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南德公司由于組織文化的混亂，公司架構也混亂，做事也完全沒有章法，常常根據臨時需要這兒注冊一個公司，那兒注冊一個公司。從今天的觀點看，南德總體來說不太像一個正規的公司，投資公司不像投資公司，貿易公司不像貿易公司，生產企業不像生產企業。我覺得這跟牟其中的價值觀和他的經歷都有很大的關系，這也許就是所謂的歷史局限性吧。
“一生愛錯放你的手”
每個人做事情總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給我最大的震撼是一個人可以沒有道德感。所謂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壞，這個事兒能做，那個事兒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大家認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來毫無心理障礙，這也許就是他強大的地方。有這么一個故事，留給我很深的印象。當時有一個人事主管李女士，曾演過電影，應該說是挺有模樣的。南德當時正開拓俄羅斯的業務，就派她去了俄羅斯；在這之前還有一個叫田時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羅斯，并且是那邊的負責人。有一天李主管突然回來了，她一進牟其中和我的辦公室（當時我和牟在一個辦公室面對面坐著辦公），就把門關上，沖著牟其中嚷嚷：“牟總，怎么回事？我一回來，人家都說田時堂強奸了我。沒有這事呵！到底是誰造的謠？”老牟很冷靜，隨口丟給她一句：“是呵，是沒這事，可不這么說，怎么搞臭他呢？給你發點兒錢，你回去休息吧。”我當時心里十分震撼，心想這人怎么這么沒有道德呢？后來我才發現，他每天上班的習慣是拿一張紙，把今天要做的事寫幾條給我，我作為總辦主任拿這幾張紙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謠言正是他親自創作而由我幫他傳播開的。現在回想起來真有些哭笑不得。
這件事，讓我聯想起那份之前由我起草的開除田時堂的文件。寫的時候，老牟正好站在邊上看，他叫我把時間往前提一個多月。我那時候比較單純，也不懂往前提一點兒是什么意思。后來才知道，那個時候有關部門要來偵查；把田時堂安排在更早的時間被開除掉，這樣他做的事就得個人承擔，公司不就沒責任了嘛！而且還要說這個田時堂是個壞人，他不僅強奸女人，還犯了很多錯誤，公司早就給他開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沒關系。我是到后來才明白，栽贓強奸女人，原來是為了保公司平安。
第二件給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辦公的時候，突然就聽到門外有人在喊“董朝凱跑了”。董是什么人呢？是管資金的人，他跑了，那還得了?！于是我又組織人又派車到機場去抓，同時向公安報案，折騰了一陣還沒逮住，讓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員工開批斗會，揭露說這個人原來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錢卷走了，組織員工對他進行大肆批判、揭發。報案之后，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
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辦公司的時候，有一天在一個大排檔，突然看見董朝凱，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壞人，當時還猶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訴老牟抓他呢？還是裝做沒看見，走了算了？正猶豫著，沒想到董朝凱看見我了，開始大聲招呼我，沒辦法，我只好過去。朝凱問我：“干嗎呢？”我說：“我也到海南來了，我自己干了。”他說：“好玩，那就坐會兒。”我一坐下就小聲問了他一句：“你怎么還不跑，老牟到處抓你呢！”他說：“你甭信那個，老牟演戲呢！”我問：“演什么戲？”他說：“都是說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真跑我現在還能在這兒待著嗎？他老牟怎么不來抓我啊！”我一想還真是的。原來他們是有默契的，后來慢慢我才咂摸出味道來。當時董朝凱管資金，恰逢南德借銀行錢還不了，有壓力，這時候老牟就來了一個“捉放曹”，讓小董跑了，然后一舉報，這樣公司就沒事了；對田時堂也是如法炮制，將麻煩變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銀行就沒法催要了，這樣也把銀行的債賴掉了。
