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在變法之前，在法令頒布之前，在國都的南門，立了一根三丈的木頭，然后，告訴民眾有誰把這根木頭搬移到北門，就賞十兩黃金，十兩黃金在當時是一筆巨額賞金，所以人民覺得很奇怪，不敢相信，沒有人去搬動。
商鞅再下令有誰把這木頭移到北門，賞黃金五十兩，大家議論紛紛，其中有一個比較大膽的人，就把木頭移到了北門，秦國政府馬上發下賞金。這個事件過后，商鞅才頒布新的法令，他的法令就得到了信賴。
整個商鞅變法期間，有擁護他的，有反抗他的，但是沒人懷疑過他的法，因為他的法是可信的。到了最后，當商鞅自己要逃的時候發現，他的法竟然讓他都逃不出秦國，只能束手就擒，他的法成功了，約束了秦國的每一個人。
按照中國的觀念，商鞅的法是惡法，所以后來兩千年，儒家勢力一直在打擊秦國法制，盡管后來的朝代都不約而同采納了秦國執行的郡縣制，也都有自己的法律，但是再也沒有回到秦國時候的公信力了。
商鞅的法制是有問題的，法律太過苛嚴，動輒割鼻子挖耳朵，但有一個特點，對所有人來說，法律都會執行，或許執行的力度不同，比如太子犯了法無法懲罰，就割了太子師的鼻子，而太子師可是當時的秦孝公的親哥哥。
跟后世儒家講究的刑不上大夫相比，商鞅的法律應該是做到了人人平等，盡管人人都很難受，但他確實很平等，因此有人罵他，有人愛他，但沒人懷疑他，做到了跟商鞅在城門口立木頭時候的初衷。
朱敬倫現在也得立一桿木頭，他也要取信于民，跟這些富商的約法，就是他的城門立木，他告訴這些商人，他之前有些疏忽，借了銀子忘記還了，晚還了幾個月，實在是對不住各位義商，所以他決定除了按照當初約定的利息外，還向這些商人賠償一倍的損失。
朱敬倫刷刷將這些內容都寫在紙上，最后寫上保證，從他以下，各級官吏，不得無故逼索百姓財務，若為借債，依據付息，延期當與債主協商，許可后按照約定利息延期，若債主不許，則當立即歸還本金，強行拖延，債主可至官府訴告。
在一個個老商賈驚悚的神色中，朱敬倫親自手持一張官方契紙，上面已經簽下了他的大民，請各位商人一一簽字，朱敬倫的神色不容置疑，第一個人顫顫巍巍的簽下了大名，后面的也不敢違拗，一個個簽下后，朱敬倫立刻讓黃三公拿去找人勒石刻碑，就立在自己的衙門口，然后還要印刷成告示，發行全省。
這是一份宣言，一份保護私有產權的莊嚴承諾，朱敬倫就是用自己的行為立一個規矩，他的政府是保護私有產權的，任何官員都不能無故侵奪他人的財產，包括他朱敬倫也不行。
后世的學者認為，工業革命之所以第一個在英國發生，跟英國良好的產權保護有分不開的關系，后來英美能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依然有這種因素在里面。落后國家的富人，都爭先恐后的往英美移民，也是這個原因。
一個學者還發出過這樣的追問，為什么全世界各國人，都從來不懷疑英語國家會侵吞他們的財富，西班牙語的國家沒人信，法語的國家也會被懷疑，唯獨沒人懷疑英語國家。
朱敬倫很認可，對財產的保護，是一個商業社會的支柱之一，另一個支柱也許是對人的權力的保護，加起來就構成了法治的核心要意。
讓他感動危機的是，不止是后世，就連這個時代，廣東的有錢人遇到危險，都想著往香港跑，自從有了香港，澳門都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了，英國人對他人的權力的尊重和保護，真的值得所有國家學習。
十個國家中，至少有九個做不到香港投毒事件那樣的事情，包令的老婆都被毒死了，他還能做到讓兇手接受應該的司法審判，最后還能證據不足釋放，這種事情那時候是深深觸動朱敬倫的心的，這不是某一件事，而是每一件事，相信廣東人此時已經很認可英國人的這種品質了，不然不會一邊倒的往香港逃難。
現在朱敬倫要做的也是這種事，他需要讓所有人相信，廣東政府也是會保護大家的權力的，尤其是在財產權上，一定會最為嚴密的保護。
這個時代，之所以商人賺了錢，就投入到利潤并不高的土地上，而不是繼續投入到商業中去，就是他們無法安心，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官員剝奪了財產，伍秉鑒這樣的頂級大商人都是如此，更何況小商人呢。
