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是這‘桌腿’之論！”文祥略一沉吟，隨即沉聲道。
“果然，知我者，博川也。”恭親王笑道，“知林鯤宇者，亦博川也！”
“他這個折子，最厲害的地方，便是以‘士農工商’四民喻為國之桌腿，缺一不可，真是絕妙文字！”文祥道，“那班書生，只怕又是辯駁不得了！”
“上一次他那篇《西國圣道考》，便著實為難了這班人一回，彼等本不認同洋人為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則便不能譏以非類了。是故洋務辦理，從此少了一大阻礙。”恭親王嘆道，“那時我還以為，文章立論能寫到如此，已是極致了，不意今日他又更上了一層樓，把這‘士農工商’的桎梏也給破了！真真是天下奇才！”
“是啊！士農工商，排列有序，視商為賤業，古以有之，而欲興商利民，非破除此等陳腐之見不可！”文祥道，“而要破除成見，何其難也！誰知他林鯤宇竟能如此！吾等不如也！”
也難怪恭親王和文祥感嘆，這“士農工商，商為最末”的成見，實在是為難了他們太久。
事實上，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樣：“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并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對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象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家，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家孟子輕蔑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孟子?公孫丑下》里便說：“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農工商”為國之柱石的管仲。卻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但也正是管仲變法中有“四民分業。士農工商”的話，頗為后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誤讀的。
管仲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千戶。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于本業，不至于“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管子?小匡》中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致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制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了。不過它成了戶籍制度的雛形，而匠籍制度則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的排序。
后人論及于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了軍士，然后。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乃并舉之義，并沒有先后尊卑之分。
遠古的中國人似乎并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于、善于經商及從事手工制造業。商亡周興之后，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制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于奴隸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說：“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說：“士大夫不雜于工商。”《禮記?王制》說：工商“出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他將“工商”與“士農”并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柱石”，如果當年管仲提出“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他之后的變法政策了。
管仲將四民并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識與覺悟，更是他的治國理念的體現。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于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
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并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并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歷頗為鄙視。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沒，則是由于兩大原因。
第一，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的思想徹底破產。
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采取了不擴軍和不兼并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并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后，齊桓公死于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賤商”著稱，在他們看來，管仲從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風、施政綱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仁義”。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后，齊桓公死于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賤商”著稱，在他們看來，管仲從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風、施政綱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仁義”。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