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該想命虞喜修訂曆法，虞喜卻以此事並非行臺所可擅爲來推拒，對此，裴該笑笑說：“行臺自無修歷之權，但國家並不禁私人制歷啊。倘若卿能修訂舊曆，甚至於更制新曆，於關中指導農時，試之可用，我自然會奏明天子，用卿之歷。”頓了一頓，又說：“況且我晉肇基之時，並未明改正朔……”
所謂“正朔”就是“正統”的意思，用以彰顯本王朝受命於天，根據儒家的研究——其實是附會——自古以來，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換言之，就是重訂曆法。
據說，夏朝用夏曆，建寅——也就是說以一月爲正月，作爲一年的開端；商朝用殷歷，建醜——以十二月作爲歲首；周朝用周曆，建子——以十一月作爲歲首。
其實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這估計是戰國時代陰陽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論，被儒家吸納後所得出的結果，所以第一個正式因此理論而改正朔的，實爲秦朝。秦用顓頊歷，建亥，即以十月作爲歲首，名爲端月（避始皇帝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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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楚項羽沒搞過類似花樣——或者搞了，但其事未傳於世——一直到漢朝統一天下之後，方纔根據儒生們所請，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劉邦和跟著他打天下的多爲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沒有合適的天文曆法人才，所以仍舊沿用的秦代的顓頊歷。
相關理論，儒生們也是逐漸完善的，逮董仲舒終於基本圓滿，因此西漢到武帝太初年間，才新制《太初曆》，頒行天下。其後的改朝換代，就該王莽登場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邊兒又有一個學究天人的國師劉歆劉子駿，當然要把這禪讓之事徹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漢後就“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醜——至於有沒有新制曆法，史無所載。
根據董仲舒的說法，古來正朔分黑、白、赤三統，於歷則對應建寅、建醜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國祚不長。只是不用一月當歲首，怎麼著也感覺怪怪的，是以中國自東漢復辟以降，大多數時間還是用的建寅——歷代曆法，直到今天的農曆，也纔會被統稱爲“夏曆”。
故此曹魏簒漢後，仍然沿用東漢《四分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後，小年輕突然間又想起此事來了，於是在與羣臣反覆磋商過後，便即放棄《四分曆》，正式頒行《景初歷》——主要是《四分曆》運行一百多年以後，偏差越來越大，已經影響到了農時——並且改用建醜，也即以十一月爲正月。
還是那話，不以一月爲歲首，實在麻煩，所以沒過幾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經過這麼一番折騰，學者們紛紛起而修改舊說，比如王肅就主張夏、殷、週三代互改正朔，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且夏代以前——包括傳說中的炎黃啊、顓頊啊、堯舜啊之類——全是用的建寅。於是傾向於王學的司馬家在篡魏以後，就並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該今日欲命虞喜制歷，隨口就說了：“我晉肇基之時，並未明改正朔。”本來不過拿改正朔之說來給自己編造理由罷了，然而說者無意，聽者有心……
虞喜是聰明人，聰明人就難免腦補。在他想來，原來大司馬是這個意思……晉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纔跟秦朝似的，多災多難，還差點兒就斷了根兒，可見正朔當改。再往深裡琢磨，所謂改正朔乃權宜之計，最正統的還應該建寅云云，這是王肅的主張，而聽說大司馬在關中重用董景道，比較傾向於鄭學……他這是打算通過改正朔來徹底打垮王學嗎？
以裴大司馬如今的權柄，他一旦站出來說王肅所言不對，咱們就應當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會站出來堅決表示反對的——尤其是國家幾至傾覆，倘若把這責任推到已死的王肅身上，是他妄揣經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羣臣無謀，那多簡單方便、喜聞樂見啊——則我新制的歷法不就能夠頒行天下了麼？“歲差”之說就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秘藏，而將成爲學者們的通論啊！
想到這裡，當即俯首，說：“倘若關中實無可修曆法之人，喜願領受大司馬之命。”
裴該終於說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實他倒並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於是否新制曆法，也在兩可之間——終究《景初歷》用了還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估計起碼還能再順利運行個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見到一名科學家，又怎麼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資助甚至於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晉朝對於天文曆法的研究，職在太史，隸屬於九卿之一的太常，關中行臺卻沒有相對應的機構，也不方便新造一個機構來負責修歷。於是裴該便命郭璞行文長史裴嶷，打算暫時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給他調撥資金、安排助手，鑽研天象和曆法。
這純屬一拍腦袋，臨時想出來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當即通過了。不過在裴嶷、裴粹，甚至於荀崧等人看來，大司馬竟然想要更改曆法……則其心不問可知也！
……
荀崧忙著準備貓兒和楊清的婚事，而裴該也於不久後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斷後之功，晉升楊清爲上尉，命其接替陳安，爲樞部掾郭默之副。荀崧還覺得不夠，乃通過朝中舊吏請尚書制詔，拜楊清爲揚威將軍。
眼看婚期將屆，突然間劉隗跑到長安來了。
