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壽潛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就湯某耳聞，日本官兵確實對天皇尊崇至極，甚至把天皇當做神來崇拜，而且特別提倡以忠誠、勇敢、服從為根本的武士道精神。光緒末年日俄在旅順大戰的時候，就有上萬名日軍官兵冒著俄軍的槍林彈雨，以人海戰術發動沖鋒，全軍至死無一后退！其血腥殘酷、其忠誠不二、其勇敢服從，都令人膽戰心驚。若是以此種肉彈攻擊來對陣大清軍隊，只怕不足片刻時間，大清軍隊便會潰不成軍！

“當然，百熙麾下的精銳雖然尋常看不見，但偶爾露出崢嶸，都足以讓國內外為之刮目相看。比如辛亥年間以一協學生軍全取晉陜川三省，民國二年以一旅之力千里躍進直下湘粵，又以一團疲兵擊潰享譽兩廣十余年的濟軍，還有前不久以一個旅的兵力全殲一個騎兵旅、擊潰一個整編師，這些經典戰例都證明百熙麾下將士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強軍。與狂熱的日軍相比，未必不可戰而勝之，成為東亞第一強軍！

“然而如同皙子所言，百熙對于普通民眾，尤其是對四五十歲上下士紳階層的影響猶顯不足。如果能在近期有所改善，使得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共同對外，支持我軍在山東與日本決戰，那自然是更好。只是不知皙子又有何高見？”

孫元起心里卻在暗暗犯嘀咕：這楊皙子該不會依然迷戀帝制那一套，準備給自己玩勸進表、萬民書吧？在民國以后搞帝制復辟。那可比戴名牌表、抽天價煙更十惡不赦，絕對絕的見光死！

楊度老神在在地答道：“高見談不上，楊某只是有感而發！想當初日本國自鐮倉幕府時代直至江戶幕府時代這近千年時間內。民眾只知有征夷大將軍而不知有天皇，天皇不過形同傀儡，手中沒有任何權力，處處受幕府約束，不僅沒有錦衣美食，甚至性命都危在旦夕，與漢獻帝、光緒皇帝相比甚至還有不如！然而你為何日本天皇在近四五十年中突然備受尊崇起來呢？

“其中除了天皇是傳說中太陽神萬世一系的子嗣。符合日本民族信仰外，楊某覺得最大因素還在于當時日本外受列強侵襲、內有藩國林立，民眾渴望有個強有力的君主站出來。帶領他們在內統一全國、刷新陳腐舊制，向外抵御列強屹立強國之林。而原本的幕府將軍因為十多代傳承，加上與外國簽署的諸多賣國條約，已經讓他們成為落后腐化、封建鎖國的代名詞。根本無法肩荷起如此重任。于是民眾退而求其次。選擇了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本人固然雄才大略，但更重要的是他恰好遇上了合適機遇，在時代潮流和民眾選擇雙重推搡下，這才一步步走向神壇，成為萬眾膜拜的人間之神。如今大正天皇精神欠佳，時有怪誕失常之舉，本非國家統御合適人選，但依然被捧上皇位。接受日本國民擁戴，其原因就在于他可以繼承明治天皇衣缽。成為民眾心中的信仰偶像。眼下中國形勢與四五十年江戶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明治天皇正式掌權時何其相像！明治天皇的崛起之路難道不值得我們思考學習么？

“尤其百熙一直以來在青年學子心目中地位崇高，被譽為‘當今圣人’，西部各省民眾也視你為萬家生佛。恰值現在大戰將至，亟需一個強有力的人物站出來收拾人心以御外侮。在此大有為之時，難道我們不該乘勢而為？難道任由黎黃陂、段芝泉等輩蠱惑人心？”

孫元起聞言頓時眉頭大皺，忍不住厲聲叱責道：“皙子你這是什么意思！您是想讓孫某像袁項城一樣破壞共和，然后身敗名裂？還是想讓孫某承繼紫禁城中的大清衣缽，登上皇帝寶座？”

楊度卻絲毫不為所動，依然慢條斯理地說道：“百熙你是格致宗師，對于萬物本源之理應該更加透徹才是，既然大清皇帝、袁項城能夠存在于世，并且能執政理國這么多年，難道其中就沒有半點合理的地方？難道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身死權滅，就要把他們留下來的所有東西全盤否定？若真是這樣，那你的學問還不夠純粹，你的思想還不夠通透，你的政見也未免偏激！在楊某看來，只要有利于國家、有利于民眾、有利于時下、有利于將來，國會自然可以解散。若是時機得宜，便是皇帝也照樣做得！

