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占領南京之后，在人力部署上不受任何局限。但他們訓練部隊和提供武器裝備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們擁有的武器裝備即便不屬于古代，也是屬于中世紀的，卻并不比官軍的裝備差。太平軍能夠掌控大部隊的紀律，他們這方面的能力遠遠超過了清廷。離開廣西之后，他們的紀律有所松散，在擴軍過程中，隨軍離開永安的每個士兵都當上了軍官，他們的人數約為1.2萬人。其中許多人其實并不適合于擔負更高的職責。

太平軍的北伐再次暴露了滿人的軍事無能。直隸省部署了大約14萬名滿洲旗人和4.9萬名漢人正規軍來保衛京城，而在太平軍經過的河南、山東和山西省，理論上還有6.2萬名漢人正規軍。皇帝還命令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帶領他的武士們從蒙古趕來保衛首都。據說就是此人把太平軍阻遏在距離北京300里之內的地方。太平軍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至少一次［8］增援，但是長征帶來的消耗以及官軍的不斷攔截，自然形成很大的阻力。他們在華北似乎未能如同在南方和長江流域那樣補充新鮮血液。

1853年年底，北伐軍仍然在天津以南堅守陣地；新從南京派出的部隊實際上已經跨越了整個安徽，武昌以下長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再次被太平軍占領，江西的大片土地也落到了他們手中，他們正在圍攻江西省會南昌。在整個1853年，官軍沒有打一場勝仗，只是設法困死已經精疲力竭的太平軍北伐部隊。財政上的混亂和損失，規模不下于軍事上的潰敗。

自從清廷在軍力、調度和財政上破產之后，各省只能各盡所能聯起手來，達成一定程度的協調，力圖挽回時局。在多數情況下，最初的打擊對于他們總是過于沉重，使他們一時措手無策。不過，湖南的局面卻是明顯不同。該省的政府和人民迅速組織起來，決心力挽狂瀾，用自己的力量和示范來挽救朝廷。

當太平軍進入湖南時，他們在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指揮的兩千名民團的沉重打擊。這支民團后來為長沙的解圍貢獻甚大。江忠源得出一個結論：民團相對于正規軍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他的看法使省級當局受到啟發，最終也點醒了朝廷：若想恢復秩序，還得依靠正規軍和滿洲旗人以外的力量。太平軍離開了湖南，但他們在這個省份喚起了盜搶之風，該省的每一個地區幾乎都發生了暴動。江忠源這支小小的民團部隊為鎮壓盜搶立下赫赫戰功。省政府組建了另一些部隊，在省內較為重要的中心地區逐步控制了局面。

此時曾國藩住在位于湖南中部湘鄉的家中為母親守哀。他已經建立了學術上的聲望，并且在北京的部級機關獲得了不少為官的經驗，在首都聲譽極佳。他毫無軍事素養和軍事經驗，但這在京城對他并無不妥，因為他是一名翰林學者。可是到了1852年底，湖南巡撫接到一道北京來的命令，通知他：在籍侍郎曾國藩賦閑在家，皇帝指示他協助招募和組織湖南的志愿者從軍。［9］

1853年初，曾國藩著手招募和組織一支志愿軍，這支部隊就是后來享譽全國的“湘軍”。

這個任務非同一般，起初他不得不跟舊軍隊的特權階級競爭，還得面臨任何新生事物在一個古老國度里注定要遭到的普遍反對。不過，這一年內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組建時期，這支部隊在鎮壓土匪的戰斗中獲得了豐富的基本實戰經驗。

作為一個湖南人，曾國藩認為新的軍隊在與太平軍交戰之前，應該首先穩定本省的局勢。他意識到，他的部隊一旦跨出湖南邊界，為了在戰場上維持軍力，他就必須依靠湖南省來補充兵員和資金。在整個那一年內，北京不斷催促他東進鎮壓太平軍，但曾國藩按兵不動，直到他做好進軍的準備。江忠源和他的那支小部隊已被派往長江下游，在江西抵御太平軍。他當時已被提拔為安徽巡撫，下年初在與太平軍作戰時吃了敗仗，自殺身亡。于是，在前期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唯一的一個表現出了才干的軍隊指揮官，就這樣離開了舞臺。

