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長處是敢說、敢想、敢干、敢闖，這恰恰是張之洞的不足之處。因為后者一事當前，總是顧慮很多。袁世凱的短處是想事不夠全面，顧此失彼，而能把某件事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能想到，干什么事都反復思量，這又正是張之洞的優勢。
或許，這就是優勢互補。
重組后的軍機處，沒了翟鴻穖等處處和袁世凱唱反調的人。由袁世凱和張之洞主持的第二輪立憲改革，進展得很順利，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比如，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
派汪大燮、達壽、于式枚，赴英、日、德國考察憲法。
任命溥倫、孫家鼎出任資政院總裁，籌劃資政院建章建制。
責成各省督撫迅速籌建咨議局和各府州縣議會，頒布憲法大綱和一系列變革法律。……
這一系列的舉措，意義重大。
一九零七年十月十九日，清廷下詔決定在各省設立咨議局，并在中.央籌建資政院。
一九零八年二十二日，清廷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和《咨議員選舉章程》。
隨后，全國性選舉議員的選舉宣傳工作在各地全面展開。
士紳、地方團體派出人馬到各地講演。告訴民眾，議會是為民眾說話辦事的。選一個能表達自己的心愿，能夠為大家說話辦事，敢說話，有能力說話的議員，關乎到每個人切身利益。
清廷的立憲，雖然沒取得最終的成果，但這一系列的活動和措施，并非是無足輕重。因為，國家的變革是漸變的，是通過不斷量的積累而蛻變為質變。
很多人看歷史，只注重那些劃時代的事件。但是，他們忘了，沒有量的積累，是不可能有質的改變的。
正如沒有已經壓在駱駝身上的那些草，最后一根稻草是不可能把駱駝壓倒的。
清政.府設立資政院，是考慮到“中國上下議院一時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也就是說，目的在于培養鍛煉議員的能力，為成立兩院制的正式國會奠定基礎，是一個過渡性的立法機構。
咨議局是清末改革中建立的地方審議機構，具有西方代議制立法機構的雛形。模仿西方立憲制國家地方議會的咨議局，議論本省應興應革的事件，預算、決算、稅法、公債，及省政義務等。咨議局議員選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選舉。
資政院、各省咨議局和各州縣議會的建立，標志著中國地方民主化進程在體制內合法開啟，第一次在封建等級制度內部出現了特權和專權之外的民主機構。
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著封建專權，另一方面也成為一個學校，培育民眾民主意識的學校。
原來這個世界不是就應該長官說了算，很多重大事是要和大家商量的，是要征求大家意見的。
從而開啟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參予政治的途徑，為新型的士紳階層提供了表達政治訴求的的平臺。
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為埋葬腐朽的封建制度，培育了掘墓人。
進步在繼續，一九零八年，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議院選舉法要領》，明確了要進行預備立憲，期限為九年。
將于一九一六年正式頒布憲法，進行第一次國會選舉。第一次國會將在一九一七年召開。
《欽定憲法大綱》近代中國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這一文件是“憲政編查館、資政院五大臣督同館院諳習法政人員，甄采列邦之良規，折衷本國之成憲”編輯而成的，共二十三條，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君上大權，共十四條；二為臣民的權利和義務，共九條。《欽定憲法大綱》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對日本《明治憲法》的借鑒。
《欽定憲法大綱》具有破天荒的意義。雖然，清廷的《欽定憲法大綱》，在借鑒日本《明治憲法》時，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君權的限制條款刪去，實質上是對封建君權的又一次強化，它算不得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也因此而遭到立憲派的聲討和否定。
但是，此前在中國，皇權從來都是至高無上的。現在至少皇權要有法律來規定了，把最高權力限制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圍內的這一步，畢竟是走出來了。
慈禧從來把皇權看得比命都重，在她的虎視眈眈下，還能過多地苛求袁世凱和張之洞嗎？
社會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的進步，社會生活的變化，社會經濟在發展中對國家政治制度提出的改變的要求。在這個封建政權的內部，正在蠶食著這個制度本身。
這一期間的清廷，在立憲上取得的點滴成果，都應該鐫刻上兩個人的名字，就是袁世凱和張之洞。
這至少可以表明，兩個人不管政見有多少不同，是可以齊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
我們說過，袁世凱是個干事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崗位上，也不管他管得是什么事，他都是努力摸清情況，善于發現和解決問題。
同樣，他在外務部尚書的位置上，他也干了很多的實事。
談到袁世凱在主事外務部的業績，首先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退還了部分的庚子賠款。
庚子還歀曾經是壓在晚清貧困交加的中國人民身上的最為沉重負擔，可以說是壓得中國人民喘不上氣來。
有人說，在晚清對外關系中，英國是和中國結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國仇怨最深的，相對關系好一點的是美國。
袁世凱到任就聽說了一個情況，是中國駐美國公使梁誠提供。美國公使梁誠說他在和美國的各界人士接觸中，發現美國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過多，對處于苦難深重中的中國人民懷有著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凱對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于是要求奉天巡撫唐紹儀，下功夫和美國駐奉天總領事的聯絡，加強溝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凱承諾，成立東三省銀行從美國借歀，積極回應美國方的關切。
同年，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進行秘密談判，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退還庚子賠款。
為促成這件對國家和民族至關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當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他曾經做了很多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
還有一個人就是美國的在華傳教士明恩溥，他曾經通過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的關系，寫信并當面勸說過美國總統。
外國傳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觸中國人的一個群體。他們在傳教過程中，得以與中國人近距離接觸，對中國人的性格有較為敏銳、細致的觀察。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來華，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四年，著有《中國人的素質》一書，對中國人的性格進行了細致入微地剖析。
在明恩溥看來，勤勞刻苦是中國人的顯著特點，但并不是一個值得宣揚的優點。因為在勤勞刻苦的背后，則是持續的為“活著”而勞碌、奮斗。這一現象說明，中國的生產力與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只有勤勞刻苦，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那必定要勤儉節約才可做到，因此，“節儉”又成了一個衍生的性格，而在中國人看來，節儉也是一種傳統美德。
這種奇怪的邏輯讓美國人感到不解。明恩溥認為，中國人將“貧窮變成了一門學問”。
長期的貧苦，鍛造了中國人堅韌的性格，普遍具有高強度的忍耐抗壓特點。在明恩溥看來，忍耐是一種隱蔽，是一種小心謹慎，與漁夫和獵人有相似之處。但明恩溥又將這種忍耐等同于印第安人的消極忍耐。
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人。現在，我們還是回到故事中。
經過各方的努力，美國國會終于在一九零八年，做出了退還已收庚子賠款的一半，用這筆錢培養中國赴美留學生。
而現在的清華大學，也就是當時赴美留學預備學校，就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
中國人不應忘記，一百多年前，列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壓。但我們也應記得，有一個國家，在他們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曾經真心的幫過災難中的中國人民。
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的任內，還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廢除《接待教士五條》。
鴉片戰爭中國在戰敗后，在列強的壓力下，制訂了外國傳教士高人一等的《接待傳教士五條》。
條例規定，外國傳教士的身份在中國相當于地方官，這助長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為非作歹。
引發庚子事變的“教案”問題，與此不無關系。
一九零八年四月，袁世凱奏報朝廷，撤銷了這個不合理的條例。對于遏制不良教士的氣焰，緩和教民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