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一下“定期性論壇”，它成為一種重要的社交和交流方式，特別是提供了企業家之間見面和建立私人關系的重要場所。一般來說一個論壇有三個功能，即意見超市、社交舞臺、休閑放松。國內目前幾個特別固定的、時間也比較長的論壇如下：
“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每年12月在北京國貿舉行，已舉行了五六年，每年的主題都比較具有前瞻性和總結性，它每年還發布中國企業領袖的影響力排行榜。實際上這個排行榜又推動了大家對于企業領袖的認同感。譬如說2004年是張瑞敏、任正非，2005年是柳傳志，2006年是王石。大家不管這個榜在全國到底有多大，但這個榜非常獨特，由于它的發布，大家自然對于這種企業領袖的認知、追隨、效仿、支持就越來越多，于是就推動了中國企業領袖之間的交流和聚集，以及提升了他們領袖性的影響力。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亞布力企業家論壇是由田園和陳東升發起的。這個論壇是中國企業家的一個草根論壇，已經堅持了六七年，成為中國的企業家越來越重要的一個情結，很多年輕企業家想進入中國的企業領袖層或者重要的企業家圈，一般都是從參加亞布力論壇開始的。
“博鰲論壇”。博鰲論壇是官方的一個非正式的民間外交舞臺，它也慢慢地演變成了一個商業性的論壇，我們俗稱為草尖論壇，即有政府背景或海外背景。在亞布力論壇，中國企業家是主角；但在博鰲論壇，中國企業家往往不是主角，比如說2007年的博鰲論壇，比爾·蓋茨去了，自然他是主角。在這個論壇上，中國企業家會和全球最大的企業家有一個同臺交流和討論的機會。比較有趣的是，在博鰲的論壇中，像房地產這樣專業性的論壇實際上大過其他的論壇。
還有一個論壇性的機構，叫做“數字中國”。由IT界的一些精英企業家組織的這個數字中國論壇，團結和影響著一些新的IT界的創業人士?？缧袠I的第二種形式叫同學會。最近工商界的培訓，特別是商學院的發展很快，培訓非常多。那么各個商學院的同學會就變成了工商人士和企業領袖之間交流的最好平臺，比如中歐商學院、長江商學院，紛紛開設了MBA班、EMBA班還有CEO班。我參加過長江和中歐的CEO班，在CEO班的這些同學就結成了一個同學會。長江和中歐的同學有很多是交叉的，于是我們又組織成立了華夏同學會，將近50人，每年有兩次的同學會活動。這種同學會成為中國最有影響的商業領袖認真研討商業競爭問題和公司間的合作的重要形式。華夏同學會探討的問題比所有媒體、商學院講的都要深。比如，2007年9月份的華夏同學會討論時，把現在所有最重要的IT企業的CEO們，如新浪的曹國偉、百度的李彥宏、騰訊的馬化騰、阿里巴巴的馬云叫到一起，讓他們來談IT企業的未來趨勢。而在中國目前的IT商業活動中，能把這四人弄到一起是第一次，他們平時有競爭，擱在一起老撐胳膊踢腿。這次活動的主持者是柳傳志。
這個同學會有一些很好玩的規則，比如你不來要罰款，罰的款都捐給華夏慈善基金會。每次的同學會都同時匯報一下慈善基金會的工作。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同學會形式。
跨行業的第三種形式是NGO組織，即非政府組織。最典型的非政府組織就是“阿拉善（SEE）生態協會”，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有將近100個企業家參加，幾乎囊括了國內目前最活躍的企業家，一部分是本土企業家，一部分是海歸，還有一部分是臺灣企業家（有20多位）。在阿拉善（SEE）生態協會這樣的非政府組織里，我們通過共同的公益事業，擴大大家橫向的聯系，也促進了融合，在公益事業的舞臺上互相借鑒，相互學習，通過考察，思考并探索如何回饋社會和推行企業社會責任。
最近平安保險的董事長馬明哲成立了一個明園基金，他邀請企業家，包括王石、馬蔚華來做理事。不同的企業家通過大量的NGO和公益慈善組織，建立他們橫向的在公益上的聯系，同時也增加了很多企業家私人之間的溝通。
再有一個就是剛才提到的華夏慈善基金會，由王兵、李東升、朱新禮、馮侖、虞鋒、祝義才等企業家發起，經過三年多的運作已被國家民政部表彰為國內最好的私募基金，目前它已成為亞洲救助先天性心臟缺損疾病的最大的民間基金會。華夏慈善基金會目前已募集了將近3000萬元，全部用來幫助治療先天性心臟缺損的患者，享受治療的目前已超過1000人。通過NGO的公益慈善活動，企業家在履行社會責任、回饋社會方面找到了共同語言，同時也增強了他們之間的合作和相互了解。
跨行業的第四種形式類似俱樂部，它是企業家之間橫向的聯絡和聯誼組織，比如“泰山會”。泰山會已超過10年的歷史，會員不到20人，但是私人感情非常好，每年在國內聚一次，同時在國外有5天的集體休假。泰山會原則上不怎么發展會員，有時候兩年就發展一個。
還有一個“金鼎俱樂部”，是由海航董事長陳峰、科瑞的董事長鄭躍文發起的，是以學習和交流為主要特征的一個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由將近30位中國最有影響的企業家組成，他們每年有固定的活動形式，成員之間也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
再有一個例子，叫“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由劉東華的《中國企業家》雜志發起。這個俱樂部剛剛成立一年，理事會和參加的人員也都是中國目前最有影響的企業家，這個俱樂部未來也將會是一個中國企業家橫向交流、切磋、探討問題和共同發展的很好舞臺。
總之，在最近三五年，中國企業界特別是企業領袖，通過自覺地參與公益慈善事業以及通過政府的渠道來積極配合政府發展、維護行業及市場競爭秩序，已經逐漸形成了他們各自的風格和影響力，并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筑夢踏實