“此刻屋內之后百熙、蟄翁和楊某三人，咱們平心而論，民國成立這兩三年來，國會除了淪為政爭工具外還干了哪些有益之事？除了掣肘大總統府和國務院外，還有哪些積極意義？在楊某看來，袁項城解散國會并非昏聵之舉，而恰恰證明他眼光獨到，只可惜他為人所誤操之過急，才最終身敗名裂。好在上天待我們不薄，給咱們留下了一個虛弱的大總統府和一個殘缺的國會，否則百熙你想隨心所欲在山東與日本決戰，無異于是異想天開！”

湯壽潛急忙打圓場道：“皙子說的確實很有道理，眼下大戰在即，既要收攏人心，鼓勵賢達建言獻策；又不能放任自流，任由那些民黨孑遺、北洋殘部蜚短流長動搖人心，破壞大局。當然，百熙擔心的也并非杞人憂天，如今國家已經走到這一步，肯定不可能再走回頭路，誰膽敢破壞共和誰就會成為眾矢之的，袁項城便是前車之鑒。更何況是復辟帝制？”

孫元起也道：“皙子槃槃大才，能想到的收攏民心、匯聚民力的法子肯定不下數十種，何必非要走破壞共和、復辟帝制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邪路呢？稍有不慎你我都會聲名狼藉的！”

在另一個時空的真實歷史中，楊度便積極主張君主立憲，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等人發起成立“籌安會”，為袁世凱登基稱帝大肆鼓吹。袁世凱對其也恩寵有加，曾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然而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剛一出爐，楊度便遭到全國上下齊聲唾罵，在其家鄉湖南被稱為是“漢奸”，其好友梁啟超也稱他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后來黎元洪繼任總統，發布懲辦通緝帝制禍首令，楊度名列第一，當真是臭名昭著遺臭萬年！

楊度打開折扇搖了片刻，才接著說道：“古人有兩句名言，一句是‘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然這兩句話都是古代君上對于普通民眾不太信任的言論，但眼下公眾民智未開，對于這場關乎國家氣運的生死大戰只怕是消極躲避遠遠多于積極支持，所以百熙真要想收攏人心，恐怕對日作戰的消息暫時還不能公之于眾。

“好在中國民眾民智未開，雖然有些人已經接觸到一點民主共和思想，但絕大多數民眾在兩千余年皇權統治下，心中對于皇帝、京城還有眷眷之心，對于政府頒布的公告、法令還有幾分畏懼之心，這也是百熙你樹立名望，拉攏民心的上好機會。所以你要盡快返回京城，用國務院命令對各府道州縣的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乃至高年耆宿、學問純粹等名人加以褒獎，挑選嚴厲方正之人到各地巡視督查，對貪官污吏、匪徒惡霸加以嚴懲，借以彰顯威權！”

湯壽潛笑道：“此計大妙！古往今來民間最喜歡的故事便是良善之人得到上官褒獎、奸惡之輩受到上官嚴懲，若是再加上欽差巡查、清官斷案，那就更加廣為傳頌了！如此一來，百熙你的名字自然也會不脛而走，隨之傳遍四方，深入萬千民心。”

對于這種俗套的情節，孫元起談不上厭惡，更談不上喜歡，當下只是淡淡地點了點頭，然而提出了另一個思路：“自古以來，無論是皇上太子還是文武百官，都喜歡穩坐在戒備森嚴的深宅大院里，憑著各地報上來的奏章文書來了解民間疾苦。稍有外出則是前呼后擁如臨大敵，等閑難得見上一面。究其原因，無外乎是當時交通不夠發達、通訊不夠便捷、風氣不夠開放、禮制不夠寬松，即便偶爾有幾個皇帝出京巡訪，輕則被御史認為是靡費公帑、擾動地方，重則被后世譏為尋歡作樂、不務正業。現在交通通訊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風氣漸開，咱們為什么不能走出去、請進來呢？”

楊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孫元起解釋道：“所謂‘走出去’，就是上至大總統、內閣總理，下至各部部長、次長等，在合適時間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進行走訪慰問、調查研究，乃至探究實情。比如近期蘇北遇到旱災，就可以前去探視災情具體如何，然后決定應該如何救濟；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親臨該地區檢查戰備、督促作戰等等。如果時機允許，甚至可以到周邊的國家走訪交流。”

在孫元起的印象里，后世各國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費在奔赴各地調研、出國訪問上面。而在民國初年，從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沒有主動走出京城的念頭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