作為一個企業，到底道德的底線應該在哪里？在創辦萬通時，我和功權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們認為，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則無法凝聚人心、把事業推向成功。
牟其中有很強烈的政治情結。他快70了，他這一代人有政治情結是很正常的。在那個年代，沒有政治情結的人是壞人，有政治情結的人大多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老牟在“文革”的時候曾寫過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探討中國的命運；開始做生意，然后又不停地研究社會經濟變革。應該說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種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質。但為什么他這種政治情結會失敗呢？我認為，他的政治情結，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表現出明顯的錯位。既然是一種政治情結，也必定有它的邏輯，不能錯位，錯位就會鬧笑話，甚至招致滅頂之災。
比如鄧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幫人來祝壽，我不知道這種做法在西方會怎么樣，反正在中國，人們就覺得很怪——給鄧小平做壽，是黨內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與恩榮。你一個勞改釋放犯、小商人在自家里大操大辦的多邪性啊！他特愛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關系、中俄關系，這些事情也不是你一個企業家該操心的；如果一個老板沒事去管中美關系，管臺灣問題，那也屬于錯位了。他這種“位”不單是錯，還叫人惡心，這就好比一個鄉下的小伙子牽一頭豬到城里來追一個女孩子，他的確有誠意，他對姑娘說“我愛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財產都獻給你”，他要獻出的就是那一頭豬。他是真誠的，他一點兒都沒錯，他也沒騙那位姑娘，他真是獻愛心來了，而且他可能對她負責，為她赴湯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會覺得惡心，恨不得一腳把他連豬一起踢得遠遠的。這就是錯位，也可以說是錯愛，這位農村小伙子在別人的心里只會添堵，會惡心，就不會舒服。
我認為牟其中在政治情結上全部都是錯位的，就像這個貢獻了豬的小伙子。他被判過兩次刑，還有一次差點兒判死刑，邏輯上說有怨言是正常的，發點兒牢騷，甚至說兩句過頭話，這都正常；可是他天天說他愛黨，比誰都愛黨，這就讓人覺得不踏實，而且覺得不可信。我認為他的政治情結本身不應該說有錯，但是表達的時間、地點、方式和對象是有嚴重的問題，有一首歌叫做《一生愛錯放你的手》，這個名字有兩種解釋：一生愛、錯放你的手，就是悔不當初，不該讓你走，為愛負疚；再就是一生愛錯、放你的手：后悔愛你，打發你走。老牟這個事兒就叫一生愛錯，被人早早撣開了他的手。一個企業有社會責任感、關心一下社會上的事情是無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結隨著年齡、歷史沉淀下來，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達的方式、時間、對象都不對，真誠的事情就變成一個惡心的事，最后被推開，攆出局。
你不懂什么是饑餓
牟其中有超強的毅力。當時已經五六十歲的人了，堅持冬泳。他的毅力也表現在他的政治情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上。在面對危機時，他從來都是賭在領導批示上，賭在政治翻案上，賭在政治領導人的身上，因為他兩次坐牢出來，都跟大背景的改變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關。所以他一遇到事，思維定式就往這方面想，從來不反省自己是不是真錯了。政治思維上的慣性，導致他一有問題就去找領導人，希望弄個批示出來，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夠有領導人給他翻案。實際上這一代人都有這個特點，最近娃哈哈的宗慶后也是這樣。宗慶后自己10年前簽了一個讓他今天看起來感到吃虧的合同，于是不斷違約，私底下再搞一套。
