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者在樓蘭考古的歷程

一、樓蘭古城的發(fā)現(xiàn)

清光緒二十六年（1990）春，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羅布泊地區(qū)考察，他的一名中國嚮導——維吾爾族農(nóng)民艾爾迪克，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晨，發(fā)現(xiàn)了這座已被人們遺忘了的、埋在渺無人煙的沙漠中達1000多年之久的樓蘭古城。斯文赫定在古城中進行考古發(fā)掘，得到了一批盧文和漢文木簡及文書，以及一些陶片、中國古錢幣、絲綢殘片、毛織品殘片、銅裝飾品、玻璃器殘片。他將古城中出土的漢文書和盧文木簡帶回了瑞典，交給威斯巴登地方的卡爾·希姆來先生進行研究。希姆來先生在研究盧文木簡時，發(fā)現(xiàn)簡文中有數(shù)處提到“KRORANLA”這個地名，他認爲這就是古代樓蘭的音譯。他在研究報告中提出這座古城就是古樓蘭城。古樓蘭城被發(fā)現(xiàn)的消息發(fā)表後，震驚了世界，被西方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譽爲“沙漠中的龐貝城”的再現(xiàn)。

二、斯坦因在樓蘭

馬克·奧里爾·斯坦因，英國人，原籍匈牙利，清光緒二十六年至民國5年（1900~1916）間三次深入我國新疆、甘肅一帶，爲英國印度殖民政府進行非法測量和偷竊文物的活動。清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他從喀什到和田，沿著崑崙山北麓，經(jīng)且末來到若羌，然後從阿不旦向北到樓蘭古城。他在樓蘭古城對兩個較大遺址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大量精美的絲織品、石器、陶片和青銅製品，以及漢文、盧文木簡及文書。民國3年（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跑到樓蘭，不僅對古樓蘭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而且還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新的遺址和墓地，他將這些遺址都編了代號，其中以LA（樓蘭——爲中心的一級和LK（距樓蘭城南50公里處）爲中心的另一組是主要遺址集中區(qū)。斯坦因這一次在LA遺址上發(fā)現(xiàn)了許多石器、青銅器和漢代絲織品、五銖錢幣與新莽時期的貨泉錢幣等文物。

三、桔瑞超在樓蘭

桔瑞超是日本帝國海軍軍官，他受日本佛教淨土宗主教大谷光瑞的指派，組織了中亞探險隊，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和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兩次到羅布泊地區(qū)進行考察。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年）桔瑞超第二次到達羅布泊地區(qū)後，曾在樓蘭城區(qū)和距樓蘭城南50公里處的一片遺址上（即斯坦因編號爲LK的地方），組織了考古發(fā)掘工作。探險隊回到日本後，宣佈他們在古樓蘭城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份李柏信件，共四張殘片。（後據(jù)日本學者森鹿三考證，李柏信件出土地點不是樓蘭，而是海頭）。

四、1979~1980年的樓蘭考古

1979~1980年，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電視臺“古代絲綢之路”電視攝製組聯(lián)合組成考察隊，考察絲綢之路和樓蘭古城。這次考察重新測定了古樓蘭城的準確地理位置，對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溝，以及樓蘭城區(qū)和古墓葬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各種石器、漢代錢幣、銅器、絲毛織物和東漢魏晉時期的盧文木簡，以及用金銀銅等製作的各類裝飾品等文物。

附：樓蘭古城址調(diào)查與試掘簡報

一、古城遺址

1、位置與環(huán)境

樓蘭古城遺址位於孔雀河下游幹三角洲南部，羅布泊西北岸上，西南距若羌縣城220公里，西北距庫爾勒市340公里，北距孔雀河干河牀的最近點16公里，東距羅布泊北岸28公里，其具體位置經(jīng)重新覈定，爲東徑89°55′22″、北緯40°29′55″①由孔雀河北岸乘飛機至古城遺址，其間有4條幹涸的大河牀，河牀兩岸密佈許多幹涸的河汊和水塘。這些自然遺址表明，古代的樓蘭，水利資源是比較豐富的。樓蘭城遺址就座落在和四條大河牀的兩條分汊之間，這兩條河汊在古城以東16公里交匯，然後再注入低窪的羅布泊。這裡地勢西南東低。在樓蘭城郊西北至西南2~3公里處，發(fā)現(xiàn)大片枯朽的胡楊林，有的枯乾合圍達2米多。在城址東北部也有成片的枯樹林。可見古代這裡的植被是比較好的，這些樹木是當時城市建築的好材料。

