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九、茍利國家生死以

忙完了趙景行的事情，孫元起又趕緊以朝廷名義在各大報紙上刊登信息，向全國征集醫生和看護。令人感動的是，中外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十分踴躍，很快就足以組建一所合格的傳染病醫院。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更是主動向自己推薦了一位大牛：伍連德。

伍連德，字星聯，祖籍廣東臺山，1879年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1896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學醫，專業研究傳染病和細菌學。1903年，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出色地通過劍橋大學博士考試，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之后回到馬來西亞開設診所。

雖然他自幼生長在海外，但卻有一顆赤忱報國之心。1907年應清政府之聘，出任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在真實歷史中，他作為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主持了此次抗災工作，短短四個月就撲滅了疫情，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但這位被譽為“中國檢疫與防疫事業先驅”、為中國的現代醫學建設與醫學教育、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作出開創性貢獻的醫學家，卻很長一段時間都消失在科學史研究人員的視野中。直到2003年**大爆發，這位“鼠疫斗士”才被人從故紙堆里翻出來，重新賦予他應有的榮譽和光環。

2007年諾貝爾基金會披露，伍連德在1935年曾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發現了土撥鼠在其傳播中的作用”而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提名。這意味著，他是華人世界第一位諾貝爾科學獎的候選人。伍連德的名字再次引起科學界的極大關注。

對于這樣的人，孫元起覺得應該給予最大的尊敬。接到施肇基的推薦之后，他不敢怠慢，連忙和趙景惠等人一起搭乘火車趕赴天津，登門拜訪伍連德。

趙景惠等人研究青霉素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本來準備一鼓作氣完成項目。聽說孫元起北上主持防疫事務，她們放下手中工作，主動請纓前往。鑒于她們態度執著，防疫也確實需要專業的藥物研究隊伍，而且趙景惠等人在研究黃花蒿素、青霉素時積累大量對付病毒的經驗，于是就同意了。

到了天津后，孫元起穿著棉袍，輕車簡從來到北洋陸軍軍醫學堂。

北洋陸軍軍醫學堂是袁世凱于1902年在天津創立，專門以培養北洋陸軍軍醫為目的。最初學生為四十人，從天津附近居民中招募。1906年，學校從天津東門外海運局搬遷到海河北岸的黃緯路，學生人數逐漸增多，如今在校學生有一百五十名，分為三個班。

就像后世的軍事院校一樣，北洋陸軍軍醫學堂門口站著兩個荷槍實彈的哨兵，邊上立著塊大牌子：“軍事禁區，嚴禁入內。”

孫元起徑自走上前問道：“我們來拜訪伍連德伍先生，他在學校么？”

哨兵看了他一眼：“伍監督在，但你不能進去。”說著，嘴朝大牌子方向努了努。

孫元起道：“還麻煩你去稟報一聲，就說孫元起前來拜訪，商談東北防疫事宜，還請撥冗相見。”

哨兵硬邦邦地吐出兩個字：“不見。”

孫元起皺起眉頭：“我和你們伍監督有要事相商，你說不見就不見？”

哨兵嬉笑道：“有什么要事？是老婆感冒發燒，還是孩子出天花？”

孫元起冷冷地哼了一聲：“既然你不去，那我自己去！”說完邁步朝校園里走去。

哨兵見他硬闖，趕緊卸下肩頭的漢陽造，就想攔人。跟在孫元起后面的程子寅，用手輕輕撥開刺刀：“小子，我們老爺可是欽差大臣、學部左侍郎。你要敢亂動，小心誅你九族！”

“啊？”在哨兵淳樸的想象中，欽差大臣都是穿著簇新官服、坐著八抬大轎的主兒，前面鳴鑼開道，后面侍衛環拱，哪有這樣書生打扮的？難道是明察暗訪？

哨兵不敢怠慢，利索地把槍挎在肩上，在前頭一路小跑：“小的給老爺帶路。”

離伍連德的辦公室估計還有二三十米，那哨兵就大聲叫道：“欽差大人駕到！”不用說，這小子肯定是相聲聽多了。

這一嗓子把周圍屋里的人全都吼了出來，大家四下張望，除了看見哨兵身后跟著幾個青年人，并沒有發現任何欽差大人出現的跡象。正疑惑間，孫元起朝大家抱拳說道：“本人孫元起，奉旨負責東北防疫事務，特來拜訪伍監督。”

一聽這個年青人自稱是欽差大臣，周圍人紛紛上前跪倒，包括學堂總辦徐華清、副監督伍連德。讓孫元起非常意外的是，這位劍橋博士居然也戴著瓜皮帽、穿著長棉袍，和其他中國人并無二致。

幾個不跪的想來是日本教習，聽說是“孫元起”，趕緊湊上來問道：“您就是經世大學的孫百熙先生吧？”

“正是孫某。”

四五個日本人立馬恭敬起來，規規矩矩地鞠了九十度的深躬：“敝人平賀精次郎等見過孫先生！初次見面，請多指教。”

