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昌云完全理解楊虎城目前的處境，在陪著楊虎城沉默了一會兒后就道：“楊主任，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參與和認同，西安事變是不可能妥善解決的，你們提出的八項主張也落不到實處，相信你們已經和共產黨方面有了磋商。我認為一旦共產黨最后確定了策略，你們就要開始聯合進行和蔣介石的正式談判了，而一旦進入這個階段，我作為廣東特使的使命就已結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會就此徹底脫身，我向楊主任和張副司令保證，以后到了需要我們的時候我還會出面，我們絕不會置朋友的困難于不顧。只要你們能夠堅持抗日的信念不變，要錢我們可以出錢，要槍我們可以給槍，如果日后需要容身之地，我們敞開大門隨時以待。”

楊虎城此時已挺直了身子，待謝昌云把最后一句一說完，他就將手朝扶手上猛力一怕道：“有謝特使這一席話，我楊虎城還憂慮作甚？謝特使，多的話我也不說，等會兒我向你敬酒三杯為謝！”

“后輩不敢，斗膽愿陪楊主任同飲三杯！”談論政局對策可以對等，但在禮節方面，謝昌云自不敢拿大。

當夜十一點多，剛睡下的謝昌云被當值的衛隊長李廷秀喚了起來。

原來是王以哲有急事求見。

問明原由之后，謝昌云便跟隨王以哲來到了張學良的府邸，與張學良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會談。

會談中謝昌云除再次陳述了與和楊虎城會談時的內容之外，還向張學良透露了部分廣東目前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并就張學良所擔心的問題向他做了三項承諾：

一是如果中央軍繼續西進，只要其越過華縣，廣東將立刻出兵威逼南京；

二是西安事變如能和平解決，廣東將盡快為東北軍補充裝備，并幫助東北軍進行整訓；

三是局勢平穩之后，廣東可無限接納東北的流亡民眾和學生，并作出妥善安置。

張學良對此表示了滿意和感謝。

與張學良會談結束之后，謝昌云又在張學良引見之下與蔣介石的顧問端納見了面，并做了短暫的交談。

也許是受了廣東拔得頭籌的啟發，也許是看到了西安事變大有逆轉的希望，西安這個原被認為的是非之地，從事變的第四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起，就有各方勢力和團體的代表開始陸續抵達，這些代表不一外乎是在張、楊面前力陳自己的主張，其中主和者占據了多數，而且主和者的代表在到達西安之后，都很快的與廣東特使進行了溝通。

一時間，廣東特使團的住地小西院成了外省各路大員聚集的中心，車輛往來、人員進出，使謝昌云和方鴻進頻頻忙碌于接洽應酬之中。

就在這時，上海《申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篇題為“昔日赤色戰將，今天和平使者——本報特派記者何欣怡對廣東赴西安全權特使謝昌云將軍采訪錄”的文章，把本已風頭正勁的謝昌云推上了云端。

采訪錄精心設計了一些列的提問，順延著風霜嶺勇炸碉堡、粵贛邊擒虎房虎、第一次離開紅軍、廣東大展宏圖、于危難時刻再返紅軍、黔西北兩戰川軍、烏江畔險擒吳奇偉、金沙江百里漂船、晝夜兼程血戰瀘定城、率前鋒翻越大雪山的過程一一展開。其中不乏驚心動魄，更有艱苦卓絕、九死一生，與其說是謝昌云個人的風華人生，細細品來實則是一部紅軍的征戰史實，竟為共產黨和紅軍博得了不少喝彩與同情。

如不是政局動蕩和謎一樣出現的謝昌云被眾多人所關注，這篇對共產黨和紅軍多有贊頌的文章幾乎沒有發表的可能。

當被問到為什么兩次當紅軍但又兩度離開時，謝昌云答到：第一次離開，主要是我覺得自己所學知識不夠，想利用被暫時閑置的機會到外面吸收更多的知識營養和換一個環境鍛煉自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先生親自答應了我的請求。第二次離開，是我經過在外面的磨礪之后，感到救國救民并不局限于在哪一個政黨，而是要看在哪里能夠把自己所學更好的發揮出來，以使自己能為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做出更大的奉獻。以紅軍目前的條件，我留在那里只能部分的發揮在軍事方面的能力，所以我再一次選擇了離開。其實也不能說是再一次的選擇，因為我第二次回紅軍前就做了這個打算。

又問：那么你當時留在廣東不回去不是更好嗎？要知道紅軍當時面臨的環境極為險惡，你隨時都有回不來的可能。（這是何欣怡特別加上的一句真心話）

謝昌云又答：共產黨和紅軍是中國政治力量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代表了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他的存在對妄圖實行單一政治的人也是一個制衡，對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那個時候我選擇了和他們一起為了生存而戰斗。同樣，我認為現在只有蔣介石委員長又擔負起領導全國抗戰的能力，所以在他遭受危難的時刻我也還是來了。以上都是我在不同時刻做出的不同選擇，是以中華民族最高利益為標準的一種選擇。

再問：謝將軍，那你現在到底是傾向國民黨呢？還是傾向共產黨呢？

再答：現在不能下定言，對兩黨的主張我都有贊同之處，最后要看實際實行的結果。在現階段，一切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團體或個人，都會受到我的尊重。