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30年，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已占到了GDP的50%以上，就業人口也超過50%，在國民經濟中影響力越來越大；建立起了很好的機制，同時也創造出越來越有影響的工商企業領袖代表。盡管如此，面對中國龐大的社會經濟以及中國社會的制度轉型，我相信作為工商企業，未來的發展還面臨非常大的挑戰。要使工商企業能夠成為社會持續進步的一方積極的力量，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的事情要特別注意：
第一，工商企業一定要與社會大眾和多數人群有一個很好的合作，更多地拿出時間精力投身到公益活動中，因為公益本身就是關乎大眾的事情，比如環保、安全、治安、教育、醫療等。長期在競爭中，工商企業有效率并且有一定的財力，能通過公益組織、公益基金，回饋社會、表達善意，對其他人群進行扶助、關愛，使工商企業更好地在社會上扮演一個積極和正面的角色。
第二，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參與慈善活動，不應作秀，而應是真誠的、持續的、認真的，不光是捐錢，更重要的是捐時間和精力、捐個人的經驗和能力。很多商人做慈善只停留在捐錢上，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對商人來說拿錢是最容易的事，但社會其實最需要的不完全是商人的錢物，而是商人的時間和精力。所以我覺得華夏慈善基金最大的好處就是持續地要求大家捐時間、捐精力，而且每個人都要負起具體的責任。比如我負責西北片，我每年都要負責籌到至少100萬。有一次，我從中午吃完飯開車一直到晚上8點才到達一個農民家庭的窯洞，看望他家生病的孩子，等我摸黑回到西安已是半夜一點多，那一天我差不多十幾個小時都是在車上。我認為這種親身參與非常重要，能為社會更多地付出，來幫助弱勢群體，關注目前社會、國家還沒關注到或關注得不夠好的地方，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況。
第三，工商企業應該更關注自己的環境，因為工商企業一方面是建設者，一方面也會成為破壞者，比如造成污染、產生建筑垃圾，包括發生交通事故、生產事故。我們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一部分社會環境的惡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更多地關注社會環境，不要因為我們的發展、我們的建設、我們的經營、我們的利潤，而使生態環境、居住環境惡化，這樣我們才能贏得更多的社會理解和支持，以及我們周邊環境的配合。所以，關注環境和生態，對于企業家來說，是贏得未來良性發展與社會尊重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第四，我覺得要關注社區。一個企業家，即使你再偉大、再有貢獻，你畢竟要回到一個地方，要居住在一個地方。作為工商企業的領導人，你居住在一個社區里面，應該發揮很好的作用，參與社區的建設，包括社區的綠化、自治、選舉，包括對物業、安全、保安、社區醫療、社區教育進行管理等等。如果一個企業家，能夠在這四個方面都很好地去努力，那么我相信工商企業在經濟發展中，會得到社會越來越多的正面肯定，也會得到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積極支持。我覺得這是與社會很好的一個合作。
第五，就是工商企業要更積極地、主動地與政府合作，以此來保證經濟發展，跟國家經濟戰略合拍，以保證國家安全、宏觀經濟的穩定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六，隨著中國的社會管理體制逐步民主化、法制化，與政府合作實際上已經成為未來社會進步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類型的機構、組織，從村、鎮、縣等各級組織的選舉也會比較多樣化。那么在各類的選舉中，工商企業會有一部分人能參與到基層選舉，通過基層選舉擴大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和管理。這是與政府合作的第二個方面。
第七，實際上是民營企業，特別是工商企業領袖，在未來應該更好地去建立財富的合法性與道德優勢。過去第一代民營企業在社會生活中，一方面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則受到社會各個不同角度的責難和批評，這實際上是比較正常的。其中的原因我們在書里已經討論過了，是因為所謂“原罪”。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普遍現象，在第一代創富階層中，他們的財富的合法性總是會受到社會質疑，以至于他們在道德上是個矮人，對社會責任很難承擔更多，而往往要用幾代人的時間來改變這種狀況。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30年了，工商企業最有影響的領袖現在已接近60歲，甚至更大。未來的工商領袖和工商企業領導人應該已經克服掉最早這一代企業家的先天不足，第一沒有“原罪”，第二他們會在一個法制的環境下，積極納稅，創造陽光的財富，而陽光的財富容易得到社會和未來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從而讓他們在社會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隨著改革開放這30年，參與財富創造的企業家的人格特質、文化素質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的人格特質有很大改變，道德上有很高的修養，人格上也越來越趨近于正常和完美。我覺得未來第二代、第三代新的企業家，特別是他們的企業領袖，在擁有財富的合法性和道德優勢之后，在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生活和社會文化方面，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將會塑造和影響中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