左宗棠在太平軍圍攻長沙時曾擔任巡撫張亮基的軍事顧問。張亮基升為湖廣總督后，駱秉章繼任湖南巡撫。太平軍在1853（原文為“1854”，譯文根據史實做了改正。——譯注）年2月撤離武昌后，張亮基去武昌上任，帶著左宗棠同行。他向皇帝推薦左宗棠做官，結果左宗棠得到了知縣的頭銜，而非官位。張總督說，他只有3個人可以完全依靠，其中包括左宗棠，他能打理總督衙門里的任何公務。張總督與駱秉章聯名推薦左宗棠做官，他得到了同知直隸州的任命，但他推辭未就。1853年秋，張總督調任山東，由吳文镕繼任湖廣總督。究竟是吳文镕未留左宗棠為他效力，還是左宗棠不愿留下，我們找不到記載，只知道他在11月份回到了湖南老家。

《年譜》沒有說出左宗棠拒絕就任直隸州同知的理由，但在下一年他寫給曾國藩的秘書劉霞仙的信中，也許可以看到對這件事的解釋。他認為自己去就任那個職位是大材小用了。其中提到的武侯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諸葛亮的另一稱呼。左宗棠總愛把自己比作諸葛亮。信中寫道：

來示謂滌公擬以藍頂花翎尊武侯，大非相處之道。……吾欲做官，則同知直隸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素愿。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稟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為難，不可為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非積怨深仇，斷不至是。滌公質厚，必不解出此，大約必潤之從中慫恿，兩諸葛又從而媒孽之，遂有此論。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諸我，尤非所堪；兩諸葛懵焉為其顛倒，一何可笑。幸此議中輟，可以不提，否則必乞詳為滌公陳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議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藍頂加于綸巾之上者，吾當披發入山，誓不復出矣。［10］

駱秉章聽說左宗棠沒有就聘于人，便寫信給他，請他出任自己的首席軍事顧問。左宗棠初次謝絕，但駱秉章再次邀聘，左宗棠就接受下來。與此同時，太平軍于1854年初再次襲擊湘北。他們顯然聽說過左宗棠其人，因為他們派了一隊人馬前往左宗棠隱居的山間搜捕他。左宗棠風聞敵人到來，攜帶家眷逃往長沙。他于1854年4月5日進入巡撫衙門就任首席軍事顧問之職。

曾國藩在募集新軍時，與湖南省當局發生了不小的摩擦。全省的土匪令巡撫十分焦慮，他授權候補官員王珍募集一支志愿軍來防守長沙。王珍與曾國藩立刻發生了沖突。左宗棠與王珍是很好的朋友，在這場沖突中左宗棠似乎是站在王珍一邊。王珍甚至有可能謀求取代曾國藩成為湘軍的組建者，顯然曾國藩對王珍很不感冒。如果這種情緒牽連到王珍的朋友，也是無足為怪的。

黑爾說，在1854年春天長沙周邊發生的軍事行動中，王珍打了一場小仗，擊斃了大約30名太平軍，而他上報為一場大捷。“當關于軍事行動的聯銜奏報起草之后，曾國藩審閱并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送達朝廷的最后抄正件上，左宗棠做了增刪。在他所做的修訂中，敘述了一場虛假的勝利。這使曾國藩勃然大怒。”［11］

不難理解，在農民運動的這一階段，對一個心神不寧的政府而言，最微小的勝利也可以當作大捷，而人們最常見的秉性就是把厭惡的對象所取得的成功縮微，而把偶像的成功夸大。王珍的功績在他的朋友和曾國藩的眼中很有可能大不相同。曾國藩似乎永遠也沒把這件小事忘掉。這就是曾國藩與左宗棠失和的開始，這種狀況在10年后達到頂點。在湘軍攻占南京之后，這兩個杰出的湖湘子弟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爭端。

從南京溯江而上的太平軍部隊于1854年6月26日攻占武昌。散布各地的會黨已在湖南活動了幾個月，曾國藩和該省當局盡了一切努力進行鎮壓。4月份，曾國藩試圖當一回現場指揮官，但他被太平軍擊敗，非常沮喪，兩次企圖自殺。［12］他認為自己不是部隊指揮官的料子，不能再做現場指揮作戰的嘗試。然而他繼續擔任湘軍的首腦，到秋天已經成功地肅清湖南，開始向武昌進軍。湘軍于1854年10月14日占領這座城市，還有位于江北的漢陽與漢口，標志著清政府在鎮壓一場已經持續了4年之久的農民運動中首獲大捷。于是曾國藩向南京進發，北京多年來第一次看到了最明亮的曙光。

但是政府的體制對于猛烈而成功的軍事行動而言是一個過于沉重的包袱。曾國藩是總司令，但他的權力局限于指揮他這支人數不多的湘軍，對各省的官員只能說服，而無權節制。曾國藩離開武昌以后，花了將近10年時間，才得以進入南京。不過必須指出，他的功勞在于，他從來沒有失去希望，也未曾動搖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