2、史前人類活動遺物

 考古隊在城市中和城址附近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和採集了許多細石器標本。從製造技術(shù)上分，有打製的，有琢制的，也有打琢兼施的；從形態(tài)用途上分，有石核、石葉、石核式石器，琢背小刀、刮削器、錐鑽、石鏃、石矛等；從色相質(zhì)地上分，有灰綠、黃褐、絳紫等玉髓，也有燧石質(zhì)。此外還有磨製石器。這說明，早在新石器時期，樓蘭地區(qū)就有人類在活動，如果將這些石器標本與解放前斯坦因、博格曼等人在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其他地點蒐集的石器標本比較，無論數(shù)量、還是形狀質(zhì)地，這裡的都顯然居於突出地位。由此判斷，這裡應(yīng)是本地區(qū)遠古居民的重要聚居點②。他們的活動，爲以後此地城鎮(zhèn)的形成奠定了基礎(chǔ)。

3、城市範圍與結(jié)構(gòu)

 由於千百年來，主要受強勁東北風的侵蝕，古城與附近環(huán)境一樣，變成了破敗不堪、高低不平的“雅爾丹”地形③。古城城牆就混雜在這種風蝕臺地中。古城基本呈正方形，按其復(fù)原線計算，東面長333.5米，南面長329米，西北兩面各長327米，總面積108240平方米。由於南北兩邊的城牆比較順應(yīng)東北風勢，故相對保存得較多一些。北城牆僅東西兩端還殘存一些，東瑞殘長約35米，殘寬約8.5米，殘高約22米的缺口，缺口兩面暴露出0.8至1.2米不等的板築夯土四層，此缺口似爲北城門。東城牆保留較少，只剩兩段，中部偏南一段長約20米，寬約5米，殘高約3.3米，有厚0.7米~0.95的夯土四層；靠東南角的一段，長約1.5米，寬約2.5米，殘高約3米，夯土層同上。南城牆的中部東端殘存約60.5米、寬約8米、殘高約3.5~4米的一段，有厚0.45~0.9米不等的夯土5層；中部西端一段長約9.5米，寬約5米，殘高約3米；最西的一段殘長約4.5米，寬約6米，殘高約2.3米，夯土層與東端相同；在中部，東西兩端之間有一寬約13米的缺口，基本與北城牆的缺口相對應(yīng)，似爲南城門。西城牆中部南端殘存長約13米、寬約5米、高約1米的一段，有厚0.15~0.7米的夯土三層；中部北端有東西錯列的土墩兩個，靠東的殘留在塊風蝕高地上，南北長約6米，東西寬約5米，殘高約爲2.4米，有厚0.4米~0.48米的夯土6層，靠西的一個土墩城牆復(fù)原線16.5處，南北長約7.5米，東西寬約5.5米，殘高約5米，有厚0.6米~1.2米的夯土5層。東西兩墩相距約4米，似爲甕城遺址。以上所見，應(yīng)是此城最繁華時期的建築遺蹟，從各面夯土層厚薄不等的現(xiàn)象分析，此城是多次分築而成的。

4、古水道

古水道從城西北角三間房宮署遺址背後轉(zhuǎn)而伸向城的東南角，基本成對角線穿越而過。水道北端與流經(jīng)古城以北附近的幹河牀相接，南端與流經(jīng)古城以以南附近的幹河道相通。從水道比較平直規(guī)整的走向看，應(yīng)是人工開鑿而成的。水道褶皺帶十分顯著，由於長年流水，在褶皺帶上還殘留許多小水螺殼。從水道在場東南暴露的橫剖面上測得水道面寬16.8米，從面至底垂直深度4.5米，底部淤積而成的褶皺剖面深度爲1.9米，與現(xiàn)在灌溉乾渠相類似。當時城中居民用水，應(yīng)是由些水道供給。

