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人稱胡大少的胡風也給自己的一個定位，那就是“紅三代”、“官二代”，并以此為自豪。（_胡風的爺爺是一位老紅軍，曾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還是某位中央首長的馬夫。可惜他不識字，解放前是一個農民，解放后還是一個農民。說錯了，應當是市民。解放前家在湖北黃安（后更名為紅安），解放后家安在了北京。最大的職務曾擔任過北京郊縣某村的黨支部書記。
爺爺雖然沒能在官場上馳騁，但那位首長并沒有忘記他。他的孩子胡一飛被保送到了哈工大，畢業后雖然被分配到了一家儀表廠任工程師，但很快就被組織上招喚到仕途上，一步步地升至中宣部副部長的高位上。胡風認為，自己的爺爺太老實，有首長關照，起碼也應把身份轉為干部，到北京衛戍區的部隊上任個一官半職。如果說爺爺太老實，父親胡一飛則太謹慎。你是紅二代，你怕什么？要是換作我，恐怕早就是省委書記了，起碼也是省長。你看看你，雖然是一位副部級的高官，可一顆紅心、兩袖清風，你圖的究竟是什么？
反觀一下自己，雖然只是一名副區長（副廳級），可在北京的地界上要風有風，要雨得雨。他的感覺很好，也很滿足。胡風認為，這才是當官者應有的感覺和境界。否則你當這個官干什么，還不如回家賣紅薯。
既然把自己定位于“紅三代”、“官二代”，胡風就對中國的紅三代和官二代很留心，搜集了很多資料。沒事的時候，他就認真研究，仔細揣摩，看看人家的人生軌跡怎么樣。某個人又是在什么時候跨上了關鍵性的一步，從而鑄造了人生的輝煌。
當然，有些資料他雖然也收集，但他并不為意。很久以后，那個時候，胡風已經不是副區了。他看到過賀龍之女賀捷生少將發表了一篇文章《今天談信仰為何變得沉甸甸》。胡風讀了讀，并沒有引起什么共鳴。下面是賀將軍的文章——《今天談信仰為何變得沉甸甸》。
我們的前輩在90年前，為什么能像雄鷹一樣“飛”到歐洲去傾聽大革命的余音流響，“飛”到蘇俄去領受工農革命的風暴？為什么會有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拋棄殷實富裕甚至毀家紓難而走進山林建立革命武裝？為什么一批纖弱的知識分子能組織起千萬民眾用熱血托起沉淪的大地——這就是信仰的力量。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9周年，明年我們將迎來黨的90誕辰。回首往事，我有很多話想和青年朋友們聊一聊。最近，利用住院體檢的閑暇有機會讀了一本名為《講壇隨筆》的書，作者是部隊的一名將軍，名叫蔡多文，長期在部隊從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隨筆的形式談理想道德話題，對這樣一本談信仰說勵志的書，有人可能覺得不合時宜，我卻捧讀在手，欲罷不能。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擺在全社會的面前。社會發展了，時代進步了，信仰何以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中的問題？這確實很值得研究。《講壇隨筆》中談到電視劇《潛伏》的一個情節，國民黨天津情報部門的李涯諷刺用情報換美元的謝若林“沒有信仰”。謝若林回答很干脆也很無恥：“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義。”這就是說，我為生存活著，只要能活著，其它通通無所謂。無疑這種觀點丟掉了一個人的社會屬性（責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屬性，為活著而活著。讓我不可思議的是，我在網上竟然看到了對這種無恥論點的贊同。我在讀蔡將軍對信仰的分析時，思緒回到50年前，那時我在北大讀書。那時我們也談理想，也談信仰，當時我們的中心話題是：報效國家，盡快完成學業投身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中國。我們的青春同朝氣蓬勃的新中國一樣，時時都充滿向上的活力。而50年后的今天再談信仰，為什么突然覺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信仰變得多元，甚至更趨功利化，因此，這種討論也更具特別的意義。
正如蔡將軍書中所說，在有些人看來，在今天這樣一個價值多元的年代，我們談理想談信仰，似乎很不合時宜。而在我們這代人看來，信仰不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論社會怎么發展，不論經濟怎么繁榮，即使到了我們成了世界頭號經濟強國的時候，如果放棄了對理想對信仰的追求，我們的社會同樣會走向沉淪和沒落。不談信仰，我們的先輩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精神就無法理解。
我是研究軍史的。蔡將軍在書中談信仰時，以較大的篇幅談了犧牲的話題，讀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蘆葦》還寫到我的父親賀龍和賀家英烈，更讓我感動落淚。在中國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為革命犧牲過6位親人，是社會上都知道的，徐海東大將的家族有70多人犧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歷史，從我父親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國成立，賀龍宗親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親賀龍在世時，認為滿門忠烈，都是為國家獻身，那是戰爭和革命事業需要，不必要常提我們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3年前，我女兒為緬懷先輩業績，自費出版了一本賀氏宗親英烈名錄，社會上才知道這件事。我常想，前輩們這種不惜生命代價的精神為了什么？是為了理想，是為了他們堅守的信仰。可能當年千百萬的普通士兵只是為了有飯吃有田種的最低目標，然而，作為共產黨和軍隊的領袖們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在中國徹底推翻黑暗的舊制度，實現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徹底翻身解放。所以他們可以舍家紓難、英勇獻身。
