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馮國璋就職后，就正式向馮國璋提出離京赴津休養的要求。果然不出張國淦的判斷，馮慨然應允，很高興黎能離開北京城。

由于馮的答允，段祺瑞不便阻黎出京，但責成湯化龍出面擔保，黎做出承諾：出京后，不參與政治活動、不南下。

八月二十八日，黎元洪黯然離開了北京城。他在北京雖然是先任副總統后任總統，在很多人看來是風光無限，但他自己知道，北京留給他的，大多是痛苦地回憶。

他不像袁世凱那樣的貪戀權勢，但就這樣的卷鋪蓋也不是很甘心。回到天津后，立即返回他的私邸。

段祺瑞對其還是放心不下，最怕他南下號令天下。密令曹錕就近派人監視他。

段祺瑞順水推舟地把黎元洪搞下臺，和當初黎把段免職一樣，雖心里很痛快，但其實是一種自殘，所謂兩敗俱傷。

有黎在位，北洋系就有假想敵，就有共同對敵的理由，成為維系北方表面團結的理由。沒了這共同的敵人，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內斗了。而事實上，此后，北方和北洋系從沒有一天安定。

總統和內閣成了時局紛亂的中心，是加個更字的“府院之爭”。再加上北洋實力人物互相排斥、互相傾軋。

黎是傾向于南方的，有黎在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北分裂的局面，畢竟對南方是一種安慰，成為一種緩沖的力量。但現在，緩沖的力量沒有了，剩下的只有南北對立了。

“民國第一偉人”黎元洪走了，腳步蹣跚的民國的亂像卻遠沒結束。黎元洪走的時候，不會想到他還能回來，再次坐上總統大位。但是，他確實是回來了，因此，本書還要寫下去。只是，在后來一段的歷史事變中，黎元洪多半是個旁觀者了；雖然，也會不時的提到他。

段內閣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國會和對德宣戰。

段本人雖然很嫌棄國會，但是既為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沒有國會。梁啟超建議在舊國會已被解散，新國會還未成立時，召集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立法權。仿效民國成立時，在南京召集臨時參議院作為過渡性的立法機關。

段祺瑞憎恨的是舊國會，只要不召集舊國會，對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立法機關都沒有意見。

參議員的產生是由地方當局指派，而不是由人民選舉，組織臨時參議院很省事。

七月二十日，國.務.院舉行討平復辟政變后的第一次國務會議，通過召集臨時參議院，并推梁啟超起草通電征求各省當局對于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

七月二十日國務院致各省通電：“今日仍為適用《約法》時代，但國會解散之后，斷無重行召集之理由。改選國會，程序繁重，非一時所能竣事。……一為改組之說，然必先修改《國會組織法》，尤必先有提議改組并制定法津之機關，其職權又為法律所許可者。……今日既為遵行《約法》時代，則所謂合法機關，無過于《約法》上之參議院者。國會之職權乃由《約法》上之參議院遞嬗而來，有參議院行使《約法》職權，即無異于國會之存在；且人數無多，選派由地方自定，依據《約法》，可以迅速成立。……

“總之，憲法未定以前，《約法》為根本大法。依據《約法》以召集《約法》上之參議院，依據《約法》上參議院之職權以解決制憲、修正組織法各問題，則事事守法以行，于政治上能得平允，于法律上不生矛盾。……但立法為最高機關，其成立程序，政.府應征集多數意見。即請發抒偉論，迅速詳復。”

解散國會是復辟造成的惡果，平定復辟后理所應當得以恢復，這本是“再造共和”的重要部分。梁啟超這篇文章做得并不高明，法理上也很難說得通，只能是勉強地自圓其說。

此通電發出后，北洋派的封疆大吏紛紛復電隨聲附和。

孫中山則表示了堅決地反對態度。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只有恢復被非法解散的國會，才能真正符合《約法》精神，段祺瑞拒絕恢復國會而打算召集臨時參議院，完全是破壞《約法》。

西南軍人都支持孫中山主張。

段內閣根本不予理會，由國務院正式下令：“《國會組織法》，暨《兩院議員選舉法》，民國元年，系經參議院議決，咨由袁前大總統公布。歷年以來，累經政變，多因立法未善所致，現在亟應修改，著各行省蒙藏青海各長官，仍依法選派參議員，于一個月內到京，組織參議院，將所有應改之組織選舉各法，開會議決。此外職權，應俟正式國會成立后，按法執行，以示尊重立法機關之至意。”

當初的黎、段之爭和國會解散，是因于段要對德宣戰而黎反對而白熱化的。如今段再掌政權，自然要貫徹這個主張。黎已下臺，國會已被解散，段可以隨心所欲去搞了。

于是，宣戰案于八月四日提交國務會議通過，八十四日以總統命令正式公布。

令云：“我中華民國政.府，前以德國施行潛水艇計劃，違背國際公法，危害中立國人民生命財產，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議，并聲明萬一抗議無效，不得已將與德國斷絕外交關系等語。不意抗議之后，其潛水艇計劃，曾不少變，中立國之船只，交戰國之商船，橫被轟毀，日增其數，我國人民之被害，亦復甚眾。我國政.府不能不視抗議之無效，雖欲忍痛偷安。非惟無以對尚義知恥之國人，亦且無以謝當仁不讓之與國。