5、城內(nèi)遺址

城內(nèi)的佈局，以古水道爲軸線分爲兩區(qū)：一爲東北區(qū)，殘存遺蹟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築；一爲西南區(qū)，保存遺蹟相對較多，除三間房遺址區(qū)外，西部和南部還有一些大小院落。東北區(qū)的北邊已無遺蹟，東邊殘留四個點，這四個點與斯坦因當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況基本一致。在這一區(qū)裡，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築，斯坦因編號爲LA·XA，現(xiàn)殘高10.4米，暴露跡象可分爲九層：一至三層爲夯土築，在第三層中殘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認爲這三層爲塔的基座，他說在基座之上爲“一符合傳統(tǒng)的八邊形建築。”現(xiàn)在，已很難看出其形狀。在第四層夯土中夾雜有土塊。五層以上全系土塊壘砌，在每層土塊間還夾雜10~15釐米厚的紅柳枝。在第六層中有長約1米的方木暴露於外，方木上有卯孔。緊靠塔身右側(cè)有土塊壘砌的小土臺，高度與塔身第五層齊，土臺與塔身之間有緩坡可以上下，土臺中橫壓著直徑約30釐米的圓木和一些長方木，似爲建築物。

在佛塔南面約60米的土臺上，散佈著許多大木材。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爲LA·I，他在此進行了挖掘，清理出漢文木簡3枚，盧文木片2枚、木牘3枚，以及漢文、盧文文書14件。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這裡挖獲了盧文文書。此外，他們還蒐集到一些絲織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們在這裡除採集到絲、毛織品外，還獲得五銖銅錢和玉髓質(zhì)、玻璃質(zhì)各色飾珠，以及來自異域海岸的海貝、珊瑚等。這些物品顯示了早期“絲綢之路”上的貿(mào)易中繼城鎮(zhèn)的特點。

 在佛塔南面土臺南約80米的臺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遺蹟，房屋牆壁系用蘆葦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爲LA·Ⅷ，他在這裡蒐集到木梳、木碗、銅鐵箭鏃和名色絲、毛織品。我們在此除採集到絲、毛織品外，還獲得玉髓質(zhì)飾珠和鐵鏃。

在佛塔東面約30餘米處，也有一小臺地，上面堆放著散亂的木材。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爲LA·Ⅸ，他在這裡蒐集到盧文木牘1枚，日本長澤和俊判定此處爲僧房⑧。我們在木材下試掘，發(fā)現(xiàn)堆積著黃燦燦的糧食，堆積層厚約70釐米，寬約100釐米。糧食標本經(jīng)四川農(nóng)學院顏濟、楊俊良教授鑑定，確認爲糜和裸大麥。

 西南區(qū)殘存建築遺蹟呈冂形，正中的三間房址，斯坦因編號爲LA·Ⅱ。從三間房的房基線測得東西長12.5米，南北寬8.5米，總面積爲106.25平方米。其中東西兩間較狹小，中間一較寬大，用兩種大小不等的土塊壘砌，一種爲42×23×10釐米，另一種爲17×27×10釐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東面的一間小房中掘出漢文紙文書36件、木簡120枚⑨。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獲得了許多漢文紙文書和木簡⑩。我們清理時，東面這一間編號爲F1，發(fā)現(xiàn)紙文書一件和一些絲、絹、棉布、波紋錦和小陶杯等物。

三間房的東西兩廂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紅柳枝作夾條、外塗草泥的牆壁建築，西廂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猶存。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爲LA·Ⅲ，他在這裡獲得了大約37枚漢文木簡和2枚盧文木片等物。東廂房可見大木框架、散亂木材和紅柳枝牆壁，在大方木上我們發(fā)現(xiàn)了紅色的漆皮。三間房東北面，在斯坦因編號爲LA·Ⅱ·Ⅵ·Ⅶ的地方，東西並排兩個房間，隔牆用土塊壘砌，在這兩個房間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國3年（1914）曾掘出“許多有價值的寫在紙上的漢文文書和兩片粟特文文書”。我們在這裡重新進行了清理，編號爲F3，發(fā)現(xiàn)木簡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殘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綠色絲絹等。

三間房西廂房之西，緊相連接的同一臺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積，主要爲蘆葦稈和廄肥。我們在此開探溝一條，編號爲T1，長2米，寬1.5米，西南深30釐米，東北深80釐米。探溝中出土木簡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殘片、毛繩、毛帶、殘漆杯、木梳等物。