老外今天要打官司追究，他也跳起來了，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能受欺負”。宗是私人企業，他把那些財產都挪到外面，由自己家族控制著，卻說中華民族不能受八國聯軍的欺負。生意人，答應了合資，合資后商標在合資公司的管理下使用，老外提的這些要求沒有錯，你也同意了；當時缺錢，人家給了你錢，結果你卻背著人家，在合資公司外又弄了一堆企業，都是娃哈哈品牌，也不跟人家說；現在人家老外提出來讓你把外面這些企業賣給他，以后商標還是統一使用，你不干，然后就說人家欺負你。人家那是國際慣例，全世界的商家都是這么做的，人家投了資，肯定要進行商標管理！宗慶后也屬于將政治情結和解決危機的方式非商業化的一代人，他們用民族情緒，去跟人家做商業上的博弈，由于他們有超強的毅力，表現出來的非理性和非商業的行為就特別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經一起去陜北，開的是一輛價值4萬塊錢的漏風的破車，開了兩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點鐘，天麻麻亮的時候，我們停在了汶水縣云周西村劉胡蘭家的邊上。我們當時餓極了，就咣咣咣砸老鄉的門，砸開以后，我們讓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鹽啊醋啊之類的調料端上來。當時飯桌邊上還睡著人，我們都嫌臟，吃不下去，老牟卻吃得倍兒香。這頓飯大概花了我們十幾塊錢。上車以后，我們都覺得勉強飽了，老牟就說：“你們不懂什么是饑餓。坐牢時最大的煎熬是饑餓，不是疼痛。一進去先餓你個5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們要懂得忍耐。他饑餓過、忍耐過，所以他說他現在吃什么都特香。
那時候是12月份，北方最寒冷的季節。我看見他只穿一條單褲和絲襪，腳脖子都露著，就問他冷不冷。他馬上就說：“你們不懂什么叫寒冷。”他說，坐水牢并不是給泡在水里，而是地面上有水，人坐在凳子上，頭一昏，稍不留神就掉地上了，泡在水里，但又淹不死。他說那個冷啊才是最冷的。“我在那里坐過，我都體會過了，所以你們不懂得什么叫寒冷。”他經歷過特別的牢獄生活，饑餓、寒冷，都是他修完了的課程。所以這一路上他不斷地跟我們講這些，讓我強烈感受到他身上超強的毅力。
牟其中特別愿意讀書，并且讀過很多書。關于上大學，他自己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考試沒考好，沒被錄取；一種是被錄取了，因為出身不好，沒去成。我從不懷疑他會很用功讀書，我們也經常在一起聊一些讀書方面的東西，他特別愿意跟一些有知識和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在一起聊天，應該說跟牟其中聊天是一件挺快樂的事情。
牟其中是個蠻霸的人。他五十多歲還能打架，還時常沖動，要動拳動腳。我剛去南德的時候，有一次去白洋淀，他就在一個島上跟人吵架，一吵架他就興奮，拿著個大棍子就想掄。后來他得意地跟我說，前一年有一次他在香山吃飯，為搶一個凳子，他一拳把人家牙給打掉了。他骨子里有一種特別蠻橫和霸道的作風，叫蠻霸。這是他性格當中非常出位的一種東西。
牟其中作為普通人，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在我離開他之前一段時間，他母親病了，住在北京309醫院里。我跟他去看過他母親幾次，就我們倆，他在他母親身邊，表達的情感和普通人沒什么兩樣。他給我講過很多他母親的故事。他母親在跟他父親之前，是一個下人（傭人），跟他父親的時候，身份相當于我們今天說的小老婆，他一直是在一個被人歧視的環境里長大的。1949年以后，他父親牟品山也受到政府的懲處。他坐牢的時候，他母親在崎嶇的山路上邁著小腳給他送飯，所以他一直對他母親特別感恩，當他母親去世時也非常難過。開追悼會前一天，他信手寫了一副對聯，讓我貼上，后來我才知道，這個對聯最早是曾國藩寫給母親的，上聯是“一飯尚銘恩，況曾保抱提攜，只少懷胎十月”；下聯是“千金難報德，即論人情物理，也當泣血三年”。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見老牟哭。我發現他作為普通人，對于母親的感情是很真誠的。
牟其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作為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很具有標本意義。一個人在一個時代中能夠迸發出的光芒，其實也就是這個時代的光芒。所以，我覺得解讀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明白一個企業家的命運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個時代的背景下才能發光。你所能做的事業一定取決于制度空間的大小，你個人的品質再好，能力再強，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間相容，你才能夠很好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