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社會各界大多希望維持穩定。如上海總商會呼吁和平，有誰“先啟兵端”，“即為與人民為敵，視為亂黨”。蘇、浙士紳及國民黨名流汪兆銘、蔡元培也奔走調停。

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宣稱：“暴民政治之禍，甚于洪水猛獸，妄啟戰端會招列強介入，禍國殃民。”

短短一年，時局完全改觀，內外形勢都對國民黨很不利。

為了孤立國民黨討袁派，袁世凱迎合人們的心理，作了多種宣傳。針對一些人的“厭亂”心理，他有意作出種種“寬容”、“忍讓”的姿態，連篇累牘地發布文告，指責討袁派“潛謀內亂”、“破壞民國”，并極力表示非至萬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還特別強調，之所以“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不肯張皇武力”，“并非無力安良除暴”，而是“冀其悔悟”，因為“財力枯竭，民不聊生”，“國家不堪再擾亂了”。

袁世凱針對討袁派在上海“運動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籌餉”的情況，他于五月十三日急忙頒布了一道文告，命令各地文武官吏“保衛商民”。

他說：“如有匪徒借端擾亂，損害商人，唯該都督、民政長是問。本大總統誓將犧牲一切，以捍衛我無罪之良民也。”

七月十三日，他又頒發“提倡實業”文告，侈談“營業自由，載在國憲，尤應尊重”。袁的這些作法，迎合各地商民的心愿。

辛亥革命時，他們曾經踴躍捐助軍餉，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數激進者外，大多數對“討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

后來，袁世凱還傳令嘉獎各地商會“拒亂有功人員”。

為了消除人們對他擊敗民主派后恢復封建專制的憂慮，他還一再公開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安撫和爭取了立憲派和中間勢力。

國民黨內的那些激烈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行動竟然遭到了這么多人的反對。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們是以反袁為借口，實質上是為了權力之爭。有人甚至罵他們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所謂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對使用武力解決“宋案”表示異議。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后，由于一些雜牌小黨的加入，聲勢雖大，但其成分已經很復雜。

而且很多同盟會的老同志也認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祿者不在少數，譬如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很多人多不支持“二次革命”。

一言而蔽之，當時的形勢與辛亥革命時已大不相同。何況袁世凱的勢力比之辛亥革命時更為的壯大，國民黨內部對于二次革命也大多沒有信心。黨內的軍事領袖黃興，在南京的戰事還在進行中就不辭而別，何嘗不是這種態度的體現。

“二次革命”爆發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及其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這場革命因為沒有得到國內眾多實力派的支持，自然也就很快失敗。

反過來說，國民黨所發起的這場戰爭非但沒有達到倒袁的目的，反而給了袁世凱一個樹立權威的好機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雖然身為大總統，但他對很多地方上實際上是無法加以控制的。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當時的全國各省基本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舉債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黨魁、軍閥彼此間也是爭斗不休。鬧得厲害了，自然不乏刀槍齊動、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無噍類。譬如副總統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黨、造反派幾乎是數以百計，這些人何嘗不存爭權之私心。

由于革命黨人當年鬧革命的時候過多的吸收了會黨領袖，而這些人往往是一些為社會所不齒的渣滓流氓（如應桂馨之流），這些人實際上毫無革命信念，一旦當權，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場中人，都知道當家不易，管事很難，把事管好更難。相反，一些革命黨人，一朝大權在手，便忘乎所以。以為有權真好，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而亂搞一氣；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權而很快腐化墮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亂的民國還不如腐朽然穩定的大清，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當時又拿這些人沒有辦法。

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社會的動蕩反使得人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政.府出現。由此，袁世凱正好成了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會主動接受什么革命大義，他們當時最希望的是袁世凱能夠撥亂反正，盡快恢復秩序，繼續過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眾的響應，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國初期民主潮流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實際存在的兩個營壘的對峙。武昌起義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殊時期。這期間，革命黨人擁有相當的軍政實力和革命聲勢，他們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標，使中國朝著實現共和的道路向前邁步。

袁世凱從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時間，民主的氣氛較為濃厚。幾百個社團、幾十個黨派群起紛立，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

做為革命黨的主要代表的同盟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為公開政黨，八月改組為國民黨。立憲派控制的組織有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亦被允許注冊和開展活動。

甚至像陳翼龍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攻擊袁世凱政.府的真誠的社會黨人，也可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

據統計，至二次革命前，全國報紙總數近五百種，銷售數量達四千二百萬份。其中新創辦的報紙，北京約有五十余種，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種，天津、廣州分別為三十五、三十種。不僅擁袁的報刊，而且制袁、反袁的報刊也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各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學說，亦允許見諸報端或公開演講宣傳。國民黨背后資助的報紙，如上海《民權報》等“無日不罵項城”，當時也未遭到封閉捕殺之禍。

興辦企業是這一特殊時期出現的另一熱潮。它與民主思潮有關且并發前進。

這一時期，應當說袁政.府在抓經濟上也是可圈可點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發展實業。

人們建設祖國的熱情被大大激發出來，這一切都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各種實業團體紛紛成立，如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中華民國鐵道協會等，數量達七十余個，幾乎遍及各省區。

新的民辦廠礦企業猛增。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間全國共設三千九百三十七家，平均每年設廠一三一二家，將近達到一九零四—至一九一一年間每年設廠數的兩倍。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氣氛的濃厚，文化教育事業也勃興起來。大中小學數量明顯增長，民國元年的學生總數超過宣統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學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氣氛，經濟上的發展勢頭，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這些當然與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專制統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同時民主潮流的發展又似乎為人們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圖景。

在這樣的情勢下發動“二次革命”，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也很難不違民意。

歷史總是充滿了諷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統一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凱統治下的那兩年。在列強環伺、國弱民窮的險惡局勢下，中央集權的確能給國家帶來高效率的行政，這個要求也似乎適應了實際需要。

由此，袁世凱在“二次革命”的時候獲得民眾的支持，他獲得正義性與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而是眾望所歸。

鎮壓了二革命后，袁世凱看到內閣飽受各方面指責。為了緩和矛盾，平衡各方面關系，決定重組內閣。

開始，他是想讓自己最信任的徐世昌出面組閣，老謀深算的徐世昌看到面臨的亂局，沒有接受。

袁世凱有分別找了張謇，張謇也沒有接受，他一再堅持，張謇推薦了熊希齡，這倒很對袁世凱的心思。

當時在唐內閣內任財政總長的熊希齡，其能力卓越被袁世凱發現。對袁來說，由專制而共和，再由共和而恢復專制，不能變得太快。而熊希齡屬于溫和派，且好控制，邀他組內閣比較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