寒暄之后，孫元起在伍連德辦公室坐定，開門見山地說道：“數月前，東北鼠疫爆發，國民死者無數。日、俄兩國照會中國政府，認為疫情危害到日、俄僑民的生命安全，要求獨立主持東北防疫事務，控制疫情發展。朝中諸公認為，這兩個國家都屬于狼子野心，表面上是從人道主義出發，積極參與防疫工作；其實是包藏禍心，覬覦東三省主權。為了堵住它們的嘴，所以緊急敝人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防疫事務。但敝人對于醫學一竅不通，只好來請求伍先生您出馬。”

伍連德從小到大，學的都是英語，來中國這三四年才開始學習中文，說話還不是很流利：“毫無疑問，政府任命您為欽差大臣是個非常正確的選擇。因為你是當今大清唯一的杰出科學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聲譽，外國學者見到你，都會給予你足夠的尊重。就像剛才的日本人平賀精次郎，他是日本陸軍醫院院長、陸軍二等軍醫正，被袁世凱先生聘請來做總教習。他對所有的中國師生都抱著一種鄙夷的態度，即便我是劍橋大學博士，他也沒有足夠的尊敬。

“我一直以為他就是這個傲慢脾氣，從來不知道尊敬為何物。但今天他見你卻畢恭畢敬，才發現他也會給人鞠躬。此次東北防疫，日、俄必然會派出頂尖傳染病專家參與，就我所知，日本已經派出了鼠疫桿菌的發現者——著名學者北里柴三郎。如果朝廷派出其他人，那些外國高傲的專家學者會聽從中國人的指揮嗎？”

北里柴三郎，生53年，是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級別的科學家。他首次在無氧環境下培養出純粹的破傷風桿菌，開拓了血清學這一新的科學領域，并發現有效醫治破傷風的血清療法。1901年第一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就頒給了這個成果，但很顯然，評獎委員沒有勇氣讓一位黃種人成為首屆諾貝爾獎得主。

孫元起笑道：“我只會寫一些別人看不懂的文章，唬弄那些洋人。這回我接著裝高深，鎮住那些妖魔鬼怪，讓他們不要興風作浪。至于防疫的事情，還得請伍先生出馬主持。”

伍連德思忖片刻，反問道：“孫大人，你想讓我做些什么？”

孫元起在來之前就考慮好了這個問題：“我想請你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主要負責三件事：第一，審訂這本《防疫手冊》，并指導實施。你也知道，我國國民對于傳染病的認識基本為零。為了避免抱薪救火，我們出關之前，必須對所有參與防疫的人員進行簡單的培訓。這本小冊子修訂好之后，將作為此次的培訓教材，以及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指導方針。”

說著，孫元起從袖中掏出自己草擬的《防疫手冊》遞了過去，請伍連德過目。

伍連德也不客氣，接過來便開始認真閱讀。剛看了三四頁，便抬頭問道：“這是誰寫的？”

“是敝人草擬的。有什么問題么？如果有不對的地方，還望伍先生指正。”孫元起在這些專業問題上不敢托大，姿態擺得很低。

“寫得非常好！”伍連德連連點頭，“如果誰說孫大人對醫學一竅不通，我第一個不相信。”

“伍先生謬贊。”孫元起有些汗顏：小冊子中正確的部分，是一百年來人類對抗傳染病的經驗匯總；至于錯誤的那部分，那是自己記錯了。

伍連德翻完之后，對小冊子大加贊許：“不用修改，直接就可以作為培訓的教科書，作為防疫的指導方針也問題。反正我沒有看出什么不恰當的地方，如果實踐中出現偏差，可以再調整修改的。那我的第二項工作呢？”

孫元起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第二項工作是在培訓后，帶領醫生、看護及部分志愿者到本次疫情的重災區哈爾濱，短期內迅速建立一所包括消毒室、候診室、隔離室、檢驗室、治療室、太平間、焚燒爐等在內的大型傳染病醫院，同時接診鼠疫患者。”

鼠疫分為淋巴腺鼠疫、肺鼠疫、敗血性鼠疫三種。其中，未治療的腺鼠疫致死率最低，為5060％；其次是肺鼠疫，未經治療的死亡率高達95%；至于敗血性鼠疫，未經治療死亡率是100%。由此可見，鼠疫的致死率非常高。正因為如此，歷史上三次鼠疫大流行，每次都要死上千萬人。

在清末，治療鼠疫的抗生素還沒有出現，只有昂貴的血清療法。得了鼠疫，基本上就被判了死刑。讓一位生活無憂的博士，為了某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崇高榮譽，去拿自己的生命賭博，伍連德會愿意么？

誰知伍連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個也沒問題。第三項工作呢？”

孫元起楞了一下，才說道：“第三項工作，是經世大學藥物系的研究人員一起，尋找此次疫情的傳染源，分析病菌的特性，爭取發現醫治的特效藥或者治療手段。”

伍連德躊躇地說道：“這可能要解剖病死者的尸體……”

“悄悄解剖，不要聲張，出了事我兜著。”孫元起自然不能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沒問題！要我什么時候動身？”

“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