 在三間房西約35米的地方，是一大片垃圾堆，橫寬約30米，縱寬約15米，最厚處約1米，東南邊與西廂垃圾堆相連。斯坦因把這裡編號爲LA·Ⅵ·Ⅱ。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在此挖掘，獲得了最豐富、最重要的收穫，“其數(shù)量最多的就是寫在木頭上和紙片上的漢文文書，我當時數(shù)了一下，約有170件，其中有121件發(fā)表於M·沙畹的《文書》中，其餘是小的殘片或由於某種原因不能辨認的文書。”在這裡，他還搜尋到盧文木片4枚、紙文書4枚和早期粟特語殘片1枚。民國3年（1914）他再次來此，又獲得了40多枚寫在木片和紙片上的漢文文書和1枚盧文木牘。我們重新清理，編號爲T，發(fā)現(xiàn)殘木簡60枚、紙文書1枚。

 三間房是城中唯一用土塊壘砌的房屋，面局嚴謹，聯(lián)繫從這裡及其附近垃圾堆中出土的大量木簡和紙文書來看，我們推斷這裡當屬官署遺址。

在大垃圾堆的西面有一組大宅院，院落形制尚可辨認，斯坦因編號爲LA·Ⅳ。我們在這裡進行了測量和局部清理，編號爲F4。院落面向東，東西寬約16米，南北長約22米，其中心部位有一組房間建築比較堅固。斯坦因在這裡進行過清理，編號爲LA·Ⅳ·Ⅰ和Ⅱ，在Ⅱ中出土3枚盧文牘，他認定這裡是“土人政府”。在這組房間東北邊有一人大門檻，我們採集了門檻下的朽木，編號F4：2，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shù)研究所用碳14測定，樹輪校正年代爲距今1865+80年（從1950年起算），相當於東漢時期。由大門檻往裡再經(jīng)過一道門檻是大廳，大廳南北寬約7米，東西長7.5米。大廳兩側(cè)是南北兩列廂房。南廂房東西橫排三間，靠東的一間南面有側(cè)門可通院外。據(jù)足跡辨認，北廂房也是橫排三間。在靠西一間的北壁東端有一門檻，出門檻爲一轉(zhuǎn)角牆壁，在它的裡面清理出人形木件1個。這個轉(zhuǎn)角通向院外。整個宅院的牆壁，除經(jīng)斯坦因清理已非舊貌者以外，其餘都是用一束束直立的紅柳夾蘆葦捆綁在木框架上，外部抹上泥皮。大宅院的西部是用蘆葦作籬笆圍成的一道矮牆，似爲一個大庭院，從城牆復(fù)原線看，與西城牆相連。

在這座大宅陸軍的東部約9米處，又是一片垃圾，我們在此開挖溝一條，編號爲F2，長2米，寬1.5米，東南深0.3米，西北深0.5米。出土了一些小孩皮鞋、毛繩、毛帶和棉布等。

三間房的西南面是一些房屋建築，斯坦因編號爲LA·Ⅶ。從現(xiàn)存足跡看，房間矮小，我們選了一組保存得較好的建築進行測量和試掘，編號爲F2。F2距離三間房約100米，由南北兩間房屋組成，北間爲B(tài)間，長約4.6米，寬約3.5米，南間爲A間，長約4.8米，寬約3.4米。兩間房都是用紅柳與蘆葦編在一起作夾壁，壁厚約20~25釐米。在間清理出木門、骨雕花押、人形木件、羊下顎骨、門斗、殘木盤、木桶，以及桐、鐵渣等物。在A間清理出殘木臼、木罐、木紡輪、殘鐵塊，以及牛、羊骨等物。在A間的中心部位，我們開了一個長1.2米、寬1米、深0.95米的探方，發(fā)現(xiàn)地層分上下兩層，上層厚30釐米，系紅燒土，出土了羊骨、牛骨、馬骨、糜子殼、木炭等；下層厚65釐米，系灰土，出土物品除牛羊骨外，還有馬毛、毛繩和灰陶片。把F2和F4房址對比，從佈局到建築材料都迥然有異，F(xiàn)4顯然系官宦大賈的宅院，而F2則爲一般貧民所居。