文章傳開之后，各方反應之劇烈可謂是百態叢生。

不可思議當然是最為普遍的想法。

戴笠則恨不得給自己一嘴巴。最不可能的地方就是最可能的地方啊！

粵軍將士們這才知道了謝總參謀長竟是百戰余生，敬佩之心猶然更烈。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和武官史迪威，分別將譯好的報刊內容傳回了國內。

謝昌云昔日在東吳大學的一些同學都羞愧的低下了頭。

何雅君的流水浸濕了報紙，然后與同樣是淚流滿面的張湘茵抱作了一團。

宋美齡、宋子文則叫來已返回南京的端納，又一次聽了他對謝昌云的印象。

日本駐華特務機關迅速派出人員全面收集謝昌云的資料。

而在西安小西院，寫人物專訪似乎寫上了癮的何欣怡，趁著中午小休一會兒的時間，正在央求謝昌云介紹她去采訪張學良和楊虎城。

“欣怡姐，以前專訪都是根據我們的需要而事先設計好了的，現在你硬要去采訪別人，我怎么知道他們愿意不愿意。”謝昌云覺得為了這件事去找張學良和楊虎城有些不妥。

“你不去找怎么知道他們不愿意？我看你就是不想幫姐姐的忙。”雖然倆人都穿著毛衣躺在床上，但謝昌云還是感到了何欣怡胸前故意壓過來的柔軟。

“好吧，你先通過正式渠道聯系一下，如果不行我再出面去找。”經不住誘惑的謝昌云終于退讓了一步。

可到了下午何欣怡卻興高采烈的回來了。

“小弟，不用你去找了，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都已經答應接受采訪了。怎么樣，姐姐厲害吧！”何欣怡抬頭挺胸，向剛送客回來的謝昌云炫耀起來。

“什么？都答應了？”謝昌云很驚訝！要知道張揚二位現在可都是百忙之人。

何欣怡小嘴一撅道：“你還不相信？今天晚上七點半是張將軍，明天上午十點半是楊將軍，連時間都安排好了。”

謝昌云徹底無語！

實際上除了《申報》的發行量、以及何欣怡以前一些重要報導的影響之外，張學良和楊虎城手下的情報部門也不是只拿錢不干事的。對謝昌云與何欣怡之間的關系，人家沒兩天就大體上了解的差不多了，雖然沒有那么細致，但起對碼倆人是幾年的干姐弟、又一直住在一起這一條，還是十分清楚。

而何欣怡通過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以及后來對的周恩來的采訪，基本上奠定了她業內擅長重要人物專訪第一人的地位。

通過幾天頻繁的活動，謝昌云除了和各地代表廣泛交流之外，也與一些地方的代表就將來在重大問題上進行相互通報或協商，達成了一些意向性的協議。同時謝昌云對這些省份或地方經濟結構的優劣、潛在的發展能力、以及近年之內可能面對的問題做的初步的分析和推論，也引起了這些地方不同程度的重視，紛紛相邀謝昌云前去進一步指點。

而正在這期間謝昌云又去看過陳誠兩次，不但再沒受到任何監視和限制，而且還見到了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大員，并向他們介紹了西安目前的局勢以及廣東和各方的努力情況。

就在謝昌云西安呼風喚雨、春風得意的時候，他先后接到了毛澤東發來的電報和張學良轉告的消息：

周恩來即將到達西安。

毛澤東在來電中還道：我黨對西安事變和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已發生重大轉變，務與恩來同志一晤。

由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已成為了主導之勢，張學良和楊虎城也表示了對此的贊同，南京的“討逆軍”迫于各方壓力暫停了軍事行動，剩下的就是當事方坐下來怎么樣談判的問題了。

所以廣東特使團的初始目的已經達到，呼吁和平的使命已經完成，再繼續滯留西安便有過度干預之嫌，于是謝昌云和方鴻進便決定見好就收，并已于當天上午天由方鴻進率領大部隨員先行返回了廣州。

本來謝昌云也已做好了離開的準備，并在西關機場備下了一架飛機，準備等確定周恩來到達之后就馬上飛離西安，所以并沒有與周恩來會面的計劃。不止如此，他早知道葉劍英等人已來到西安，連住在哪里他都清楚，但并沒有主動找上門聯系。

因為西安事變并未偏離歷史軌跡，自己在中間橫插了一杠子，借機走出廣東、擴展了人脈、撈足了政治資本，同時也為毛澤東在中共內部增加了不少分數，而且也會使中共領導今后審慎的看待蘇聯的“國際主義立場”。

該得到的都得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主動再與中共接觸，未免有顯弄自己的先見和為自己擺功的嫌疑。所以謝昌云不想在進一步表現自己了。

但是毛澤東在來電中已經提出了要自己與周恩來見面，謝昌云也只得遵從，并利用周恩來到達之前的這段時間做了一些準備。

天剛黑的時候，情報處西安組組長張之杰親自來報告，從張學良專機上下來了七八個陌生人，是由張學良的一個秘書親自陪同，為首者留了一臉長胡子，很像是中共的首領周恩來。

謝昌云點點頭道：“應該是。給你們增加一個臨時任務，以后要多留意也沒有對周先生安全上不利的消息，如果有，就直接以我的名義通知中共在西安的人。”

謝昌云原計劃第二天再通過張學良與周恩來聯系見面的時間，可沒想到，當天的半夜周恩來和葉劍英就先找上門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