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流氓孔建國已經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歲。和唱戲的類似，流氓四五歲一輩兒人。常有出了大名頭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輩兒的小流氓滅了，一板磚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這也和唱戲的類似。按年齡算，從道上的輩份上論，我和老流氓孔建國足足差出五六輩兒。

我當時十七八歲，正是爹媽說東，我準往西的年紀。

搬進這棟板樓之前，我老媽反復強調，這樓上樓下，絕大多數是正經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濫叫爺爺奶奶叔叔阿姨，給糖就要，給錢就拿，不會吃虧。他們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斷，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別打臉，瞄準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兩組人物，我必須躲著走。

其中兩個人物是一組，姓車，是朝鮮族的一對孿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兩點。臉蛋長得挺像，一樣的頭發過肩，但是身材有別。一個小巧，跌宕有致。一個健碩，胸大無邊。所以小的叫二車，大的叫大車。剛剛改革開放，大車、二車就仗著非我族類而奇裝異服，我老媽眼尖，看見她們“腳脖子上都戴金鐲子，叮當壞響”。

大車、二車總是雙宿雙飛，她們駛進樓里的時候，我總是放下手里的教科書和作業本，跑到陽臺，扒著張看她們的奇裝異服，看她們又拉來了什么人物，看她們一清二楚的頭發分際，分際處青青白白的頭皮，分際兩邊油光水滑的頭發。當時還沒有“海飛絲”，勁松小區還是莊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圍養豬放羊。我洗頭用一種“燈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覺自己的腦袋像個大號的豬鬃刷子，但是我記得清清楚楚，大車、二車的頭發沒有一點頭皮屑，茁壯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綠綠的莊稼。那種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會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順著她們的頭發滑下去，她們雪白的胸口一閃而過，我的心里念著兒歌：“小白兔白又白，兩只耳朵豎起來。”可我知道，豎起來的不是耳朵。

那時候我爸是單位里的忙人，代表群眾的利益，出門掙錢，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實孩子，剃個寸頭，促進大腦散熱。用功無比，還是老拿不了第一，把頭發剪得再短，也當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學習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頭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媽小時候是農民，長大混到城市當了工人，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我老媽把勞保發的白棉線手套帶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線，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織成白棉線衣，一點風不擋，一點彈性也沒有。我老媽拆棉線織線衣的時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過來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對面，她窮極無聊，總想找人聊天。那時候的電視是九寸黑白的，老媽不愛看，她一三五說電視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說電視主持人腦子里有屎。姐姐總在做功課，我媽就來和我貧。我極能臭貧。我媽說，將來嫁給我的女孩子有福氣，找了我，有人說話，不用看弱智電視，省電，一輩子不煩。

我媽說，安心功課，別聞見香風就竄到陽臺上去。我說，鴻雁將至，我保護視力，我登高望遠，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誰，看看有沒有我爸喬裝打扮混在其中，好報告我媽。我媽說，乘車的都不是好人。我說，乘車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夠不夠級別。我媽說，不許你搭理她們。我說，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務，我才只是個紅小兵，遠不到紅隊長、紅支書、紅主任的級別，除非我腰里掖著雞毛信，否則人家才不會摸我呢，我的級別差得遠了。我媽說，人家要是就誣陷你腰里掖著雞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辦呢？我說，我就喊“阿姨我還小”。我媽說，人家要是還搭理你怎么辦呢？我說，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媽說，人家要是還搭理你怎么辦呢？我說，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還有三雙手套剩著，我媽的棉線沒拆完，線衣沒織成，就總是沒完沒了，警惕性很高。我還是個孩子，所以空氣里永遠有感冒病毒，街上永遠有壞人，即使沒有特別壞的人，也要從好人中確定比較壞的人，然后給他們戴上帽子，他們就特別壞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樣期待著壞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學了，我媽也不用上班了，還給我買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裝的，瓶口罩張白紙，用根紅皮筋繃了，喝的時候拿一根塑料管捅進去，噗地一聲。醫院里有來蘇水的味道，老女醫生老得一臉褶子，又干凈又瘦像個巫婆，年輕女護士歪戴著個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頭發。她們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個臉，眼睛從不看我的眼睛，只是盯著我的屁一股。碘酒在我屁一股上絲絲蒸發，我感到一絲絲涼意，“小白兔白又白，兩只耳朵豎起來”，我知道那一針就要來了。

但是女特務永遠叼著煙卷抹著頭油鮮艷在電影里，大車、二車始終也沒有給我機會，讓我高喊“抓女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