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也過了十多分鐘，那群學生才漸次安靜下來。又過了良久，終于推選出兩個代表，過來與孫元起面談。

兩個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依禮拜見：“學生王世杰、徐謨拜見孫大人！”

這就是清末的規矩。學生鬧騰得再歡、再不成體統，見到師長還是會規規矩矩行禮。不像后世鬧革命，老師要被游街、批斗、戴高帽、剃陰陽頭。華夏被稱為禮儀之邦，正是體現在這些細節上。

孫元起和聲問道：“這里是學校，不是官衙，我在這里就是個教匠，你們不必叫我‘大人’，稱‘孫先生’便好。你們是到院子里坐下來慢慢說？還是站在這兒說？”

“不敢勞煩先生，我們就在這里站著說！”王世杰連忙答道。

孫元起點點頭：“也好。只是我身上有傷，就不陪你們一起站著了。”

王世杰、徐謨連忙說道：“是我等打擾先生養病，還乞海涵。”

“說說看，你們為什么請愿？請愿的內容又是什么？”孫元起問道。

兩人對望了一眼，由王世杰陳述道：“如今君主立憲，乃是世界潮流，不可阻遏。但我大清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頒布預備立憲上諭以來，一直百計遷延，雖經四次大規模請愿，依舊怙惡不悛，使得全國士農工商不勝失望。然而大清近三百年恩澤未衰，國民盡管失望。卻只有輸誠再請，至于三、至于四。

“顧亭林有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東林院的對聯也說。‘風聲雨聲讀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等讀學子不敢忘記前賢教誨，在溫世霖先生帶領下，成立‘國會請愿學界同志會’，前往直隸總督衙門游行請愿。并決定以請愿同志會的名義，通電各省咨議局轉教育會、商會，希望各界再次組團進京請愿。

“誰知直隸總督陳庸庵聞訊大怒。不僅派軍警前往鎮壓，還勒令解散同志會。為了殺一儆百，又下令秘密逮捕溫世霖先生，并以擾亂地方罪遣戍新疆。津門學子獲悉后。無不憤懣欲死，欲再次請愿。但陳庸庵部堂閉門不納，而且朝廷有旨，‘倘有罷課請開過會者，立即從嚴懲辦。并將辦學之人一并重處，以儆其余’。我等悲憤可以想知！

“近聞先生出任學部尚，津門學子不勝歡忭。我等自小便讀先生編寫的課本，直到現在。素來景仰先生風范，知道先生不僅學貫中西。而且道德文章舉世無雙，熟知各國政體。見識迥出時人之上。所以昧死前來請愿！”

孫元起笑道：“你別給我戴高帽子，再夸我該羞愧而死了。我有幾斤幾兩，自己還不知道？說，你們請愿內容是什么？”

心里卻暗道：這陳夔龍真不省心，在湖北時就給我添堵，如今到了直隸，依然讓我給他擦屁股！

徐謨道：“我們有三個請求。第一條，懇請朝廷無罪開釋溫世霖先生！”

“溫世霖是學堂老師？”孫元起問道。

“不是。”

“那，溫世霖是在校學生？”孫元起又問。

“也不是。”

孫元起有些生氣：“溫世霖既不是老師又不是學生，干嘛找我請愿？我是學部尚，不是法部尚！如果你們覺得他有冤屈，盡可以去找法部、都察院，與學部何干？好，繼續說第二條。”

徐謨被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才說道：“第二條，懇請朝廷速開國會！”

孫元起肅聲道：“請這位徐同學記住，學部是分管全國教育的機構。速開國會與教育有一毛錢關系？如果接下來都是這種越俎代庖、問裁縫買菜刀的要求，你可以直接轉身回去了！”

徐謨有些抓狂：“第三條，懇請朝廷盡早頒布憲法。朝廷圣旨命你纂擬憲法，你該不會認為這個也與你無關？”

孫元起反問道：“你們知道纂擬憲法大臣都是誰么？”

此時王世杰插話道：“知道，是度支部尚澤貝子（載澤）、農工商部尚倫貝子（溥倫）以及先生您。”