 考古隊在城中及城址附近，還採集到許多不同種類的器物標本，統(tǒng)一以C編號。除前面已涉及到的石器外，還有紅陶、銅、鐵、鉛、木骨、玻璃器以及錢幣等。所屬時代，自新石器朝代至魏晉。

二、城郊遺蹟

1、東北郊小佛塔

小佛塔在距古城東北4公里處，我們將其編號爲F0。塔殘高約6.28米，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下部爲塔基，似爲正方形，寬7.1米、高4.6米。基上是塔身，塔身中心是土塊壘砌的環(huán)形建築，內(nèi)有中心木柱。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也來過此地，他認爲“這裡沒有什麼需要發(fā)掘的”。我們對環(huán)形建築做了清理，發(fā)現(xiàn)環(huán)形臺的周圍殘留有五彩斑斕的佛教壁畫，以土紅色爲色調(diào)，輪廓以墨線勾勒，畫風古樸，與斯坦因在米蘭揭走的人首又翼像類同。在環(huán)形臺的通道中，我們還清理出佛塑像的一隻眼睛、三節(jié)手指、一段胳膊和塑像用的木花形飾件等物。在小佛塔西北約100米處，有一堆橫七豎八的木材，它表明這裡原來是一座建築物。在小佛塔和這堆建築材料附近，我們採集到許多細古器、銅鏃、兩漢五銖錢、王莽時期貸幣、銅鏡殘片和銅頂針、鐵釘、鉛紡輪、陶片、玻璃片等。

2、西北郊烽燧

烽燧在距古城西北5.6公里處。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把它誤認爲是“一座廢棄的小佛塔。”烽燧臺基寬18.7米，殘高10.2米，從縱剖面觀察，內(nèi)外結(jié)構(gòu)不一，內(nèi)部系夯土築成，略呈圓形，外圍用土塊壘砌，有的土塊間夾有小木條或紅柳枝，土塊尺寸與城中官司署建築的大土塊相同。由此我們判定，這些土塊建築，當是用來擴建或加固烽燧的，其建築物年代應(yīng)與官署遺址同時，其內(nèi)部建築應(yīng)早於外部。

3、北郊建築遺蹟

在古城北偏西5.2公里處有一小臺地，呈東北與西南走向，長約30米，高約6米，我們編號爲B(tài)，臺地上有許多倒榻的木框架和小木件。由臺地向北約30米處，又有一堆房舍廢棄後的散亂木材。在這裡，我們採集到細石器、琉璃珠、夾砂粗陶片，以及銅族、王銖錢、銅釦、殘銅鼎等。此外，我們對城西北方向約14.5公里的佛寺遺址也進行了調(diào)查，此遺址斯坦因編號爲LB。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此作過挖掘。他們在這裡挖掘出佛殿遺蹟、佛塑像殘塊外，還搜尋到犍陀羅式的透雕飾板和浮雕藝術(shù)品，以及盧文木函、木印章盒等。我們把這裡編號爲XB，採集到的遺物主要有陶杯、陶罐和五銖錢。

三、文化遺物

這次調(diào)查採集到文物797件，依質(zhì)地分爲石器、陶器、木器、銅器、鐵器、鉛器、玻璃器、骨器、貝蛙器、紡織品和五銖錢幣等。

1、石器【石器共106件，以生產(chǎn)工具爲主。】

細石器82件。這些石器使用打製或琢製法製造，均爲生產(chǎn)工具，多爲玉髓質(zhì)和燧石質(zhì)。石核2件。石葉53件。銨開狀可分爲五種形式：單脊石葉，剖面呈三角形，不經(jīng)加工即可使用，在刃緣一邊或兩邊留有使用痕跡；雙脊石葉，剖面呈梯形，一般不經(jīng)過第二步加工，刃緣一側(cè)或兩側(cè)留有使用痕跡；截端石葉，石葉截去一端或兩端，可能是用來鑲嵌在骨木柄上使用；髮卡形石葉，背脊略拱，橫視似髮卡，裡面較平滑，一端葉面有顯著的貝狀斷品，刃口一般都有使用痕跡；不規(guī)則形石葉，背面單脊，葉面不經(jīng)修整，刃緣多有使用痕跡。石核石器3件，將石核的一端用衝壓法打下一角或一塊，略經(jīng)加工而成。

