第一學年的下半季，一九一五年的一月日本軍國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那時袁世凱正密謀稱帝，想換取日帝對他的支持，在五月九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這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各地掀起了大規模的討袁抗日愛國運動。我們也是群情憤激，和全北京的學生在一起，沖出校門，由我們學生會的主席、齋四同學李德全帶領著，排隊游行到了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在萬人如海的講臺上，李德全同學慷慨陳詞，我記得她憤怒地說：“別輕看我們中國人！我們四萬萬人一人一口唾沫，還會把日本兵淹死呢！”我們紛紛交上了愛國捐，還宣誓不買日貨。我滿懷悲憤地回到家來，正看見父親沉默地在書房墻上貼上一張白紙，是用岳飛筆跡橫寫的“五月七日之事”六個大字。父親和我都含著淚，久久地站在這幅橫披的下面，我們互相勉勵永遠不忘這個國恥紀念日！
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那是我在齋二這年的上半季，袁世凱公然稱帝了，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他還封副總統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把他軟禁在中南海的瀛臺里。黎元洪和我父親是紫竹林水師學堂的同級生，不過我父親學的是駕駛，他學的是管輪，許多年來，沒有什么來往。民國成立后，他當了副總統，住東廠胡同，他曾請我父親去玩，父親都沒有去。這時他住進了瀛臺，父親倒有時去看他，說是同他在木炕上下棋——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會下棋——每次去看他以前，父親都在制服呢褲下面多穿一條絨布褲子，說是那里房內很冷。
這時全國又掀起了“護國運動”，袁世凱的皇帝夢只做了八十三天就破滅了。校園內暫時恢復了平靜。我們的圣經課已從《舊約》讀到了《新約》，我從《福音》書里了解了耶穌基督這個“人”。我看到一個窮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從他的人，而且因為宣傳“愛人如己”，而被殘酷地釘在十字架上，這個形象是可敬的。
貝滿中齋的課外活動，本來很少，在我齋三那一年，一九一七年的暑假，我和一些同學參加了女青年會在西山臥佛寺舉辦的夏令會。我們坐洋車到了西直門，改騎小驢去西山。這是我到北京以后的第一次郊游，我感到十分興奮。憶起童年騎馬的快事，便把小驢當成大馬，在土路上揚鞭馳騁，同學當中我是第一個到達臥佛寺的！在會上我們除開會之外還游了山景，結識了許多其他女校的同學，如天津的中西女校的學生。她們的衣著比我們講究。我記得當女青年會干事們讓陳克俊和我在一個節目里表演“天使”的時候，白綢子衣裙就是向中西女校的同學借的。
開完會回家，北京市面已是亂哄哄的了。謠言很多，說是南北軍閥之間正在醞釀什么大事，張勛的辮子軍要進京調停。辮子軍紀律極壞，來了就會到人家里騷擾。父親考慮后就讓母親帶我們姐弟，到煙臺去暫避一時。
我最喜歡海行，可是這次從塘沽到煙臺的船上，竟擁擠得使我們只買到貨艙的票。下到沉黑的貨艙，里面擺的是滿艙的大木桶。我們只好在凸凹不平的桶面上鋪上席子。母親一邊揮汗，一邊還替我們打扇。過了黑暗、炎熱、窒息、饑渴的幾十小時，好容易船停了，鉆出艙來，呼吸著迎面的海風，舉目四望，童年的海山，又羅列在我面前，心里真不知是悲是喜！
父親的朋友、煙臺海軍學校校長曾恭甫伯伯，來接我們。讓我們住在從前房子的西半邊。在煙臺這一段短短時間里，我還帶弟弟們到海邊去玩了幾次，在《往事（一）》中也描寫過我當時的心境。人大了些，海似乎也小些了，但對面芝罘島上燈塔的燈光，卻和以前一樣，一閃一閃地在我心上跳躍！
復辟的丑劇，從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起，只演了十二天，我們很快就回到北京，準備上學。
貝滿中齋扎扎實實的四個年頭過去了，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們畢業時全班只有十八個人。我以最高的分數，按照學校的傳統，編寫了“辭師別友”的歌詞，在畢業會上做了“辭師別友”的演說。我的同班從各教會中學升上來的，從此多半都回到母校去教書，風流云散了！只有我和吳摟梅、鄺淑貞和她的妹妹，我們這些沒有教學的義務的，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預科。
我以十分激動的心情，來寫這四年認真嚴肅的生活。這訓練的確約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進入大學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前，準備好一個比較穩靜的起步。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原載《收獲》1984年第4期）
我的大學生涯
這是我自傳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鄉；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貝滿中齋），每段都只有幾千字，因為我不慣于寫敘述性的文章，而且回憶時都是些零碎的細節，拼在一起又太繁瑣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關于這一段時期的敘述是比較少的，而這一段卻是我一生中最熱鬧、最活躍、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從貝滿中齋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于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于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側引，十分無趣。我入了理科，就埋頭苦學，學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的靜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進了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門的，這協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門前抬頭就看見當時女書法家吳芝瑛女士寫的“協和女子大學校”的金字藍底花邊的匾額。走進二門，忽然看見了由王府前三間大廳改成的大禮堂的長廊下，開滿了長長的一大片猩紅的大玫瑰花！打這些玫瑰花第一次進了我的眼簾，從此我就一輩子愛上了這我認為是艷冠群芳、又有風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開了我生命中最絢爛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