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稅和低人民幣匯率，都是免費奉送國外財富的錯誤解決方案，都是從表面上解決了生產過剩問題，但是，帶來物質財富嚴重流失，導致更大的發展問題。

國家發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增加老百姓收入和消費，也就解決了生產過剩問題，也就解決了不能使用美元問題。

而且，增加了國內消費，讓物質財富留在國內循環，才會保有財富。

物質是不滅的，既不會產生，也不會消滅。

低價賤賣，讓物質財富大量流失，再等著換來的美元欠條不斷貶值，從而損失更多物質財富，必然導致資源和物質財富枯竭，從而讓國家陷入困境。

例如，能源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根本保障，但是，能源使用后會變成無法利用的廢熱，從而使資源減少。

我國能源的55%是煤炭，而煤炭是不可再生的能源資源，我國現有可用儲量1000多億噸，而現在每年用量達到30億噸，還在高速增長，按照這個趨勢，只能用30年。

由于我們每年通過國際貿易奉送的財富，超過了自己老百姓消費的財富，可以說，我們消耗的一半以上煤炭是免費為他人服務的。

每年消耗大量資源生產商品，然后大規模奉送給國外，必然導致資源枯竭，從而導致經濟和社會崩潰。

我們應該取消出口退稅，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同時加大提供勞動者收入和福利，以解決生產過剩和物質財富流失問題。

我國的進口稅稅則中，每個稅目同時列有普通稅率和最低稅率兩欄。

最低稅率的征稅對象是那些產自與我國訂有關稅互惠條款的貿易條約或協定的國家的進口貨物。

普通稅率的征稅對象則是產自與我國沒有簽訂互惠條款的貿易條約或協定的國家的進口貨物。

普通稅率略高于最低稅率。

分析一下我們祖先，就是整個華夏民族的歷史可以看到，我國自漢、唐至清前期，海關稅基本屬于朝貢性質。

近代我國關稅始創1684年，設有粵海、閩海、浙海、江海等四個海關，對進出口貨物接貨價貴賤比例征稅。

自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中國關稅喪失自主權。

1843年簽訂的五口通商章程規定，凡進口、出口貨物，均按海關則例議定稅率從價值百抽五。

以后稅率多有重議，除部分商品外，大部分進口貨改從價為從量計稅。

北洋政府在帝國主義列強干預下，沿用清末關稅制度。

1922年，因銀價下落，經外國列強同意，改為按上海1921年至1922年間6個月平均批發市價為計稅價格，仍按5%計征。

1928年，國民政府宣告關稅自主，并公布固定進口關稅暫行條例，自1929年2月1日施行。

1931年，實行固定稅則，稅目分為16類647目。

稅率分為12檔，最低為5%，最高為50%.1934年修訂稅則，稅目有16類672目，稅率為15檔（包括免稅檔在內），最低為5%，最高為80%。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調整進出口貿易，統制進出口貨物，制定了戰時夫稅政策，對醫藥、交通器材等實行減免稅。

日用必需品按原稅率的三分之一征收。

奢侈品與非必需品則禁止進口。

戰后稅則恢復1934年舊制。

1946年8月，國民政府重新修訂關稅稅則，對進口貨物分別實行免稅、減征、重稅和寓禁于征的進口稅政策。

二戰戰后美國加強對華全面滲透，課取在華種種減免進口稅特權或優惠。

例如，1947年10月，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參加國際關稅與貿易一般協定》，規定對美貨減免進口稅的達110種。

非洲國家已開始認為主張漸進改革的我們要制定的共識，應取代歌頌震蕩療法的華盛頓共識成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當世界希望改革聯合國的架構與功能時，非洲26國政府希望以我國為首，共同提出改革之道。

無可否認的，我國對非洲國家的影響力開始震驚世界，歐美發達國家深怕我國將非洲的利益搜刮一空。

我國是一個新崛起的強權，經濟持續的發展是維系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近年來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雖然帶來巨額的總體財富，但也產生出新的問題。

兩位數的經濟成長加上有限的能源蘊藏量，讓目前我國的能源生產只能滿足不了國內需求，沒有穩定的海外能源進口，經濟將停滯甚至倒退。

國內的勞工失業若沒有足夠的就業管道，不斷的民間抗爭將直接挑戰我們的政權。

面對這些壓力，非洲廣大的土地、資源與低度開發的市場在我國的投資下，能夠輸出農產品、能源到我國，并提供市場讓我國商人進駐，使用我國技術人員開發基礎建設，非洲能夠減輕我國的經濟發展后遺癥，非洲提供了讓我國繼續崛起的力量。

然而我國的非洲之旅造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樂觀的人認為我國對非洲事務的積極將幫助開發更多的資源，例如石油、天然氣、水利、稀有礦物，為落后國家累積財富，整個世界將因此獲利，沖突將因而降低。

但悲觀的人認為，我國在非洲的崛起將帶動各大強權為了爭奪資源而爆發沖突。

“孩子，我們不怕，當初我的想法就是這樣--除了暫時和美國不開戰之外，剩下的國家誰敢擋道就消滅它。”

其實，非洲各獨立國家政府非常歡迎我國勢力的介入，我們不羅嗦，不會像歐美國家用民主、人權等議題作為投資或援助的交換條件，他們甚至賣武器、彈藥給獨裁政府，我國的非洲布局也開始凸顯出非洲與西方社會之間的矛盾。

究竟我國是想幫自己與非洲繁榮，并融入世界秩序的崛起強權，還是想拉攏這些國家而共同塑造出新的國際游戲規則？

若是前者，則國際社會應該正面鼓勵我國積極的非洲外交，若是后者，則西方社會將起而抵制我國在世界的軟硬實力。

事實上，這兩種觀點并不絕對互斥，非洲的資源因我國的投資而被開發，除了讓非洲獲利，也增加了全球能源的產出。

非洲內部問題也因我國的軍事涉入而提高了全球陸運，海運，空運航線的安全。

但是我們與非洲國家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共同在國際組織中或明或暗地抵制西方勢力，一旦未來我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發生沖突時，原來提升的全球利益，也可能因此成為我國的籌碼。

例如部分人士擔心，若白宮不對我們在西亞與非洲的能源外交進行反制，將來沖突發生時，美國的能源安全將因我國在能源輸出國的高度影響力而受害。

我國的非洲布局除了在于獲得資源外，更在于推廣我們的政治、經濟的價值觀，拉攏這些國家的支持。

因此，西方國家開始關注這股趨勢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影響，有些人直接呼吁民主國家應掙脫民主、人權的緊箍咒，積極地與非洲打交道，非洲的土地、資源、與優越地戰略位置讓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有開始向維護國家利益屈服的趨勢，國際秩序正因我國的崛起而產生微妙的變化。

歷史上，霸權擁有形塑國際秩序的誘因與能力，不論我國的非洲布局目的如何，我們無法否認世界形式的確因為我國產生了變化。

“你分析的很對，等你二娘回來我們要開始新的部署，以后，幫助你二娘放手干，我支持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