 石片石器16件，可分爲：琢背小刀，利用原石片較厚的脊，在脊上朝兩邊錯向琢成貝狀斷口，使兩邊刃緣勻整鋒利，有的刃緣經(jīng)過修琢；刮削器，刃緣多經(jīng)過第二步加工，有圓盤狀，直角狀和變角狀三種；錐鑽，底瑞較寬厚，向上逐漸收縮成尖錐，通體經(jīng)過修整。

 石鏃6件。通體經(jīng)過精工細琢，按形狀可分爲桂葉形石鏃和三角形石鏃兩種。石矛2件。磨製石器17件。主要有：石針1件；礪石8件，頭部正中穿孔，器身經(jīng)多次使用已經(jīng)殘斷，分圓頭和方頭兩種，方頭礪石基本上呈長方形，四面以過修磨；石杵4件，形狀不規(guī)則，有長方形、三棱柱狀，也有圓錐狀和柱狀；石磨盤4件，均經(jīng)使用，已殘，可分爲半圓形和長條形兩種。

 其他石器計5件。主要有：石權(quán)勺1件，蛇紋形石質(zhì)，似將秤砣的一面挖空，可以作勺用，一邊有拱耳；石花押1件，質(zhì)地屬滑石化的蛇紋巖，正背兩面均有陰刻方框紋飾。上述兩件應(yīng)是漢魏以後的器物。

2、陶器【陶器129件，紡輪29件】

絕大部分用陶片製成，其中8件利用陶器碎片敲砸成圓形粗坯，有的經(jīng)打磨，爲半成品。直徑最大7釐米，最小4.5釐米，最厚1.5釐米，最薄0.7釐米。有20件是在半成品基礎(chǔ)加工而成的。罐29件，均殘。主要有：短頸橋耳罐，品微敞，方脣，橋耳，弧戶，素面；長頸曲肩罐，敞口，斜頸；直口，圓脣，頸上或肩部有扳式耳。壺6件，均殘。主要有：長頸壺，喇叭口，尖脣，長頸，肩附橋形耳；短頸壺，敞口，尚外翻，頸羅短，頸肩間附橋形耳。鉢6件，均殘。多爲夾砂紅陶。甑2件，其中一件比較完整。甕1件，夾砂粗紅陶，沿外卷，雙脣，束頸，廣曲肩，下殘。杯19件，主要有：平底杯，夾砂粗紅陶，呈半球狀，口部有流，捏製。此外還採集到一些飾三角紋，圓圈紡，菱形紋，繩紋和藍紋的陶片。

3、木器【木器，共計55件】

其中，木建築構(gòu)成計18件，主要有：木樑墊2件，平面分方形和圓形，用作樑柱壇墊物；門及門斗各1件，利用一節(jié)圓木罐雕成長短相間的鼓形飾9節(jié)，通長90釐米；木飾物8件，多是建築物上的附屬裝飾。生產(chǎn)工具計8件。主要有：紡輪1件；栓5件；呈凹字形；樁1件；刮梳1件。生活工具計20件，主要有：臼、桶、罐、盤、盆、勺各1件，梳2件。此外，還有木筷、木匕、漆耳杯、奶攪拌器具等。雜器件9件。主要有：人形件2件，墨點梭形木件1件。

4、銅器【銅器共121件。】

鏃15件。主要有：實體三棱鏃；廣翼三棱鏃，翼極鋒利，中空呈圓筒狀，可以納稿；扁體鏃，扁體有脊，剖面呈棱形，尖端圓鈍，鏃身與挺相連，相連處稍向內(nèi)收；小鏃等。釜1件，鏡9件，皆殘，鑷1件；飾件65件，品種甚多主要有戒指、扣飾、釘環(huán)、髮釵等、小鈴，最精緻提押花戒指，面均呈橢圓形，內(nèi)精該鳥草紋飾。

5、鐵器【鐵器共48件】

鏃12件。主要有：三棱鏃，鏃身三角形，棱間凹下，前收成鋒，鋌收成鋒，鋌與身相連，呈圓柱狀；四棱鏃，鏃身較長；扁翼鏃，身扁寬，前鋒圓鈍，兩翼後收，圓柱狀鋌；鏟形鏃，前鋒弧刃，身扁平，鋌呈方形。釘23件。主要有：鼻釘；方頭釘，方體，一端平齊，一端尖銳，長約3.6~5.1釐米，有的將兩枚方頭鐵釘與一條形鐵片相聯(lián)，呈橋形；鉤釘，釘頭附加一彎鉤。