劉大連原本計劃先去洛陽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裡捏著司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罷免自己和刁協職司的書狀，所行堂皇正大，估計這狀未必能夠告得贏……尤其他過江後先逃去開陽，依附徐州刺史卞壼，卞望之分析過後，也覺得就目前狀況而言，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嚥了……
於是劉隗即請卞壼派人護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長安，好來向裴該哭訴。
裴該聽說劉隗到了，當即召見，然後也不顧劉大連跪在面前哭天抹淚，他就先斥責道：“大連，汝等行事，太過操切，豈有手無尺兵，而欲奪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禍，實屬咎由自取！”
劉隗急忙辯解道：“大司馬在長安，於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門日益坐大，丹陽大王政令幾乎難出建康王府。且北僑南貉，肆意奪佔田土，逼良爲奴，建康幾無可用之兵，府庫亦空可羅雀，實在到了不下猛藥，則痼疾難瘳的地步了！
“當此之際，晚一日釋僮，則江左之病癒重一分，唯恐將來朝廷底定北疆之後，難以於江南施政，國家名雖全而實兩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風險，施此善政，以爲朝廷收攏民心，整理田地、戶口，安收賦稅。倘若今日不爲此事，或許將來大司馬只有發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該聽劉大連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關注的，只要你們別來扯我後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賊，一統中原之後，自可騰出手來，處理江南的問題。但如劉隗所言，如人染沉痾，其勢日益兇險，就怕熬不到自己這慢郎中趕到府上，便要嚥氣……難道自己將來只能如其所言，調兵渡江南下，殺得人頭滾滾，才能解決問題麼？終究都是同胞，又怎麼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聽劉隗又說：“刁玄亮確乎操切，乃奏請於六州之內，遍行釋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纔將他勸阻住了。原希望先於丹陽國內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釋僮客、奴婢數萬之衆，於其中選兵，五六千卒須臾可得。
“且丹陽國內，豪族並不多，也就紀（瞻）、薛（兼）等三五家罷了，名望雖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僑人於國中所置產業，於其亦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更加丹陽大王坐鎮建康，則於國內釋僮，阻力或許不大……
“乃自丹陽始，先釋僮而得兵，並增賦稅，則於明歲可望推行至吳郡、吳興國等處。如此徐徐進取，有望成功……誰想政令尚未下於吳興，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該輕輕搖頭：“卿等既然殺雞，則猴豈有不駭之理啊？”頓了一頓，又說：“且我以爲，此必王處仲惡卿等執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機會，命沈充煽動周札，爲其兵入建康創造機會！”
劉隗垂涕道：“我近日反覆籌思，亦已明此……誰能想到王處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挾丹陽大王！”
裴該苦笑道：“卿等竟不識人間險惡，而仍以爲王處仲是茂弘一般溫厚之人麼？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損其家利益，哪怕只佔其產業的十之一二，彼也絕不肯與卿等善罷甘休！卿等誤矣，本當敷衍、羈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釋南人之僮客，則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驟起叛心，王處仲未必能爲其奧援……”
劉隗無言可對，只是叩首道：“大司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確乎不謹，乃至於連累了丹陽大王，且愧對於大司馬所託……唯望大司馬懲處王處仲，解丹陽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該搖搖頭：“大連，卿亦當知，此非其時也。國家方用兵於北，哪有餘暇去膺懲瑯琊王氏？且此番王處仲有丹陽王調兵之令，堂皇正大，即便朝廷也無從責難……”眼瞧劉隗眼淚鼻涕一大把，怪可憐的，便又婉言勸慰道：“不過，卿且放心，只待平滅羯賊，朝廷自會梳理江南之政，異日必爲卿與刁玄亮平反。”
劉隗連聲道謝。裴該就問了：“則卿今後，有何打算哪？”
劉隗道：“本欲前往洛陽，向朝廷申訴，但正如大司馬所言，非其時也。我只能暫且棲身長安，留此殘身，以待將來爲刁玄亮復仇……還望大司馬垂憐、收錄。”
其實裴該原本對劉隗並沒有太好的印象，因爲在歷史上，司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惜乎識人不明，先用刁、劉，後用庾亮，兩次想搞中央集權都失敗了，導致東晉就此徹底淪落爲主弱臣強、世家用政的局面，直到劉寄奴跳出來殺得人頭滾滾……他此前支持劉隗，其實主要目的是爲了削弱瑯琊王氏的權柄，最好江左政權兩派內鬥不休，那就不會再來掣肘自己於北方行事了。
所以對於劉隗，純是利用。但今日聽對方所言，倒還並非刁協那般志大才疏，卻又剛愎躁進之徒，胸中頗有丘壑。實話說這次失敗，純粹是被刁協扯了後腿，再加上王氏實力甚雄，憑幾個書生之力，確實難以撼動啊。
既然如此，則劉隗貌似還算有用——起碼有過執政地方的經驗，比自己從關西新召上來一些無名士人要強得多了。於是好言撫慰，即將劉隗留在身邊，並且嘗試如裴嶷所言，創建類似門下省一般的行臺機構。
當然啦，其名既不能叫門下，其署也不能叫臺或者省。按照舊例，諸公及開府位從公且加兵者，其幕下置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事督各一人……乃以主簿方門下侍郎，以記事督方秘書監，但使兩者合併辦公，後者主政令的草擬、宣出，前者則主上下政、奏的審覈。
此乃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裴該在收錄劉隗之時，還安慰他說：“王處仲自以爲朝廷無暇南顧，彼乃可肆意妄爲，我卻絕不能如其所願……”
因爲在得知事變之初，裴該便諷洛陽朝廷，下詔建康，給這件事定了性，說周、沈謀叛，罪不可赦，要王敦務必將周札、沈充明正典刑，傳首洛陽。
詔命下到建康的時候，事變已經基本上結束了。王敦既入建康，除去了刁、劉，便命錢鳳前往叛軍之中，寬赦周、沈，命其退兵。本來事情可以完美收尾，孰料朝廷竟要周札、沈充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