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你”形象不統一,所以老打架,你的是非在這之間折騰。西方人的快樂源自于對自己的看法,中國人的快樂絕大部分來自于別人對你的看法,所謂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跟中國文化有關。舉個例子,比如一個年輕女子,她尿急,路過天上人間,就跑進里面的洗手間,10分鐘后出來了,恰巧被鄰居或同事路過看見,問她:干嗎呢?女子說:我在里面方便一下。她說的原本是事實。但路過的這個人心里暗自言語:這地方也敢來,現在真是世風日下,年輕人什么錢都要掙。于是回到單位或街道就開始議論。
女子就奇怪了,大家怎么都說我的閑言碎語?我沒去坐臺、沒做壞事,我就去下洗手間,怎么就解釋不清呢?大家從此用異樣的眼光看著她,最后她陷入極大的痛苦。終于有一天,女子找到散播謠言的人:“你怎么到處說?”對方說:“我沒說什么,不做賊你心不虛,你不是那種人你急什么?”于是她再次陷入中國傳統的是非之中。所有人的評價和她自己原來的本質差距越來越大,最后只有兩個辦法能解釋,第一自殺,以死明志,這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為什么有這么多婦女投河、上吊的原因。自殺以后別人還會說:“沒干就沒干,犯不著這樣啊,年輕人也真想不開。”弄得自己里外里都不是。再一個可以解釋清白的做法就是殺人,把說是非的人干掉,干掉以后,法律上念其事出有因,可能判死緩。當年在新疆建設兵團就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一個女職工為此拿槍殺了好幾個人。
在人世間你內心有是非,外部有是非,于是就滋生很多痛苦。如果一個人能做到不算小錢、不算時間、不講是非,就幸福了,就自由了,就快樂了。比如說當別人說你是王八蛋的時候,你不在意是非,甚至哪怕像阿Q,說孫子才是王八蛋,完了也挺快樂;當別人打擊你、詆毀你,說你是非的時候,你不以為然,你甚至用自己的是非駁斥他,你該做什么就做什么,這樣你也會快樂。
所有的自由來源于內心的自由,其次才源于你的物質手段。你有一定的錢,可以去旅行,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可以滿足你基本的物質狀態的幸福。幸福還分物質幸福和人際關系的幸福,人際關系的幸福在于有歸屬感,被承認、被愛和被尊重、被需要。人際關系的幸福一旦被是非破壞,就不是錢能解決的了。一個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要獲得自由的狀態,內心要自由,也只有內心自由的人才可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幸福。小錢可以獲得物質狀態的幸福,時間可以讓你這兩種幸福都能自由地伸展。
幸福與道德
剛才已說到了,一個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來源于別人對你的看法,特別是在中國。中國不光是一個特別道德化的社會,還有一個特別戲劇化的人群。所謂戲劇化,是說每天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有一套程序,你要扮演好每一個角色,合乎程序大家就給你正面評價,不合乎程序就不給正面評價。中國是熟人社會,中國人所有的行為模式都在倫理范圍內,有規定的居住形態,比如村落、城池;熟人社會最大的約束是倫理約束,不是法律約束。剛開始做生意那幾年,我睡在地鋪上,有很多人進來打量后說:怎么這么困難,需不需要幫助?但接下來就會有一個評價:黨培養你這么多年,你不去做科研,變成個體戶了!這是個道德評價,讓人聯想到荒廢學業,拎著包在外面亂跑的意象。當時聽到這個評價我內心很不安,雖然我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對的,但畢竟每天晚上走進中央黨校大院的時候,當別人捧著書在搞所謂科研、在走道里坐著吃食堂發的魚和肉的時候,我從外面黑燈瞎火地摸進來,會感到一種異樣的眼光帶來的壓力。
最近我們到哈佛進修,聽5天課,我們這個班叫做中國工商領袖什么什么班,邊上還有一個國企班。后來一起聊天,國企班就有人說:不就是個體戶么,也成了領袖了?雖然我們這些工商聯的企業家內心非常強大,不會在意別人怎么說,但的確也清楚社會對我們有一個固定的看法,對私人企業、民營企業是輕蔑的態度。但是事實上,自我行為能力特別強的人習慣不斷地用自己的眼光來評判世界、剪裁世界、征服世界、改造世界,別人越這么評價,他越興奮、越有斗志,而且他在與人斗的過程中非常有樂趣,他希望改變這個社會的道德方向,愿意把一個新的道德觀念加給別人,就像近代史上的一些政治強人們那樣。
當自己的行為和社會的道德評價不一致的時候,多數人會懷疑自己,猶豫、自責、改變、陷入痛苦。經常聽到的年輕人早戀問題,老師只是聽說了一些風言風語,就把學生叫來談話。可能這件事原先并不存在,但是大家在議論,這個男孩沒辦法,于是跟這個女孩子傾訴。這個女孩向這個男孩子尋求溫暖,最后就真戀愛了,或者其中一個由于抵御不住這種壓力自殺了,然后另一個很痛苦,從此敵視、對抗外部環境,今生就沒有幸福了。
最困難的是轉型中的社會,是非觀念也在轉型。現在我們身邊至少有三四套道德觀念,西方價值觀念、中國傳統道德觀念、思想、教育。這幾套道德觀念讓你有時候也會不知所從。但社會轉型也帶來一個好處,因為大家居住越來越分散,比如新買一個房子,誰也不認識誰,這時你的行為別人看不見也不議論。道德唯一的約束是熟人之間的輿論壓力,當你感到不幸福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解決辦法就是進入生人社會,大家用法律約束,不用道德約束,這時焦慮就會很少。如果我還住在中央黨校大院里,我的壓力會很多;現在住在新的社區里,沒有什么是非,壓力很小。要是到了國外,那就更沒有熟人,也就更沒壓力了。