6、鉛器【鉛器共20件】

主要有：紡輪，扁圓體的計13件，中間有圓孔，圓徑1~1.65釐米；圓臺體的7件，中間有孔，圓孔1.2~1.5釐米。

7、玻璃器【玻璃器共6件，皆爲殘片。】

有半透明灰白色、淡紅色、草綠色和藍色玻璃殘片。

8、金、銀、骨器及其他飾件

金、銀、骨器及其他飾件，共23件。主要有：金戒指、銀戒指、骨骼和骨鞘各1件，骨骼刻飾件1件，料珠3串。質(zhì)地有玉雕、骨、琉璃等。形狀有圓、橢圓、扁圓、圓筒形、菱形、長方形等。顏色有藍黃、綠、靛青、銀白、金、灰等。此外，在城中還收集到海貝4枚、蛙飾4件、珊瑚2件，以及麥秸、麥粒、糜子、桃核和動物骨、角等。

9、紡織品【紡織品共58件。】

有絲、毛、棉、麻四大類，其中紡織品8件，主要有錦、絹、紇三種；毛織品39件，主要有毛布、毛繩、毛毯、毛辮帶和氈製品；棉織品6件，視織造疏密可分爲棉布與沙布，顏色有大紅色和素色；麻織品5件，主要爲麻鞋與麻繩，均以當?shù)厮a(chǎn)羅布麻爲原料。

10、錢幣[錢幣，共139枚，完整者134枚。]

其中屬於西漢時期錢幣有榆莢半兩1枚、五銖5枚、小五銖1枚、剪輪五銖1枚；屬於新莽時期的貨幣有大泉五十2枚、小泉直一2枚、貨泉3枚；屬於東漢時期的貨幣有五銖14枚（完整者10枚），剪輪五銖109枚、貴霜銅幣1枚。

四、結(jié)語

樓蘭是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之一，據(jù)《史記·大宛傳》記載，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126年）後，上書漢武帝說：“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即今羅布泊。樓蘭古城是樓蘭古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也是早期“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衝，它在我國漢、晉時期對西域的經(jīng)營和開發(fā)上，起過重要作用。魏晉至前涼均在此設(shè)置西域長史。但此城在繁榮了幾個世紀之後，隨著羅布泊自然環(huán)境的變遷而逐漸湮滅了。據(jù)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河水》記載：“故城禪國民耳。”由此可知，在北魏時期，樓蘭古城早已廢棄。通過這次調(diào)查，我們?nèi)〉昧艘慌Y料，對研究樓蘭古城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衰廢有一定價值。

1、將古城及其附近採集的許多細石器文化標本，與孔雀河下游三角洲其他地點的細石器文化遺址相比較，這裡可能是史前人類的重要聚居點。

2、現(xiàn)存古城應(yīng)是歷史上繁榮階段的建築。古城中出土的木簡、紙文書的紀年，大多在曹魏後期和西晉前期，可推測古城最後形制的形成也應(yīng)在這個時期。從古城大宅院採集的門檻朽木碳14測定年代表明，大宅院建築可上溯到東漢時期。城中大佛塔第三層所見碎陶片表明，三間房及其附近大垃圾堆中出土了相當數(shù)量的木簡、紙文書，這說明三間房當是官署遺址。

3、古城及其附近採集和試掘到的大量器物，除生產(chǎn)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外，還有來自中原的絲織品和錢幣，來自西方的玻璃器和錢幣，以及來自異域的海貝、珊瑚和蛙飾件等。這些物品說明這裡當是早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中繼城市之一。