去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為緬懷英烈，我不顧74歲高齡，特意回了一次故鄉，重訪了一個又一個英雄的犧牲地，憑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園，那里有我的先輩和親朋，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問題再次撼動我的心靈。
我的叔叔賀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參加武裝斗爭遭敵人逮捕，敵人要我父親賀龍送5萬大洋便可放人，送信人遭到我父親一頓怒斥，敵人隨即將我15歲的叔叔放在籠屜里活活蒸死。我的姑姑賀滿姑，是一個聞名湘西的雙槍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義后，在當年5月的一次作戰中，賀滿姑被敵人包圍，彈盡糧絕，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時被捕，敵人對這樣一個年僅30歲的女紅軍用了極刑，我的姑姑在敵人五馬分尸的慘烈手段下英勇就義。至死她都頑強不屈。我的大姑賀英（《洪湖赤衛隊》韓英原型）、二姑賀五妹，她們倆犧牲在同一次戰斗中，她們的犧牲同樣英勇悲壯。他們為了什么？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全民族的徹底解放。
有一段記載今人或許無法理解，1927年我父親率兵赴南昌起義前，蔣介石得知消息開始拉攏他，以500萬光洋，外加一個漢陽兵工廠和武漢衛戍司令的頭銜送他，企圖收買賀龍一顆效忠心。但這絲毫不能動搖賀龍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脫下皮鞋穿草鞋，毅然決然率領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內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浩浩蕩蕩開赴南昌參加起義，從此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裝。起義之后，敵人出于對賀龍的仇恨，對我的家鄉洪家關進行了瘋狂的燒殺屠戮。在“誅滅賀龍九族，雞犬不留”的叫囂聲中，“鏟共”義勇隊和“清鄉”隊所到之處，十室九空。賀氏族人那一次就被殺害達80多人。
我重提這些歷史，決不是要重溫家族的光榮，而是要說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旗幟，如蔡將軍所說，先輩們如若沒有信仰，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就沒有今天。信仰永遠都是鼓舞我們奮發進取的精神號角，有了信仰，我們的事業才能發展，我們的國家才能進步，我們的軍隊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我們的前輩在90年前，為什么能像雄鷹一樣“飛”到歐洲去傾聽大革命的余音流響，“飛”到蘇俄去領受工農革命的風暴？為什么會有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拋棄殷實富裕甚至毀家紓難而走進山林建立革命武裝？為什么一批纖弱的知識分子能組織起千萬民眾用熱血托起沉淪的大地？包括我的父親在內，他們中的許多人當時可以說都有比較殷實的家庭生活，但他們投身革命義無反顧，為什么？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錢是重要的，但僅有金錢是不行的，拜金主義只會讓人墮落，金錢的泛濫能使信仰沉睡，官場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會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視理想的拜金主義已經開始并且正在損害著我們社會的健康肌體。在全社會中張揚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導一種高尚的社會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東西作斗爭，是擺我們面前的任務，所有中國人都應當為此努力。
不久前，央視播出了一個名為《老大的幸福》的電視劇，去年，還播出過《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等一批好作品。我認為，這些作品都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討論理想話題的。這說明一個現象，我們的社會有一大批正直的藝術家、史學家、文學家已經發現了我們社會信仰危機的問題，他們用先輩的光榮歷史在拷問自己，也在拷問所有中國人。
我以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機”的，它應當被激活。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應該有更宏偉更高遠的目標，我們應該循著這個目標奮發努力。
對于上面這篇文章，胡風的主要感想是，賀龍家族為新中國的建立犧牲太大了，死了2000多人。細想想，紅一代的犧牲又何止是賀龍一家呢？紅一代都一樣爬過雪山、啃過草根，出過力、流過汗、撒過血啊。可見紅二代、紅三代享受一些特權，根本無可厚非。胡風覺得，只要紅二代、紅三代不是白癡、腦殘，就應當統統委以重任，把紅色的江山一代一代傳下去。為什么，這是父輩們犧牲換來的，是爺爺牽馬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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