“中外共憤，詢謀僉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斷絕外交關系，并將經過情形，宣示中外。我中華民國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護者我本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初非有仇于德國。設令德政.府有悔禍之心，怵于公憤，改變戰略，實我政.府之所禱企，不忍遽視為公敵者也。乃自絕交之后，已歷五月，潛艇之攻擊如故。非特德國而已，即與德國取同一政策之奧國，亦始終未改其態度。既背公法，復傷害吾人民，我政.府責善之深心，至是實已絕望。

“爰自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起，對德國、奧國宣告立于戰爭地位，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合同、協約，及其他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于中德、中奧之關系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當此國變初平，瘡痍未復，遭逢不幸，有此釁端，本大總統眷念民生，能無心惻，非當萬無茍免之機，決不為是一息爭存之舉。……所愿舉國人民，奮發淬厲，同履艱貞，為我中華民國保此悠久無疆之國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國際團體之中，共享其樂利也。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北京政.府宣布對德、奧宣戰后，美國立即表示歡迎，八月十四日美國公使照會北京外交部：“欣愿趁此機會，將友誼及聯帶責任并協助之處，特向中國政.府確切聲明，自必贊助中國在國際上享得大國當有之地位及其優待。”

同時，中國駐美國公使顧維鈞也向北京政.府秘密報告，美國將以二億銀元借予中國，幫助中國出兵歐洲。

可是，段祺瑞早和日本有了密切的約定，日本同樣向北京政.府提出愿意貸給同美國一樣的借款，并且不要中國出兵歐洲。段需要錢，可是不打算用這筆錢去歐洲打戰。

不過中國向外國借款，根據民國二年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和中國政.府的協定，不能單獨向五國中的一國進行政治借款，更不能向五國銀團以外的國家借款。現在德國既已除外，可是其他四國還在，因此段要和日本秘密借款，是需要費點周折的。

八月十日，日本藏相勝田迅速與中國親日派的陸宗輿，組成了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由陸為經理。這個銀行以投資中國為基本業務。接著中國先向五國銀行團提出申請，要借一億銀元的善后借款。

這時歐戰在緊急時期，英、法、俄三國都沒有力量提供這筆借款，德國已成敵國自然除外。于是經協商后，就推由日本銀行團先行如數撥借，待歐戰結束，再由五國銀行團撥還。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正金銀行理事小田切萬壽，代表日本銀行團墊付了一千萬日元，作為第一批善后借款的墊款。

中國代表簽約的是段內閣中財政總長梁啟超，借款契約如下：

一、名目：墊款。二、金額：一千萬元。三、利息：七厘。四、年限：一年。五、折扣：7％。六、擔保：中國鹽稅余額。七、用途：行政費。八、用途稽核：依民國第一次善后借款項目辦理。九、承借者：日本銀行團。

此外，日本政.府還以半公開或不公開的各種方式向北京政.府大量投資。

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交通銀行，第二次業務借款二千萬日元，由曹汝霖經手。

十月月十二日為吉長鐵路借款六百五十萬日元，由滿鐵提供，以該路財產及收入為擔保，以聘用日本技師及管理人員為條件。

成立了北京督辦參戰辦事處，由日本武官齋藤任顧問。

后來，北洋政.府扣留了當時在上海和廈門兩地共約四萬噸的德國船艦，然后移交給協約國使用，

中國參戰后，協約國也給了中國政.府一些回報。

九月八日協約國公使承認：

（一）庚子賠款可以停付五年，停付期內不加利息，但是，俄國占有賠款總額26％，除其中10％可以緩付外，其余16％，仍須按期照付。

（二）關稅可以提高5％，但須先成立由有關與中國共同組織的委員會調查標準價格，然后厘定稅則；中國在必要時期可以在天津周圍二十里內駐兵，但以防范敵僑為限。

需要說明的是，一戰期間，歐洲交戰國之間多不遵守國際公約，以十分殘暴的手段對待敵國在本國僑民與財產。無論是同盟國還是協約國，采取的措施都十分殘暴，因此他們同樣要求中國應該采取嚴厲的措施處置在華德產。

時任英國駐華署理公使艾斯敦與時任中國外交總長汪大夑會談時，便明確要求中國應當將德國在華商行“全部消滅”。

一九一七年九月，中國與協約國代表會談援助中國事宜，七國在答應對華援助的同時，也提出了全數查封德國在華商行、銀行、工廠等要求。隨后協約國更是接連不斷地催促中方，采取嚴厲措施打擊德國在華力量。

由于中德之間并未實際開戰，無論是百姓還是官員，都未對德國產生明顯的厭惡感。因此盡管協約國百般催促，中國始終沒有采取過分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