4、樓蘭古城的衰廢，與這裡自然環(huán)境變遷有著重要關(guān)係。城中出土木簡的最晚年代是前涼建興十八年（330年），據(jù)此推測，樓蘭古城的廢棄，應(yīng)在前涼時期，較大可能在前涼後期。調(diào)查：候燦吐爾遜呂恩國邢開鼎執(zhí)筆：候燦器物繪圖：吐爾遜哈斯也提器物攝影：劉玉生註釋：①關(guān)於樓蘭古城的經(jīng)煒度，以前的資料主要有斯文赫定的，黃文弼先生《羅布淖爾考古記》緒論轉(zhuǎn)引，標爲經(jīng)度89°40′、煒度40°30′。斯坦因1912年出版的《沙漠古代中國廢墟》三十萬分之一（英文版，下同）附圖中，標爲東徑89°55′北緯40°31′。斯坦因《亞洲腹地》所附根據(jù)1906~1907和1914年考察編繪的五十萬分之一《羅布荒原地圖》（1918），1926年版中，標爲東徑89°45′，北緯40°30′22″。而在1922年出版的《亞洲中心古代蹤跡》（即中譯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的六百萬分之一附圖中，又定在東徑90°06′、北緯40°29′34″。這次的數(shù)據(jù)，主要是由羅布荒原附近駐軍某部測繪工程師張佔民同志和本文執(zhí)筆覈定。②候燦：《論樓蘭城的發(fā)展及其衰廢》，《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③“雅丹爾”系維吾爾語，意即風蝕地形。這個名稱已被地於理學界引用。④斯坦因《西域》。斯坦因測得此塔長寬各51（折15.55米），可能是按經(jīng)柳枝範圍計算的。⑤長澤和俊《樓蘭王國》，日本第三文明社1976年版。⑥斯文赫定著，孫仲寬譯《我的探險生涯》，《西北科學考察團叢刊》，1933年出版。⑦沙碗《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發(fā)現(xiàn)的漢文文書》一書，牛津1931年法文版。

人們對樓蘭的探索始於１９００年，當時瑞典人斯文·赫定組織的探險隊，在羅布泊地區(qū)發(fā)現(xiàn)樓蘭古城遺址，揭開了古樓蘭文明的神秘面紗。隨後，英國人斯坦因、美國人亨廷頓、日本人橘瑞超相繼到樓蘭古城遺址考察；２０世紀３０年代，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也曾到達樓蘭地區(qū)；新中國成立以後，新疆考古專家相繼進入羅布泊地區(qū)，對樓蘭古城進行科學考察。

樓蘭是中國古代西域地區(qū)一個城邦小國，位於絲綢之路的重要地段。古代絲綢之路從長安向西，經(jīng)河西走廊，進入新疆境內(nèi)，沿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緣，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通往中亞、西亞和南亞，是通往地中海和歐洲各國的唯一通道。樓蘭古國就在絲綢之路塔克拉瑪干南北兩道的交匯處，往來的商隊都要經(jīng)過樓蘭。

樓蘭人在中國西漢時期已經(jīng)建立國家並擁有城池。公元前７７年，西漢王朝爲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派遣平樂監(jiān)傅介子前往樓蘭，刺殺前王，另立新王，改樓蘭國爲鄯善國，另遷都城，原樓蘭成爲鄯善國的一座城市。公元４世紀，樓蘭國消失。據(jù)新疆文物考古所研究員穆舜英說，目前發(fā)掘的樓蘭文物中，時間最晚的是一支東晉建興十八年（公元３３０年）的木簡。史載東晉隆安三年（公元３９９年）高僧法顯途經(jīng)羅布泊時，這裡已經(jīng)淪爲“死亡之海”。法顯描寫此地“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周都看不到邊際，旅途找不到任何參照物，死人的枯骨成爲路標。

新中國成立後，人們對樓蘭文明的探索取得進展。從１９７９年起，新疆文物考古人員多次進入樓蘭古城遺址，獲得一大批考古成果。樓蘭古城周圍是一片密集的風蝕“雅丹”地貌，古城佔地約１０萬平方米，城中有官署、民居、佛塔、寺廟遺蹟；城郊有乾涸的河道、枯死的胡楊林和水渠田陌遺址；古城東、北兩面有古墓羣、佛塔、烽燧。樓蘭地區(qū)還發(fā)現(xiàn)大量的古代文物。考古人員在樓蘭附近的一座古墓中，發(fā)現(xiàn)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屍，被稱爲“樓蘭美女”；還在樓蘭古城遺址發(fā)現(xiàn)大量的漢文和佉盧文木簡文書、漢代錢幣、華麗的漢代漆器、精緻的木陶雕刻器皿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