潘承訓的族譜中，甚至都不記載他幾個兒子接班做總商的事情，豪商自己都鄙棄自己的身份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讓他們繼續投資于商業，投資于工業，將他們的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
朱敬倫的告示很快就發下去了，當商人們真的看到各縣城門口、縣衙旁，都張貼著這些告示，告訴了大家事情的原委，朱敬倫的自我罰款，以及之后的保證，后面還附有朱敬倫和富商們的簽名。
這時候很多富商有些蒙圈，有些已經明白了，朱敬倫在拿他們徙木立信，只不過這木是豎起來了，信有沒有還不一定，如果真有人把木頭搬走而沒有得到賞金，反而更加無信可言，因此富商們真的很期待此時有一個徙木的人，也就是真的按照告示上的說法，跟某個衙門打一場官司，看看好不好使，沒聽過還可以告衙門的，到哪里去告啊？
他們很快就知道要到哪里去告了，因為朱敬倫的告示很快又發到了全縣，在各縣設立審判庭，派駐法官審案，并且請當地鄉紳名宿有功名者公審，哪怕是縣令也可以在這里投告，朱敬倫的司法改革穩步推行到了全省。
說實話，各個法官的素質并不專業，其中最多的是各地的狀師，這些狀師也被蔑稱為訟棍，官員們非常不喜歡他們，常常說他們慫恿愚民訴告，荼蘼錢財，吃了原告吃被告，是最壞的壞人，所以每到一地如果當地民風愛打官司的話，想做事的官員，不是嚴格審案，而是第一時間收拾當地的狀師。
儒家世界觀下的官員，有種息訟的觀念，認為某地人愛打官司，就是民風不夠淳樸，喜歡爭斗，不和睦，他們講究的退一步讓一步，這樣就人人和好了，這不是一個人如此，而是整個官員階層如此，不是懶政的官員不想審案，而是名臣都是這樣。
就連明代大圣人王陽明，王守仁都是這種思想，《王守仁息訟》甚至以一個知名典故流行于世。
大概是這樣的故事，王守仁的一個朋友對別人進行訴訟，王守仁說：“你等數日直到心平氣和時再來和我說。”過了幾天那人便來了說他已心平氣和了所以前來受教。王守仁說你都心平氣和了還來干什么。
不但是對自己的朋友，對老百姓也這樣，他被貶到廬陵做知縣，這個縣的人喜歡爭訟，王陽明就把所有官司壓下來，發出告示讓百姓不要來打官司，說他身體不好，不能理清楚官司，晾了一陣子之后，才告訴別人，不是他身體不好到不能處理這些事，只是鄰里鄉親，應該相互體諒，相互扶持，出入友愛，養成敦厚之風。一些小事糾紛，相互協商，相互謙讓，就能夠順利解決；動不動就打官司，不僅傷了和氣，實在不是良善處世之道。
最后還和當地人約定：從今往后，除非有迫不得已的重大案情，不要輕易打官司，要以良善稱于鄉族為美，養成仁義孝悌之風。如果有以良善著稱于鄉里、父慈子孝的人家，我將親自前去登門拜訪，向他們致敬。
儒家這種認為如果一地百姓熱衷于打官司，就是不和睦的心態，在道德上到底怎么樣，不知道，反正絕對不可能適應現代商業社會，所以朱敬倫是支持法治的，如果老百姓覺得無處申冤，那才是最大的麻煩，王陽明是大圣人，他或許能夠拿捏的好，但是他的行為，卻給了很多懶政怠政的家伙們一個絕好的借口，那就是息訟自己省事，福健有一個縣，好幾年縣令都沒升過堂。
所以朱敬倫不但不主張息訟，而且鼓勵有怨就及早打官司，在各地招募訟師，這些人熟讀大清律例，然后派他們去香港的法庭上觀摩，請香港的法官培訓他們司法程序，當然他們不需要像英國法官那樣，穿上滑稽的衣服，帶上夸張的假發，他們穿的是官府，朱敬倫找人給他們定做的七品官府，也就是說他們在縣里跟縣令是平級的，但還給了他們審判縣令的權力。
至于陪審員裁決制，換成了當地名宿裁決，為了讓告訴雙方感到公平，這個裁決團必須得到雙方的認可，陪審員也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請命官意思是為民請命的意思。
法官是派出去了，慢慢的也有人來打官司，判決也大致能讓人心服，判例慢慢形成，但是民告官的事情還是沒有發生，朱敬倫的“信”也就一時還立不起來。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木至少立起來了，這就說明朱敬倫是想做點事的，能起到一種千金馬骨的廣告效應，也是不錯的。
1863年，行政、司法的架子慢慢搭起來了，教育的架子也慢慢成行，只是在教育這個問題上，比行政和司法更加復雜，讓朱敬倫也感到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