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後，全球有一個輿論趨勢：以德國皇帝和俄國沙皇爲代表的歐洲國家，提出了**論，他們認爲，一個已經西化的日本，率領正在崛起的中國，將會產生比成吉思汗更爲可怕的影響。

德國皇帝還請人作畫《**圖》，題寫標語：“歐洲各民族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和家園。”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西方列強商量出兵鎮壓，這時候主要的列強除了俄國之外，都沒有足夠的軍隊在這裡，英國人提出來請日本派兵，日本人則迴應不出兵。

爲什麼？因爲他們意識到不能繼續刺激西方**論，選擇韜光養晦。

在德國、俄國多次相邀之後，日本纔派出了原來駐紮在廣島的、最精銳的主力師團，進入北京城後，很多史料都記載，八國軍隊當中，日本軍隊的軍紀相對是嚴明的。

日本軍隊進入北京後，還準備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幾萬面寫著--大日本國順民的日本旗，給家家戶戶發，北京城、包括別的國家的佔領區，一夜之間都掛滿了小太陽旗，又對世界做了一次成功的公關。

日俄戰爭臨戰前，日本得到情報，俄國的媒體策略就是發動歐洲的**論，日本就派人到歐洲建立了媒體戰進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鬆謙澄，他就是高升號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長，精通英語和德語。

日本政府派他到歐洲作爲媒體戰的總指揮，並表態將傾全國之力支持他，當時的內閣會議上詳細到討論什麼媒體喜歡什麼東西，這個編輯喜歡什麼，要給他們送多少錢等等。

末鬆謙澄的任務，一是確保盟友英國完全明白日本的戰略意圖，英俄不是死敵嗎？

日本的說法就是我在阻擋俄國南下的腳步。

二是要阻止**論再次發生。

三是保持中國的中立，不能因爲中國的親日而刺激西方國家的**論。

四是在西方宣傳，日本對中國變化的介入及參與，有利於遠東的和平與發展。

這當然是胡扯，但他們知道西方喜歡聽什麼東西。

經過這樣的精心準備，日俄戰爭中，俄國果然沒有得到期待中的歐洲白種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導下，輿論走向了對他們有利的一面。

甲午戰爭中日本人爲什麼能夠打敗中國？除去戰場上的爭奪，日本很大程度就是得益於宣傳戰、媒體戰，在國家戰略上把媒體宣傳當做投槍匕首來用。

相形之下，當時清政府則太過保守落後，不僅輸在了槍桿子上，也輸在了筆桿子上。

反觀中國，官方和民間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對媒體的運用均相當漠視和遲鈍。

在高升號事件中，中國駐英國公使龔照瑗即提醒李鴻章，事件的解釋多出自日本人之口，這是危險的，中國應加強在海外的輿論宣傳。

但清廷的作風相當僵硬，自以爲正義在手，坐等英國對日興兵問罪，結果，眼看著日本人將原本親華的英國輿論徹底扭轉。

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國的表現方式也相當老舊，史料記載，爲了與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搞好關係，中國公使楊儒總是想方設法接近葛禮山的夫人和孩子，從私情入手，而日本公使慄野慎一郎則天天去辦公室拜訪，互相交換信息，從公誼下工夫。

德國學者認爲，中國對西方媒體完全持排斥的態度，不允許任何一名記者隨軍，軍事顧問是僅有的隨軍西方人員，而日本則不遺餘力地抓住每一個能宣揚自己的機會，這導致兩國的國家形象出現了巨大落差。

中國不僅不允許西方記者隨軍採訪，也沒有爲任何一家中文媒體簽發採訪證，媒體的對外宣傳、對內動員功能被棄置，導致中文媒體的報道甚至比西方媒體更滯後、更不可靠，甚至出現錯誤報道，鉗制媒體的後果是不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也導致了對政府更爲反感的情緒蔓延。

而當時各口岸的中文報業，正處於高速起步階段，多在租界內辦公，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經辦的，清政府要控制新聞導向是相當困難的，其報道的自由空間遠高於日本同行。

但中文報紙依然自覺過濾新聞，熱衷於報喜不報憂，平壤之戰，清軍大敗，守將葉志超諱敗報捷，從官方到媒體一片聲地喝彩，成爲國際醜聞。

即使面對戰敗恥辱，中文報紙仍有本事找到嘲諷日本的新聞眼，北洋舊艦操江號被日軍俘獲後重新使用，《申報》、《字林滬報》等先後發文，嘲諷日本將既小且舊，爲中國所不甚愛惜的破船當作寶貝，還爲如此小事奉告先祖，　言詞夸誕欺及先人，先人泉下有知，當深恨子孫之國柞將傾，爲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爲者？對日本的無謂嘲諷充斥中文報章，而在日本報紙上常見的紮實的社會調查報告，卻難覓蹤跡。

甲午戰爭後，受謗深重的李鴻章出訪歐美，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坦陳：“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爲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中國的精英---官員們無力干預媒體的時候，中國的另一批精英----報人卻自覺地開始擔負起輿論保姆的身份。

平壤戰役的假新聞，通過路透社傳往全球　，給這家通訊社帶來相當大的影響，真相澄清後，美國媒體轉而更多地依賴合衆社供稿，假新聞對中國的形象造成進一步的傷害，美國《輿論》雜誌對從波士頓到舊金山的主要媒體的編輯們進行了誠實測驗，結果顯示日本贏得了普遍的尊重，並多被視爲平等的文明國家。

甲午戰爭後，中國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其中，新聞學也如同軍事一樣，成爲熱門之一，隨著民國的建立，　現代　的國家形象塑造也開始蹣跚學步了。

“姐夫，到時，我們也可以現場直播。”葉振邦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