“既然知道，那我就給你們說個故事！”孫元起突然話鋒一轉，“從前有個屠夫，每天都要殺好多豬。周圍的人都勸他：‘你每天殺豬是不對的，應該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態，親切地對豬說：‘我殺了一輩子豬，心里也很過意不去，你們雖然是豬，也應該有豬主、有豬權。現在我尊重你的意見和選擇，你想怎么個死法？不要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暢所欲言嘛！’豬猶豫片刻，答道：‘其實，我并不想死。’屠夫拍著大腿：‘你看你看，說跑題了？’現在的形勢就是這樣。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學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還不走？”孫元起說完，王世杰真的轉身走了。

孫元起又問徐謨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謨直著嗓子嚷道。

孫元起大怒：“連這個都不明白，還來請愿？來人，把他叉出去！”

看著孫元起在眾人簇擁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趕緊扶起被摔了一個大馬趴的徐謨：“叔謨，我們也回去！”

徐謨還有些惱火，一膀子甩開王世杰：“他孫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條要求，一個都沒答應，就給我倆講個故事，這樣就想把我們糊弄走？”

王世杰道：“孫先生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么？前兩個要求是不歸他管，后一個要求則是他想管，人家不讓他管。”

“對了，雪艇，他講的那個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謨問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換成‘憲法’，把‘屠夫’當成攝政王或者澤貝子、倫貝子，把‘豬’當成孫先生，就該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搖搖頭，“其實，把‘屠夫’當成滿清政府，把‘豬’當成全國四萬萬國民，也未嘗不可。”

聽王世杰這么一剖析，徐謨總是明白過來，只好垂頭喪氣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發生了很多載入史冊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發的廣州起義，“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云因而變色”。雖然最終還是失敗了，但因為孫元起這只蝴蝶，再加上迫擊炮的作用，起義足足支撐了二十多天，最后在兩廣、福建清軍圍剿下，殘部才退回香港。

當然，還有一些事情，最開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終結果卻驚天動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給事中石長信寫的，題為《鐵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辦法折》。在折子里，石長信把鐵路分為“干路”與“枝路”兩種類型，主張貫通全國的主要線路（即“干路”）應該國有，由政府借款興辦；而其余的普通線路（即“枝路”），則可以由各省紳商集股商辦。

看上去很合理，對不？

其實要回答這個問題，至少需要先明白兩點：第一，清末鐵路狀況；第二，清末財政狀況。

先說第一點，鐵路是舶來品，按照產權可以分為“洋辦”、“官辦”、“商辦”三種。甲午戰爭之后，清政府意識到鐵路對于國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況，不再允許外國插手鐵路修建，改由自己動手——這也是詹天佑能夠出頭的原因之一。——但接連不斷的賠款，讓政府有心無力，只好委托給有實力的商人來集資辦理。

效果很顯著，短短數年間，就有多條鐵路開工建成。但商人辦理也有弊端，比如無法籌集到巨額資金、技術不過關、各自為政，影響了鐵路之間的互聯互通。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鐵路國有”的必要性。

再說第二點，清末政府財政狀況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萬兩，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種關稅、鹽稅、厘金等為抵押向外國銀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膠股票風潮，中國商人一下子損失了4000萬兩以上，造成市場急遽蕭條，政府入不敷出的情況更加明顯。已經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還有窟窿要填，怎么辦？

修鐵路之所以能鼓動大量商人參與其中，除了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觀。最初，政府赤字壓力還不是很大，雖然也意識到鐵路國有的必要性，但還能耐著性子和商人討價還價。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為金融危機，資金極端短缺，早已經饑不擇食。眼睛自然而然瞄準了鐵路：鐵路好啊，平時能賺錢，緊急時還能以路權向外國銀行抵押貸款！

石長信這封奏折，無疑撓到了清政府的癢處。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攝政王載灃的重視，稱贊道：“該給事中所奏不為無見，著郵傳部按照所奏各節，妥籌議奏。”

郵傳部尚盛宣懷對對石長信的奏折，立即給予了積極呼應。這也可以理解：鐵路國有，歸根到底是收歸郵傳部管理。作為未來的經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懷可以撈到更多的好處。何樂而不為？

在收到石長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發布上諭，向全國發布了干路國有的定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